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傳承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增強了滲透力，壯大了生命力，所以能沿襲到今天。
明朝的士人和幾個典型人物（上）
進入明朝，鄱陽正式入榜的進士前後有63位，薑金和考得最好，嘉靖二十九年庚戊科唐汝揖榜探花，也就是說按照朝廷規定，屬一甲即進士及第，名列第三；第二名即榜眼叫呂調和。盡管如此，明朝鄱陽的進士與江西進士總數相比，人數要少得多，明朝江西進士為2690人，鄱陽隻占當時總數的2·3%。不過，除進士之外，舉人的名額還可以，除考上進士的還有124人。加上薦辟入仕的，包括賢良、明經、人才、老椽等名目在內又有100人，這樣算起來，取得做官入場卷的一共有287人，總體數字還是可觀，多少體現了一點大縣地位。
由幹明朝鄱陽的進士少，進入上層的概率地低。舉人和薦辟人雖然有這麼多，他們畢竟資格不夠。所以很難有個把宰相副宰相出現。明朝官職最高的是童軒和餘祜，童軒為景泰二年辛未科進士，成化六年的南禮部尚書，從二品。明朝設兩個六部，北京和南京，朝廷在北京，為北六部，是實職。而南京是朱元璋立都的所在，像征性的機構，屬虛職，是隻享受待遇的榮譽性職務。餘祜為弘治十二年己未科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從二品。明朝那多鄱陽人，又都做了哪些官？基本上是地方官，品級不大高，運氣好點的是知府，知縣或相當於這個品級的多點，地方幕僚占的職數也不少。
就當時的教育情況看，那時鄱陽的教育並不落後，府學、縣學、私塾同時並舉，另外還開辦了“白雲”、“忠宣”、“浮洲”、“菁莪”、“裏仁”、“芝山”6座書院。除“菁莪書院”為淮藩家族書院之外，其餘5座全都麵向社會。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麵呢？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明朝的科舉製度，設科多，錄取進士比例大，中舉後沒有官做的概率也很髙。第二，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人們腳下的路寬了、多了，能富即貴，不一定非要求得功名才能富貴。相反，對功名看得重的倒是貧寒家庭的人，以求得一官半職改變自己或全家的命運，如同現在走出農門。第三，明朝到了中後期，由於財政入不敷出，有錢能使鬼推磨，考不上功名同樣能買得到官做。此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明朝因為朱元璋的專製，給後來他們的子孫帶來了很多的隱患。從表麵上看，朱元璋為子孫後代的承傳皇位打好了基礎，凡是開國有功的，或在他眼裏有能為的，都讓他殺的殺，害的害死了，結果為宦官當權創造了條件。朱元璋滿以殺了功臣，就替子孫辦了件好事。沒想到這事辦得糟糕。他死後第四個年頭，自己的兒子奪了法定孫子的王位，朱棣以靖難之役當上了皇帝，之造成這種局麵，是因沒有老臣、重臣站出保駕。從此以後，朝廷的亂，在人們眼底是朱家王朝自巳內部的事，也就不願學狗咬耗子。自洪武、永樂皇帝之後，朱家敢做敢為的子孫，都當不了幾天皇帝，胡而混之、不理朝綱的，反而順順利利地“萬歲”幾十年。可想而知，皇帝不理國是，宦官為非作歹，首輔重權在握，奸臣獨攬專權，官場風雲譎變，買官鬻爵成風，腐敗日漸加劇。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從小受平民文化熏陶鄱陽人，一直接受著謀生容易，安土重遷，小富則安環境的影響，因此有著好爭是非曲直，無心精於權術的習慣。就是在商品經濟大潮下，並逐漸樹立了工商為本的觀念，仍沒有拋棄長期過緊日子的傳統，就把堅持以道德為立身準則，以誠信為處世待人信條，又不願意放棄“有時當作無時過”的“美德”，其前途當然可想而知。盡管如此，這些多少還算是能應付官場的，至於一些不諳事體者，不僅失意官場，更有甚者，反落得家破人亡，株連九族的下場，這之中最典型的是胡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