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清朝
公元1645年大清順治二年清兵過江，淮靖王之後——淮王朱翊钜之子朱由桂，一把火燒掉了淮藩府，逃往福建不知所終，“郡人以城相附”，鄱陽從此歸入了大清。這個時候的鄱陽，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爛攤子”。她的狀況，可以用八個字概括：民不聊生，滿目瘡痍。公元1650年清世祖福臨順治七年，饒州知府翟鳳翥履新時，據實奏告朝廷說：“河東翟鳳翥以秋官出守，至則城郊、官廟、衙署、民廬，一望瓦礫”。又過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8年清康熙七年，新府守王澤洪接任時，用郡丞範文英的話說，府衙仍是“仰視禮殿穹窿就圮，且瓦椽半落”。他們承認，“饒郡前此頗稱沃壤，凡堂署公廨，肅然齊備，自兵燹之後，二堂皆為灰燼”。至於縣衙，那就更慘，公元1677年清聖祖玄燁康熙十六年農曆八月十六日，縣令王克生上任時，“隻見縣治僅一塊亂址，立木數竿，覆以竹席，風雨則不能登也。堂廢於明末，官與政俱廢。民困於賊者，反複數十餘年。縣無堂，堂無官，官無民，民無居矣”。於是“因循至今，廢墜未振。雖雲淳龐之世，茅茨不剪，然亦須風雨攸除，前令以民皆瘡痍，官不得不蓬蓽耶。”我們想想看，堂堂縣衙，隻剩下東倒西歪的幾根柱子，而且時間長達二十多年，老百姓的處境更可想而知了，這就是大清初期鄱陽的景況。
照說，明朝末年北方多事，南方稍安，鄱陽應該過得去，何況大清取代朱明王朝，也是老百姓期待的事。因為朱明皇帝荒謠無度，苛捐雜稅不斷加據，老百姓早已對明王朝喪失了信心。所以，當清兵入關，大清帝國建立時，整個的長江之南的人民，對明朝的滅亡並沒有多少的眷戀之情。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清兵占據江南以後，鄱陽反而戰事不斷，以至出現這種殘敗局麵呢？
當時的曆史背景是這樣的：滿清在北京宣布了王朝建立，而且由北向南不斷擊破明王朝、李自成、張獻忠等多股較大的抵抗勢力。雖然，明王室的後裔，在南京被遺臣們推舉成了南明政府。但南明政權也很短暫，這時複明的浪潮看起來不減，卻都勢單力薄，長江以南地區，很快成為清廷治理範圍。讓人意外的是，人們正準備接受清廷統治時，一股新的反清情緒再次掀起，就連鄱陽和饒州地區也沒有平靜。從大範圍看，在江西，先是有朱明後裔——當年的三藩王之一、益王之後舉兵抗清，接著九江李含初、德安郭賢操、南昌舉人胡海定聯合德興董氏起兵攻入婺源。鄱陽和周邊地區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順治二年，樂平吳士玉、何長庚率眾反；順治四年，徽州人吳惇信、王紘嘉等聚集反眾在樂平、浮梁、婺源一帶抗清；順治五年南昌的金聲桓、王德仁占據豫章反清，饒州守將潘永禧占領鄱陽縣城響應，並牽掣餘幹……直到康熙帝登基之後，這片土地的人仍沒有停止反清的武裝鬥爭。公元1674年康熙十三年，城守參將程鳳，在十九個士兵的脅持下反清，前後五個多月；康熙十四年，又有一批反清人士趁府城駐防兵力薄弱的機會，從靈芝門破城，這次反清之戰，致使城守參將趙登舉、饒州府同知範文英、新任知府郭萬國，以及署鄱陽事的縣丞陸之藩、石門司巡檢翁鳳翥、萬年知縣王萬鑒等遇害或戰死。凡此等等，反清戰火風起雲湧，前後達三十七年之久，戰亂波及鄱陽城鄉。
有人會想不通，既然人民並不留戀朱明王朝，清兵入贛後為什麼民眾的反抗情緒仍有這麼大？這裏，最關鍵的矛盾焦點，是滿清王朝強迫全民“剃頭易服”，按時髦的話說，就是強迫漢民族改變幾千年來的文化習慣，改變我們的“衣冠之製”。
事情的起由得從攝政王多爾袞說起：公元1644年十月，清朝攝政王多爾袞率清兵，進入了大明王都北京。進京的第二年，他要剛成為大清臣民的漢人，一律按照金國的傳統作法，沿用滿族的風俗著裝，並悍然下達剃頭令，以表示歸順。這個政令一下，民情騷動，多爾袞一看大勢不妙，隻好收回成命。六月，江浙及長江以南大部地區被清兵收複。被勝利衝昏頭腦的多爾袞，再次下令全國軍民，凡男子統統剃發。本來此前豫王多繹進入南京時，隻是下令：“凡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可是多爾袞卻下令禮部、外地各省，自部文到達之日起10天，全部剃發，並定下一條雷打不動的原則：“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其實，就是這種踐踏民族尊嚴的愚蠢決定，為清朝統一全國設置了障礙，從而激起了民眾的反抗情緒，造成了幾十年中，全國不少地區的不安寧。可見，文化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事，尤其是對於一個民族，風俗民情，不是簡簡單單的生活習慣，而是重要的文化情結。
大清初期抵製“剃頭易服”的鬥爭，發起人都是讀書人。於，是清朝廷便對漢民族的讀書人，使用出兩手政策，一方麵在政治上給予殘酷壓迫，對有反清情緒的和叛逆思想的文人、著述，大興文字獄。誅其身、滅其族、焚禁其書、株連其朋黨，進行嚴酷的鎮壓；另一方麵卻網羅利用科舉製度，招納人才。以至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奇怪現象：這邊府署、縣署搖搖欲墜無錢修繕，那邊饒州知府翟鳳翥向朝廷請示，將淮王府遺址改建為府學，很快就得到批準。我們現在改作博物館的“黃瓦”，就是從那個時候建成府學的。饒州原先的府學，在朝天門外的妙果寺西北一帶，至今那邊臨馬路的去處就叫學門口。何謂學門口？府學門之前的地段。當然，後來以這個稱謂命名的外延擴大了，那是人們珍惜這段曆史記憶的結果。不過，我們一定不要以子之矛戳子之盾，把清以後才有現叫“黃瓦”府學遺址，將陶侃、彭汝礪都囊括進去，說他們在這裏讀過書，如果堅持這種說法，範仲淹指東湖為硯，浮舟為印，妙果寺塔為筆，在東湖之北建府學，並在後來另一位即守張譚實現的事，反成了子虛務有了。所以說，曆史的玩笑最好不要去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