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對詩書人的兩手政策，帶來的也是兩種不同的現象。我這裏以清代的一個名門望族為例，當時的鄱陽，居然出現了這種情況：同是史姓，而且在明朝時曾經顯赫的耕讀傳世之家，一位叫史白的先生，為保持漢民族文化尊嚴，毅然決然從城裏搬到青山湖邊生活，而且從隱居之日起便沒有進過城，一過就是十多年。史白是史乘古的第五個兒子，他哥哥史簡編輯了現在仍很著名的《鄱陽五家集》。與史白截然相反的是史彪古，公元1652年康熙九年進士，入了翰林，為給事中，後擢為京卿，是福臨的近臣。從這兩個人的不同結果看，他們最後也還是殊途同歸，在清代的鄱陽史上，都留下了痕跡。由此可見，文化這玩意難以叫人捉摸，說它有包容性，又有排它性，不論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同民族還是異族的，當主流文化受到衝擊時，因為之中價值觀的不可替代性，必然會出現兩種結果：或排斥，或接納。結合當前我們打造湖文化名城的工作，我想也會出現這種現象，傳統和現代，繼承與創新。比方說景觀的打造，是恢複舊有的，還是在繼承的同時走一條新路子，常常也會出現一些爭議與分歧，看來也就不足為怪了。
徽商與鄱陽
我始終這樣認為，從明之後鄱陽已經進入了文化繁榮時期，為什麼？因為這個曆史階段，生產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生產力也得到一定的發展。明朝中期，資本主義萌芽推進了商品經濟意識。說具體點，自這個時期以後的鄱陽，不僅農業發生了變化，商業從這個時期起，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經營有了一定規摸，經營手段與方法也有了很大改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鄱陽的曆史地理地位，一方麵使不少徽商在這裏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積累，並為後來的發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另一方在徽商走向衰落的關鍵時刻，成為其持續發展的橋梁與紐帶，這種現象一直維持到大清王朝後期。雖然這個王朝和別的王朝一樣，也是個多事的王朝，但對徽商而言，鄱陽仍在繼續為他們的事業發達，發揮著“跳板”作用。
關於徽商，我這裏稍微贅言幾句。現代學者認為，徽商形成發展的軌跡大致是這樣，起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崛起於成化、弘治年間，盛於嘉靖，到清代乾隆年間達到鼎盛，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落，前後六百多年，稱雄三百年。不過，鄱陽在徽商的後續發展中，既遵循著這種軌跡，又跳出了之中的規律。
徽商的掘起，主要是因從事食鹽經營。那個時候，食鹽的產量不高，是當時的緊俏商品。徽商由於經營得法，把從事這個行業的山西和陝西商人擊敗。後來，隨著大清王朝在食鹽經營上的政策變化，食鹽的利潤遠不如從前。這個時候，茶葉不但成了主營商品，而且出口量很大。正在徽商又一次抓住機遇的時間，朝廷又調整了政策。1684年大清康熙皇帝廢除了海禁令，昔日的出口口岸上海，失去了出口的優勢；1757年，乾隆幹脆下令實行“一口通商”，僅留下廣州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廣州設有十三行。從此，昌江、贛江、珠江成了徽商出口茶葉的主要路線。
熟悉昌江河的人都知道，昌江隨地形分為三種不同河段：上段，景德鎮舊城以上至祁門，山高河回，水流端急，河麵寬的地方，僅僅能通小船，狹的地方隻能過竹筏；自舊城到凰崗是為中段，河寬100——250米，有急流淺灘，也有碧水深潭，中小帆船能通過；凰崗以下至姚公渡，河寬的地方有350米，15噸以下的木帆船，和中小客船可以長年通航。而過鄱陽湖去南昌，就必須在鄱陽鎮過駁到大船，然後才能安全運行。水路如此，陸路呢？安徽池州地區有四條古徽道，其中有一條主道，就是從黟縣、祁門出發，經石台仙寓山櫸根嶺，進入東至縣境，直達鄱陽。由此可見，處在走下坡路的徽商，出口的茶葉通道主要就是鄱陽了。此外，做米生意也是徽商後來重要的經營方向。這些，都是鄱陽擁有的優勢。這裏舉幾個例子：清初歙縣的大鹽商鮑誌道，他發家起點就是鄱陽。鮑誌道11歲便來鄱陽學徒，學會計，後來才到揚州逐漸轉做鹽生意；祁門的倪尚榮，7歲喪父，家境貧寒，從十來歲開始，以砍柴賣奉養母親，後來幫人駕船，再後來來往於祁門與鄱陽之間做生意，才積以發家。更有雍乾時期的著名大徽商、江南六大首富之一的胡貫三，他就是通過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黟縣及整個皖南遭遇百年大旱，造成“黟縣缺米，皖南少糧”的災饉後，打起了做糧食生意的主意。胡貫三進行糧食收購的大本營就在鄱陽，鄱陽湖周邊都是他的收購範圍，運輸路線是水陸兼程，並在黟縣雇了上百人的騾馬大隊，形成收購、服務、銷售一條龍的糧食經營。這種非同尋常的商業行為，持續了兩年多時間。胡貫三後來的買賣做得很大，上至武漢、九江，下至蕪湖、南京，南到蘇州、杭州都開設了當鋪、錢莊、布店、作坊、土特產貨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