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對刊於《維真學刊》（2000年第3期，以下有關引文均見該刊，僅隨文注明頁碼）的真理觀討論的參與及響應。巴刻（J.I.Packer）教授基於基督教信仰對真理絕對性與實踐性（即巴刻教授文章所論述的基督真理的實在性、啟示性、合理性與救贖性）的維護，以及對後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真理觀的批評，不應視為傳統護教學的古老回聲。這些觀點及其立場，不僅對於當代歐美精神境況有著真實的針對性，而且對於包括現代化轉型的中國在內的全球現代精神境況也是真實而有意義的提問。在某種程度上，真理存在與否在今天已是一個遠超出概念思辨的嚴重的政治哲學問題。
我將側重從現代真理觀的社會意義角度強化巴刻教授的基本立場。但本文並非對巴刻教授論文的具體評論，而是繼續展開巴刻教授的論題，考察消極自由主義真理觀與現代公共精神危機的因果關係，最後引入絕對真理與宗教信仰的關係，並指明後者對前者的現代性意義。
一
首先有必要對現代真理觀的整體特性予以概述。
巴刻指出，英漢姆（Ingham）“從頭到尾，都是要把絕對真理的問題搬離討論桌。”（第7頁）實質上，反對絕對真理也正是現代真理觀的基本特征。從這一基本特征產生出流行的現代真理觀諸種特征：
1.現代相對主義真理觀並不區分“真理”與“意見”（“看法”）。從雞毛蒜皮的日常事務扯皮，到議會國務爭論，都可被視為形形色色的真理立場的表達。現代人重視的是處理事務的可行性，技術性操作至多溯源至（科學）知識，而罕有興趣追究原理，更以客觀中立性自居、不涉道義根據。因此遑論絕對真理，就是真理也少有問津。現代人充其量將真理視為實用主義的工具（有用即真理）。多元主義真理觀重視的是平等對話的製度形式，而不是觀點實質內容，尤其警戒的是這些差異性觀點的等級性比較。因而，淺陋的意見與深刻的真理平等並存。究極追問與一辯高低的真理信仰氛圍極為淡薄。
2.不重視（甚至放棄）辯究終極（絕對）真理，恃守的是人義特別是個人（自我）真理觀（各是其是）。自從路德曆史性地將終極真理移交私人信仰以後，複經M·韋伯社會科學的現代學術論證，現代真理成為私人自決領域的自由處置對象。它們（複數形式）隻在一點上是共同與絕對的：每一私人信仰的真理不會絕對同一。現代人從而不追問公共領域的原理根據，隻熟習遵循其操作規則。
3.公共交往的隻是語言。倫理實在性的真理在現代降格為語言遊戲的命題邏輯和知識。這一點竟被視為現代哲學的進步！然而，以語言邏輯消解絕對真理自古就是倫理危機的征兆。鄧曉芒教授援引莊子與惠施的語言遊戲（第15—16頁），但在當時就有與之對立的孔子的示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裏仁》）“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真理不係於話語，而基於倫理行為。倫理行為（“禮”）甩開了語言遊戲的糾纏而體現著神聖的真理自明性：不是口頭的說服，而是人性必然的心悅誠服。是否沉默或開口，在此並非關鍵。拒絕開口的“後現代主義者”可以不被說服，但在一個體現真理的崇高道德行為麵前卻無法無動於衷。在真理麵前人人無可回避。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同樣是基於智者派玩弄語言邏輯消解真理的時代弊病，才強化了真理的實在論立場。“早在古希臘埃利亞學派，就認為川流不息的現實世界不及精神理念更為永恒真實。而智者學派從實用主義立場將理性邏輯與倫理形式化（一切命題都是假的，隻不過是玩概念遊戲），從而毀傷了倫理。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正是基於反抗這種倫理虛無主義才強調了那抽象而普遍的理念（idea）的實在（真實）性。”【2】
巴刻關於真理實在性的強調因而至關重大。現代（及後現代）主義虛無化與消解化的真理觀或將真理歸於語言概念遊戲、或歸於意識心理的愛好，即使實用主義地歸於利益的合理托詞（即“自傳”亦即“巧言”），真理自身也並無獨立實在（本體）的地位。
因而，現代虛無主義真理觀背後其實有著個人主義與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功利（幸福）實在觀，亦即巴刻所稱的“俗世配方的完美人生”（第11頁）。但是，虛無主義的真理觀是否真的能保護現代人的世俗幸福？
二
作為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代表的自由主義以自由為世俗幸福的根本，這也是現代真理哲學的最高範疇。海德格爾（M.Heideg-ger）在其著名的講演《論真理的本質》（1930）中，徑直稱“真理的本質乃是自由（Das Wesen der Wahrheit ist die Freihe-it）。”【3】由於海德格爾繼康德區分意誌（Wille）與任性（Willkur）之後進一步從自由中排除了個人的任性，並且同樣繼康德引入上帝公設之後，進一步將自由係於神學意味頗濃的“Sein”（存在），因而海氏的自由真理觀並不同於自由主義的自由真理觀。但他確定地撥散了近代認識論囿於符合論格局的真理論話語，而突出了真理的意義存在論（Ontology of Significance）性質。“真理”屬於自由本體論範疇。
現代自由主義主流一直如害怕惡魔一樣戒防與壓抑、乃至禁止著真理信仰進入公共製度領域。這誠有其重大理由。真理信仰的社會權力化，亦即政教合一，不僅在中世紀造成了宗教迫害，而且，盧梭的公民（公意）宗教之於雅各賓專政、法西斯主義之於黨衛軍屠猶、革命意識形態之於“文化大革命”……政教分離後的現代曆史，由於絕對真理觀念與權力的直接結合，曾一再導致政教合一的極權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