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應麒，字道征，縣城東門口一帶人，公元1569年明穆宗隆慶三年戊辰科羅萬化榜進士。曆任廣西督學、四川參政、湖廣巡撫、南大理卿、兵部侍郎。從官的職務看，在明朝他是僅次於童軒、餘祜的一位，正三品，相當於副省部級。如果說做官的機會，劉應麒屬於比較好的，他在賜進士出身之後，被選作了庶常官。庶常官又叫庶吉士。雖然這隻是一個九品官，而且不是實職，但前程無限。因為一旦被選中為庶吉士，就是通常說的點了翰林。他們先是留在翰林院，研究曆朝經籍典故、治國用人之術，以備日後晉升為侍讀侍講，作為皇帝顧向的儲備人才。在明朝，自永樂至隆慶的一百多年間，進入內閣的81位大臣，絕大多數是庶吉士出身。其實，劉應麒在翰林院庶常館的三年學習期間，成績一直優越，不到三年就提前授予了禮部主事，無奈命運不濟，穆宗是個短命皇帝，在位僅僅六年便嗚呼哀哉。穆宗在位時，髙拱、張居正輔政。高張兩人不和，下屬的日子可想而知，劉應麒隻得走人。然而，劉應麒在官宦生涯中，光明磊落，清泉廉潔，不畏權勢，很有氣節，所到的地方，都留下卓著的官箴。尤其是他的清廉，深為百姓感歎。劉應麒是鄉土情結最重的人，早在辭去廣東督學之職後，便致力編修《鄱陽縣誌》。公元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他主修成稿的《鄱陽縣誌》，為後來鄱陽人留下了豐富的曆史資料。他的著作《芝陽集》，謳歌了家鄉的山山水水。
占時雨，字霖臣，崇禎七年甲戌科劉理順榜進士，鄱陽鎮東門一帶人。這人因為英年早逝，官職做得不怎麼大，當過監察禦史、貴州提學。在貴州任上，正值藩臬缺官，他身兼數職，積勞成疾，病卒於官。占時雨對鄱陽的最大貢獻，是在他的精心謀劃下，在北京設立了“京都鄱陽會館”。這是鄱陽第一所最高規格的駐外活動場所，原在前門外河埂打磨廠新開胡同。入清後，在鄉人、在順治九年進士史彪古帶頭捐助下，遷址西河沿柴兒胡同，並以“日邊芝彩”匾額，象征鄱陽人的形象。
在結束談明朝鄱陽人的話題之前，借此機會說件既是題內又是題外的話，最近，有人問我，為什麼鄱陽自古至今，沒有出過一位貪官？這問題還真的將我問住了。就所接觸的資料，無據可稽，從推理來看，又不是沒有可能。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時候，在網上瀏覽到一篇江西學者方誌遠與胡平的對話帖子：《一段曆史、一方水土與一方人》，文中居然有了我無法回答的答案。文章主要談明朝的江西，並涉及到官本位問題，裏麵有這樣一段話：“做官了，自然便能發財，小官發小財，大官發大財……在嘉靖時，嚴嵩之子嚴世藩，就與人搞出來一個排行榜，榜上有十七家，都是家產在100萬兩銀子以上的大戶，其中有他自己嚴家，還有錦衣衛都督陸炳家，這兩家顯然是通過權勢發家的。接下來是兩戶晉商一戶徽商。明前期，官員們退休囬家，如果有誰搞到了銀子，多帶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們斥為貪官。到了明後期時，哪個退休沒有搞到銀子，不能蓋起高宅深院，那是沒有本事的人，鄉人都瞧不起。這說明這時候的官員已經敢於先讓自己富起來，而且公開露富，社會風氣發生了深刻變化。”這是原文，文章是指江西，不知有沒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