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天主堂焚燒不久，周邊鄉的天主堂，如四十裏街、團林胡家橋的天主堂，也隨即遭到付之一矩的命運。這還不算，有些教民的住宅被人拆毀。更有不少強迫入教的老百姓，自動聲明脫離教會。那些死心踏地追隨洋教的人，一看勢頭不對，便躲到九江去了。不過，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已經被帝國主義洋槍洋炮嚇破了膽的清朝上層官員們，並沒有就此罷休。按照江李與洋人簽訂的公約，知縣陳祥燕當即去任；
擊破神甫頭的楊連洪被官府揖拿，不久釋放；地方士紳有武生占丹桂、附生周南、附貢曹化龍等五人，判處五年徒刑。占丹桂、周南羈押南昌候審約兩年；由縣裏購買舊鹽倉地皮賠償天主堂損失，天主堂於是從景德寺，移到了大巷口東湖邊。光緒二十七年又規定，凡鬧教案的地方，一律停止文武鄉試五年。這些所謂的處理，除陳祥燕去職、占、周南昌侯審、買地皮賠償之外，其餘皆不了了之。然而，倚仗外國勢力的無賴教徒卻沒有善罷，經常尋釁鬧事，凶焰畢露，接陳祥燕後的兩任縣官，前一位奈何不得，不敢處理；後一位果敢執法，總算讓這件折騰了幾年的教案，終於平靜了下來。
這兩件鄱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雖然早已事過境遷，但對後代的影響還是較大。前者讓我們失去了不少文物古跡，留下了無法彌補的物質文化損失；後者產生的精神汙垢，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的良風優俗受到汙染。
從蔣士銓的《竹枝詞》看清初的鄱陽
稍稍熟悉鄱陽曆史掌故的人都知道，清乾隆年間的才子蔣士銓，因為一度在鄱陽住過，對鄱陽的景物比較熟悉，曾經寫下不少，有關詠誦鄱陽景物的詩篇。然而，其中有十一首《竹枝詞》，雖屬於上麵所說的之列，卻引起鄱陽當時，及後來人的非議。蔣的《竹枝詞》是這樣寫的：
一、小巷烏衣舊姓王，翰林門第比金張。今人喜說前朝盛，十八坊前剩幾坊。
二、靈芝門是舊官門，秋草寒煙泣豔魂。王府山頭菜花滿，人家寥落似孤村。
三、山頭靈芝不重生，止水亭荒麵麵春。寒食紛紛踏青去，了無麥飯寄孤臣。
四、大龍橋下水迢迢，小龍橋畔柳蕭蕭。不及門前月波好。幾家移居會龍橋。
五、接官亭下係浮艄，方物傳來一水遙。滿載冰瓷誇大賈，青花樣子是官窯。
六、板橋風雨畫橋煙，係虎橋頭墓碣懸。不解陶公一抔土，殘碑三郡草芊芊。
七、湖堤明月罷彈箏，春水桃花不進城。歲歲祓除思太守，年王廟裏紙錢輕。
八、水閣窗明背講堂，裏湖花暖睡鴛鴦。範家堤剩黃茅屋，更有誰家治冶郎。
九、浮舟寺下麗人行，薦福寺前春水深。幾隊紅妝一聲槳，小舟搖到伴鷗亭。
十、帆檣一字估舟排，正午開頭尚未開。日暮新橋簫鼓佛，張王廟裏賽神來。
十一、儂影孤於雙港塔，郎身遠似喻坊船。三十六灣團團轉，灣灣相望不團圓。
初淺地看這十一首詞，每首都是寫景詠懷之作，如果仔細品味，蔣詞流露的似是譏諷不屑之意。為此，蔣士銓的《竹枝詞》在坊間傳開後，本縣的有識之士，無不感到憤懣，認為蔣是因為想在府治地落籍入學，條件不夠遭到拒絕後，懷恨泄憤的戲說之作。不過，在今天的我看來，倒是研究乾隆之初鄱陽概貌的好資料。
這十一首詞，每首都有鄱陽的地名和景觀，從描述的景物看，不僅物是人非，而且讓人有了“世風日下”，“今不如昔”的感覺。如果我們冷靜而理性地對蔣詞細細品味，我想進入大清王朝之後，鄱陽不僅在麵貌上發生了變化，在思想觀念、文化取向上，也都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變化。不信，我們可以就蔣的詞意，來分析比較一下當時的景況。首先，我們看看第一首詞中的“十八坊前剩幾坊”。關於“十八坊”，朱貴安先生有過考證，對於它現在的存名，我很同意朱先生《十八坊地名由來初考》一文後麵的觀點，與行政建置有點關連。不過，我個人還有一種感覺，此名的流傳，同樣包含了文字與口語誤會的因素，即讀音之訛造成，碩輔坊——十八坊，後麵我還會談及我這種感覺的依據。至於蔣士銓詩中的“十八坊”，我認為不是單指，不是指澹湖小學所在地的十八坊，而是泛指，指整個鄱陽。我們知道，坊是古代市場管理製度的產物，把都市分為住宅區——裏或坊與商業區——市。這種建置，曆史較為久遠，至少在唐朝便出現了士與民按坊居住，並以此作為行政編製。當時，每個居民聚居點，都要建造一座牌樓式的坊門，並擬定坊名，如同現在的居委會。牌坊則不同，牌坊是怎樣建造的？我們知道，古人樹立牌坊是為了表旌，按現代說法就就是建豐碑，之中既有朝廷直接表彰的，也有地方出資、甚至是本家族集資建造的。但有一點，都必須得到較高一級官方的批準。鄱陽全縣舊有牌坊共119處，其中鄱陽鎮地區105處，其分布情況，按方位：東隅18座；南隅22座；西隅38座；北隅8座。此外，永平關，也就是東門口以東又有6座，東北關，也就是現在的北關有13座。分布在農村另有14座。而作為行政建置命名的牌坊隻有魁輔坊、延賓坊、碩輔坊、忠考坊、禮遜坊、光俗坊。根據曆代縣誌所載，這1百多處牌坊，幾乎都是明朝或以前建造的。由此可見，“十八坊前剩幾坊”，無疑是指顯赫事件已經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