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4年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周彥致仕囬到鄱陽。這一年東湖薦福寺西側的，“顏範二賢祠”重建工程，曆經十年之久即要告竣。這項工程是由薦福寺莫莫堂僧人勝山，於公元1824道光四年，經府守同意後，著手募集資金並破土動工的。周彥致仕的第二年，鄉宿擬請他寫記，於是他寫道：
若顏範二賢祠，明嘉靖初始建於薦福寺後，萬曆改建於薦福寺右，然不久俱廢。寺僧勝山見荊榛滿目，顏亭並無其基，慨然以修複為己任，募金集腋，伐石鳩工。不數年，祠宗一新。前建魯公亭，後翼以青雲閣。將圓寂時，出橐中金謂居士培元曰：“蓋終其事，吾無憾焉！”培元不食其言，次第工畢，龍石以俟書。道光戊戌，值餘歸田，導遊薦福寺，得竭二賢祠，因碑祀請。予重二賢治行，為唐宋以來楷模，不僅為薦福寺顯，而勝山以方外崇善，不吝信廢舉墜，是可嘉乎！
周彥為薦福寺獻黃庭堅這首詩的手書真跡，可能是受勝山和尚善舉感動的結果。
著書立說成風的大清時期及主要人物
明朝以來，鄱陽著書立說的一天比一天多了。尤其是進入清朝後，著書立說之風更加盛行。據1994年《江西出版史誌叢書·江西編著人物傳略》所載，從洪武年間起，已有著作傳世的，以和尚克新為先。克新，又叫雷廬和尚，出家前從事科舉，後轉而致力佛學研究。公元1347年元至正七年，因為家鄉鄱陽及江西一帶戰亂不已，他便滯留在蘇杭一帶，與張士誠關係不錯。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公元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克新應朱元璋所召，在南京主持佛事。期間，又奉詔書赴西域今新疆，招諭吐蕃。他著有《雷廬南詢稿》。自他以後，其他另另總總也有十多個人，有著述傳世。但是，除童軒的《清風亭手稿》10卷，被《四庫全書》收錄7卷於集部別集外，給後世影響的並不多。而清朝錄入《江西出版史誌叢書·江西編著人物傳略》的，自史白起至章穆前後有15人。實際上清同治纂修的《鄱陽縣誌》中，有70多個入傳人物，之中竟有65人有著述存世。為什麼清朝的文人都喜歡結集成書呢？因為明王朝的覆滅，激發了人們進行深切反思，所以多以詩文抒發自己的感受。當然，之中也有追趕“風潮”的人物，但大多數還是很有見地和價值的。就其後來較有影響的，我想至少有這幾個人：王傳、史珥、胡克家、章穆，另外還有武狀元張鴻翥。
王傳，侯家崗人，葬在梘田街，住在鄱陽鎮王府山現五一小學東南。王傳是公元1691年康熙三十年進士，當過翰林院侍讀，為雍正皇帝的老師，後任國子監祭酒。雍正登位後，召入內廷任南書房侍讀。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設恩科取士，皇帝派他到山東主考，錄取了一批具有真才實學的名流為舉人，受到雍正嘉獎，賜以“講幄清班”匾額。據鄱陽名流陳孟慶老師說，他在建國前幾年，親眼看過這塊匾額，上為瘦金體書法，另刻有雍正禦寶大印。第二年，雍正又親書福字相賜，所以王傳又以福字為廳號。蔣士銓《竹枝詞》中：“小巷烏衣舊姓王，翰林門第比金張”的詩句，指的就是王傳。王傳從官場退身較早，在家閑賦了15年，到65歲時辭世，他死時雍正破格為他“諭祭”，因為諭祭要三品以上官員才能享受，可見王傳的官階並不太高。
史珥，學師戩，號彙東，鄱陽西隅人。史珥是公元1754年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進士，當時錄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二年後升為主事，三年後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便回到鄱陽奉養繼母。史珥在官場經曆時間很短，前後不過六年光景，但對鄱陽文化作出的貢獻很大，一生中對鄱陽的風土人情、軼人軼事，進行了認真的搜集整理和潛心研究，並將地方誌及刊本中沒有刊印的有價值資料，搜集成篇，作為考察和糾證訛誤的依據。現在成了我們婦孺皆知的瓦屑壩，第一個考證的鄱陽人就是他，他在《續瓦屑坽考》中指出：“鄱地以瓦屑為名者，莫著於瓦屑坽，若壩若墩，則傳者蓋寡。考郡城西二十裏為堯山，泛彭蠽湖者，數十裏間隱隱可見。延袤十裏許，總謂堯山。山在番江北，南岸迤東，有水斜出通江，即瓦屑坽支流也”。“今之坽，應是蒙當時墩壩以為號，及後墩壩名漸隱，而坽獨傳。”從這簡短的文字中，把瓦屑坽即人稱之為瓦屑壩的地理方位，確定了下來。使人們毋庸置疑地確信，蓮湖瓦屑坽就是時人稱作為瓦屑壩的所在。史珥67歲時病故，一生中著述很多，按類別，考證有：《四史俟疑》8卷、《鄱郡史事考》4卷、《三立考》24卷、《鄱陽遺事考》4卷、《四史剿說》16卷、《胡忠烈公遺事》2卷、《塞遊記》2卷；文集有：《藝潤書院隨筆》20卷、《彙東且東文集》4卷、《存舊錄》4卷；詩集有：《且存詩》4卷、《睡餘集》2卷；另有《年譜》1卷。此外，史珥還有一本《彙東手談》，為乾隆時代文化專製的犧牲品，被列為禁書，未能流傳。然而，令人歎惜的是，史珥這些豐富的寶貴地方史資料，現在能看到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