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對這個獻計表示滿意，馬上予以采納，遣使四出，說高祖出遊雲夢，詔令諸侯會集陳地。
皇詔傳至下邳，韓信半信半疑，他已兩次被奪去兵符，心知劉邦好疑多詐，加上曾有抵觸違令的表現，心知肚明，所以格外留心。但他雖然心存疑懼，卻在如何行動上拿不定主意，是發兵反抗好呢？還是前往拜謁好？發兵反抗，沒有什麼借口，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再說也沒有造反的事實根據抓到劉邦手裏，由此獲罪，實在不值得。堂堂正正地前去謁見劉邦，又怕遭到暗算，這著實讓韓信左右為難，難下決斷。屬下見此，進言道：“大王非無過失，招皇上猜忌，主要是因收留鍾離昧一事。如將其斬首，持其首拜謁見皇上，皇上一定心喜，大王還有何憂？”韓信心裏很矛盾，思考再三，也感到隻有此法或可擺脫厄運，在生命攸關的問題上，韓信隻得試探一下，於是去見鍾離昧，將手下謀士的話直言相告。鍾離昧知其意，亦含怒直言：“漢帝不敢擊楚，是恐昧與大王相連，若捕昧獻漢，我今日死，大王便明日亡。”說完觀信動靜。良久，韓信仍無動於衷。鍾離昧長歎一聲，起身言道：“大王非君子，我不該投身於此！”說完，拔劍自刎而死。
十二月，當韓信持鍾離昧之首到陳（今河南淮陽）謁見高祖時，劉邦如願以償地將他捕獲。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劉邦的誘捕之計。自投羅網的韓信滿腹委屈，憤怒地對劉邦說：“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死。”韓信引述春秋時越國範蠡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古訓。劉邦聽後哈哈大笑，回敬韓信說：“有人告你謀反，我不得不拘你。”
劉邦將韓信帶至洛陽以後，有大夫田肯進言，含為信求赦之意，說及韓信三大功勞：一是還定三秦；二是平定齊地；三是垓下滅楚。細思起來，劉邦也覺得韓信功大過少，若將他下獄論刑，恐滋眾議，就將他赦免，但同時決定貶他為淮陽侯，留在京中加以監視。
平心而論，劉邦此時的確找不到韓信謀反的證據，因為他這時候既無謀反的思想準備，更沒有謀反的行動。包庇一個逃犯鍾離昧，在封國內簇兵招搖巡視，縱有不妥，亦構不成謀反罪。然而韓信的致命弱點就在於他的思想還停留在列國林立的時代，認為在封國之內他有權任意處置一切，對於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條件下做一名諸侯王很不適應，因而與漢中央的矛盾和衝突就難以避免。韓信善於立功，卻不會避禍。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諱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卻自恃過高，鋒芒畢露而終招殺身之禍。
劉邦未動刀兵就生擒韓信，但並未就此殺掉他，而是貶職監視起來。從當時的處境著想，韓信如能以此為轉折點，在與劉邦的關係處理上像蕭何一樣謹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張良一樣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劉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當理由和事實根據，如此尚可頤養天年，得以善終。可惜的是他並沒吸取教訓，做出明智的選擇，相反卻委屈終日而耿耿於懷，同時在這種惡劣情緒支配下內心深處的叛逆意識反倒強烈增長。他先是采取一種消極的反抗辦法，常常“稱病不朝從”，覺得由王降為侯，地位與灌嬰、周勃、樊噲等原來的部下等同，十分難堪，心情異常鬱悶。
有一次，他來到樊噲的居處閑聊，樊噲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級，在軍中又享有頗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禮節來接待韓信，恭恭敬敬，言必稱臣，迎送時均行跪拜大禮。哪知一走出樊噲的家門，韓信卻無限感慨地自嘲說：“想不到我韓信今生竟混到與樊噲這樣的人為伍的地步了！”可見韓信是一個自視甚高、太愛麵子又傲世不馴、不堪寂寞的人物。劉邦知韓信不滿，但因他權位已失，料已無甚大礙，也就不多與他計較，氣量也大了起來，有時還找他聊聊天。可此時韓信已萌發了造反的念頭，並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氣不減當年，時時鋒芒畢露卻並不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