一、鄱陽的水神不僅是人物神、外來神，而且不再是人格神。鄱陽水神祀奉的，多的中國特色的民間諸神，甚至多到全縣各地，各以自己的鄉俗奉出一個神靈，而這些神靈多半與水相關，或有過水上救助行為的，或因溺水而亡的，死後便奉之為水神。帶普通性的主要有：屈原、長江三水府中的定江王、金龍四大王、楊泗將軍、晏公、蕭公爺爺等。這些水神中除屈原為大家熟悉之外，其他的可能不一定清楚。先說定江王，至今隻知道他的傳說，不知其為何人，就其定江王的神名，顧名思義是江神，全稱為中水府濟遠定江王，唐初風送王勃到滕王閣的，就是這位尊神。朱陳鄱陽湖大戰時，助過朱元璋，鄱陽湖的老爺廟有他的神位；金龍四大王為浙人謝緒；楊泗將軍至今沒有定論，之中有種說法，說他就是當年被嶽飛圍剿的楊麼；晏公為元未文錦堂長晏戌仔，臨江人；蕭麼爺爺為蕭伯軒，新淦人。此外，如蓮湖慕禮有位當地祀奉的汪大帝，據說是一位溺死的徽州人；又如內青的北大帝，像這樣的情況鄱陽很多。
二、不少水神是明朝敕封的，明朝時鄱陽建的水神廟也多。金龍四大王、晏公爺爺、蕭公爺爺這些人之能成為神，多半與朱元璋有關，而且都是受他敕封為神明的。在《鄱陽縣誌》(民國稿）的石王山廟條中，附有這樣一段話：“曆代封神，以明代為最濫，著於《明史》禮誌者，斑斑可考。本縣為明太祖曾經行幸之地。朱陳鄱湖之戰，史稱得於神佑者為多，封神之說，亦以本縣流傳最盛。”這段話盡管說明了鄱陽在明朝時神靈信仰的狀況，但並不知道不少神已在江南廣大地區落戶。如上麵所列舉的水神，早在鄱陽之前，便在長江沿岸和江浙出現。這些水神又差不多從明朝開始，便落籍鄱陽鎮及周邊地區，像管驛前的晏公廟、高門的七勝廟、石灰巷的楊泗廟、雙港龍王山的龍王廟、南門河邊的屈原廟或稱水府廟；建在柴家巷口，同為祀屈原，卻作稱公公堂的三閭廟等等。
三、不少庇護神的功能由保境安民向水神功能轉換，即使是商家，也都把祈禱水情擺在第一位，數張王廟最典型。張王廟祀奉唐朝的張巡，有人說是祀張士誠，這是不準確的。張巡生於公元708年唐中宗景龍二年，公元735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高中進士一甲，為探花。後受奸相李林甫排擠離開京城，先後任河北清河、安徽亳州、河南鹿邑縣令。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範陽節度使安祿山造反，張巡因抗安祿山屢立戰功，升為禮部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成為朝廷四品官員。張巡是在公元757年肅宗至德二年的河南睢陽保衛戰中，不幸被俘而遭殺害的。此後，他與其部下許遠被人們奉為安境保民神，並且廟立全國各地。明朝以前，鄱陽就有張王廟，後坍圯，公元1410年明永樂八年，知府李益重修，以後屢圮屢修。為什麼說張王廟不是祀張士誠？因為朱元璋這人心胸狹隘，對他的敵手從來都是恨之入骨的。江浙富人幫了張士誠，他登位便將這些富人移民到濠州種田，並且不準返鄉探親；鄱陽湖以西的人幫了陳友諒，結果以加重賦稅來懲治。如果鄱陽人將張士誠奉為神靈，能會有好果子吃。事實上從明朝起，地方官不僅大肆宣揚張王菩薩，而且使他的庇護功能逐漸地得到改變，因為商市的東移，水碼頭的延伸，船家對有求必應的張王菩薩有了新的乞求，以致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張巡被加封為“江西鄱陽湖顯佑安瀾之神”，從此名正言順地正式司起了水神之職。
四、龍崇拜逐漸淡化，從自然信仰、動物信仰到人物神，實用性越來越強，功利色彩越來越重。照道理說，龍崇拜是我們中國水神崇拜中的一個普遍現象，然而，明朝時的鄱陽人卻淡化了對龍的崇拜。鄱陽的龍王廟本來就不多，上規模或名氣稍大點的鄱陽鎮有黃龍廟，雙港龍王山的龍王廟，如果把帶龍字的都算上，凰崗還有座龍居寺。實際上真正祀奉龍王的隻有兩座。為什麼會對龍的敬畏減弱呢？這是因為龍隻為公共神，而每個鄉鎮、村落開始興起了地方神，大村有大村的福主，小村聯合起來造廟供出自己的福主。中國民間諸神的色彩，在鄱陽越來越濃。這種現象的產生，歸結起來還是與洪武皇帝分不開。中國曆代王朝的開國皇帝，都自封為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都是會受到神祗庇護的。皇帝都如此，老百姓能不效仿。實用，目的就是讓神走進百姓，以使偶像的作用更好地發揮。於是鄱陽湖畔以水謀生、水中求財的貧苦老百姓，似乎又多了一個靠山，多了一份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