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的第二首詞重點寫了王府山，從詞中不難看出，昔日的淮靖王府，雖然已經改建成府學。但規模布局，在當時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即使因雍正皇帝初年，受到清世宗厚愛、官至國子監祭酒的王傳，曾在王府山東側建過的“福字廳”，也因為王傳的過世，失去了當年的光澤，所以這塊地方仍是一派荒涼。至於後麵的多首，更讓人看出了，時局給鄱陽帶來的巨大變化：因為商品經濟觀念的影響，鄱陽人商業思想更加成熟，人們更多地選擇臨江而居，以商為業，如詞中所說，“不及門前月波好”、“滿載冰瓷誇大賈”、“年王廟裏紙錢輕”、“幾隊紅妝一聲槳”等這些描寫，點明了乾隆初期的鄱陽，不隻是我在前麵所說的，戰爭和朝代更迭帶來的滿目瘡痍與衰敗，並未得到完全恢複，城內的格局與前朝已大相徑庭，而且更多地還是，文化心態上的一係列變化。這種變化在傳統思想較重，又有成見的文人眼中，不但今非昔比，甚至是“世風日下”了。蔣士銓一改以往的以褒為主，而是褒貶結合，我想除了有“怨氣”之外，恐怕更多地還是因對“風氣”蛻變的不解。這完全是觀念的碰撞，是新舊文化心態與價值取向的廻然差異。可以說，蔣士銓對鄱陽是有感情的，他曾寫有一首《將歸鄱陽》的七言詩：
詩賣明時說養親，空齋仰屋惜勞身。棧中偶戀三升豆，麵上新添一臉塵。
拜月歸調嬌女笑，彈琴待看鬢絲春。忍饑畢竟還家好，莫作天涯旅食人。
將士銓在詩中將鄱陽視作故裏的眷戀之情，時至今日我們讀起來仍感到親切。此外，他還寫過《東湖晚歸》、《薦福寺》、《秋日過浮舟寺》、《謁張睢陽廟二首》以及長詩《番君廟》、《止水亭》等。他父親蔣堅也有對鄱陽的詠唱，如《故準宮》：“雞犬可曾到上頭，淒涼也似小山秋。宮門盡掩人鋤菜，雪洞昏黃客飯牛。一種空釵埋恨骨，百年草屋變荒丘。神仙富貴原難並，莫如劉安較去留”，一派看清世態炎涼的感慨。
蔣士銓，字心餘，又字苕生，號清容居士，晚年號定甫，戲曲家，鉛山永平鎮人。公元1725年清雍正三年生於南昌。蔣士銓出生的時候，正逢電閃雷嗚，因此乳名“雷鳴”。其實，蔣士銓並不姓蔣，他祖父姓錢，祖籍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今湖州市長興縣九裏瀧庵畫溪頭人。明末時他祖父錢承榮9歲，因避兵亂與家人失散，隨人輾轉流落鉛山縣永平鎮，被40歲還沒有兒子的邑長蔣某收為子嗣，從此改錢姓蔣。蔣士銓出生時，家境清寒，父親外出謀生，母親鍾氏便帶他寄居外祖家。這人天賦很高，3歲開始識字，4歲讀詩詞經史，11歲跟隨父母遊曆燕、秦、趙、魏、齊、梁、吳、楚等地名山大川，因而開闊了心胸眼界。蔣士銓大約在隨父漫遊後這段時間，隨母親鍾氏卜居鄱陽鳳池橋的羅家壙。可能因為父親身世的緣故，出身歧視使蔣母，萌生了讓兒子來鄱陽就讀的念頭。那時，鍾氏考慮鄱陽為府治所在的大縣，生員名額較多，想借籍入學。然而，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的鄱陽鄉紳，當然會予以拒絕，於是21歲的蔣士銓在南昌與張氏成婚後的第二年，隨父回了鉛山。這時，恰逢金德瑛按郡督學，蔣士銓應古學試，接著應正試，榜出名列第一。複試時，金德瑛詢問士銓的家世、遊跡和古文詞之所師承，士銓一一回答。金德瑛很滿意，對他的試卷給了這樣的評語：“喧啾百鳥群，見此孤鳳凰。將來未可限量也。”從此士銓從學金德瑛門下，30歲試內閣中書，欽取第四名；32歲殿試二甲十二名，朝考欽取第一，賜進士出身，人庶常館，38歲任順天鄉試同考官。第二年任《續文獻通考》纂修。53歲時，因乾隆帝在賜彭元瑞的詩中，有“江右兩名士”之句，並注雲：“其一蔣士銓”，蔣士銓感恩，再度出山。57歲任國史館纂修官，專修《開國方略》，計十四卷。59歲時蔣士銓得風痹之疾，“二豎忽相厄，末疾醫莫瘳。右體從此廢，語言為伊嘎”，於是回南昌。60歲“病廢家居，右半體枯，左手作字，橫斜入古”。三月，袁枚來訪。臨別時，蔣士銓囑袁枚為他作墓誌銘，並要袁為他的詩集作序。公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蔣士銓病逝於南昌藏園，終年61歲。有《忠雅堂全集》等傳世。
《此君軒》碑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