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斯：產業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產生聚集於某一地區的現象。我覺得這是一種發展中國的創意產業很有效的方式，效率很高，這也許是一種取得成果最快的方式。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從政府這一級別開始，首先市政府重視，而後帶動企業甚至民間的關注。
但這種園區的現狀讓人覺得有點做作。今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應該會更自發一點並且跳出園區這樣的一種形式，不是設立了園區就發展了文化創意產業。
範周：文化產業園區是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平台，我們的確應該跳出園區談園區更長遠的發展，從而為區域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但是，在園區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結合中國實際，結合其發展階段，適時地做出調整，以防止落地畸變和由於急功近利而帶來的泡沫現象。
對創意產業的培育需要一個過程。在前期，它需要投入、孕育，並通過一定時間的孵化、培育、集聚和運作。但是創意園應著眼長遠，避免激進功利，從而忽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真正內涵和目標。另外，園區發展到目前階段，對於中國而言，在發展文化設施的基礎上，應該更加注重軟實力的提升，提升文化研究能力。各地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時，應對自身的優勢、劣勢有清醒的認識，就其地區特殊的人文、自然、產業等資源做出全盤性、有針對性的調查，才能從綜合效益和可持續發展等角度作出係統的規劃和階段性的計劃，並在實踐中不斷調整，與時俱進。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目前的發展階段
關於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階段，範周教授2006年初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的三個樂章”一度在媒體引起反響，而霍金斯也以27年中無數次的中國之行，見證了一個國家的文化變遷和產業升級。
霍金斯：我第一次來中國是1979年，當時的中國，無論大街上還是電視上都沒有任何廣告。而現在中國的創意經濟在世界上發展是最快的，中國人在創意經濟和創意產業方麵擁有的雄心也是巨大而不可想象的。
如果從創意產業的從業人員以及投入的資產來看，英國遠遠強於中國，即便在20世紀90年代末也比現在的中國強得多。但是從政府的支持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創意產業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中國政府對創意產業已經投入很多，但是我覺得政府還有許多方麵值得去做，主要包括市場的推銷以及在市場的規範兩個方麵。
目前英國已經超越了把創意看作一種產業這樣的境界，而是把創意看成了在整個社會普及的一種概念，因此現在英國對於創意產業使用的方法、手段都要比過去更為多元與複雜。現在中國，包括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采用的方法比起英國從前用的單一的手法來說，已經是要複雜和寬泛很多了。但我也相信，在未來的半年到一年間，英國發展創意產業的方法和手段也會有很大的改進。
範周：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總體來說還是起步較高的。早在2006年時，我提出了“三個樂章”的看法。時隔一年，我對整個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階段又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在我們文化產業的發展中，2006、2007、2008要完成三級跳。2006年是“概念紛爭”的一年，這一年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經曆了概念紛爭，同時也在不斷重構自身的外延和內涵；2007年則是“政策出台”的一年，今年文化創意產業不斷地得到鞏固，並衍生出許多新的業態形式；2008年將是“資本介入”的一年，屆時文化創意產業會因為奧運機遇而實現又一次飛躍。
不同的聲音促進產業發展
直至今天，中國的企業已有80%以“創新”為經營理念。盡管如此，中國企業依舊在創新缺位的低端競爭中掙紮。
霍金斯：我在英國聽到大家都在批評文化部長，說他單調乏味沒有創新力，在創新方麵做得不夠。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英國或者美國，人們在觀念或者思想領域的思考和爭論比較多，對創意產業發展的爭論也非常多。我認為，中國目前就是缺少這樣一種對話機製，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方麵要多增加一點對話和討論。當然我非常願意參加這樣的討論。
範周：中國學者非常希望能聽到霍金斯先生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些帶有批評性的、建設性的意見。現在中國政府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官員們熱情都很高，他們很關注各方的聲音，但是批評之聲太少。包括前不久召開的深圳文博會，批評的聲音也是太少了。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除了汲取國際經驗，還要進行本土化的對接，應該多一些發問和反思，少一些迎合與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