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從波普（K.R.Popper）、哈耶克（F.A.von.Hayek）到柏林（Isaiah Berlin）關於絕對真理觀及本質主義、整體論、曆史目的論的批判，當結合上述史實背景予以同情性理解。這一史實同樣是我思考絕對真理重大意義的現實問題背景，但我在肯定自由主義批判意向之後，卻要從與自由主義完全相反的角度對這一史實補充以新的闡釋（詳後）。
在柏林關於“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著名區分中，真理從自由角度被進一步貶抑。由於“消極自由”亦即“不做”（拒絕）的自由優於“積極自由”亦即幹預的自由，私人獨立自在比公共參與更根本，真理便定位於多元私生活的自由，與之相反的公共統一性真理則是可疑與危險的。
拒絕絕對真理，乃是基於對人性惡欲借積極自由擴張的警惕與抑製。康德已經揭示了人性自由的善惡兩種方向，正是由於人性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文主體的自足性，從而使康德不再指望純以人性自身為抑惡揚善的充分條件，而不得不引入對上帝恩典的信仰。【4】與康德不同的是，柏林一方麵以戒防積極自由及絕對真理抑製人性惡欲擴張，另一方麵義以保護消極自由而完全將私人領域交付人性——這後一方麵又意味著雙重內容：私人領域不受侵犯而使人性善獲得保護底線；人性惡由於限定於私人領域而無害於他人。自由主義最終依托的是私人性。
然而，那種以私生活為實質內容，而在公共社會僅僅例行操作、放棄絕對真理從而也在根本上熄滅更大關懷熱情的人性自由，是值得羨慕仿效的人性境界嗎？撇開這一更高提問，回到自由主義的人性自由—真理觀自身的基點上來，我們要質詢的是自由主義所承諾的一個問題：人性惡欲能被消極自由論限製在私人領域內嗎？
自由主義實質依賴的是現代民主製度。現代民主製度既可保護私人領域的消極自由（不過問私生活中的人性善惡），又可製約人性惡因積極自由擴張而造成的侵犯。也就是說，公共領域托付給製度與形式化的規則了，而無需人性善與任何真理意識在場。人性善與真理意向呆在各個人家裏，那屬於私人領域。因此，現代自由主義實際傾向於製度崇拜論。但是，製度是誰製定的？製度是否一俟製定即可自行揚善抑惡？我們可用前述極權主義的現代史實加以驗核：希特勒納粹主義正是柏林所說的借積極自由擴張而進入公共領域的惡。但納粹惡魔是經由民主競選合法取得政權的。後來的史家眾口一詞地批評當時德國的民主製度——魏瑪共和國的軟弱。然而，魏瑪共和國同一切自由主義所信賴的現代民主製度一樣，是無人稱的形式規則化身，它如同機器一樣，隻問規則符號，掌握了這種機器規則符號的惡魔有權同天使一樣操縱運作。把自己自由權利委托給製度的魏瑪市民們，正合乎自由主義要求那樣住在家中各私其利。於是，突破私人領域業已成功擴張並占領了德國公共領域的納粹惡魔，進一步“積極自由”地擴張向鄰國。納粹在國際公共領域碰到的是消極自由主義精神的典型化身——英法綏靖主義。張伯倫（Chamberlain， Neville）的一係列妥協恰是消極自由主義本性的體現。在納粹將要霸占歐洲的這個曆史性關頭，自由主義的民主製度在場，但締造這一民主製度的公共精神及其道義依據——絕對真理卻闕如。後來丘吉爾與戴高樂抵抗納粹時的著名口號正是：保衛自由民主製度。可見民主製度並非根本，它需要公共精神的保衛。因此，阿倫特（Hannah Arendt）以擁有私人消極自由及巨人財富、卻毫無公共權利及積極自由意識的猶太人的二戰悲慘境遇為案例，強調了古典共和主義精神對於現代民主體製的生命線意義。在她的分析中有一個要點：現代公共精神不能以現代自由主義美化的私利“生產”（poesis）為原型，而隻能以倫理交往的“實踐”（praxis）為基礎。後者才指向一種普遍必然性的絕對真理。【5】但現代社會由於以“生產”擴張壓倒了“實踐”，純善自由的絕對真理已不複存在，相反地，極權主義勢必危及自由主義幻想美化的公共民主社會。公共精神不是許多人誤以為的單子個人私利立場的延伸，也不可歸結於私人性所謂“相對真理”（那其實是“私人利益”的代名詞）的妥協契約，而是自始即指向提升人性的另一種更高的生活與自由——更完美的真理。公共精神以絕對真理為後盾。這也就是亞裏士多德針對謀生生產的奴役性而將人性定義為政治動物的深意所在。
中國今日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致力於現代化，製度轉型是中心一環。上世紀90年代以來，消極自由主義幾成中國知識分子主流意識形態。“私人性”、“妥協性”與“相對性”已成為用頻最高的術語。與之相對，“理想主義”、“真理”卻往往被視為專製主義時代的遺物。然而，從經濟（以及緩慢待動的政治）到倫理，製度轉型恰使締造（包括改造）並監護製度的公共精神至關重要了。而在“私人性”成為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文化的最高價值尺度的今天，承擔一種非行政官員公差事務的公共關懷，則需要一種超越性的精神信仰。這也就是90年代以來，與政治、經濟社會評論同時出現的宗教哲學思潮的思想史背景。這批懷抱超越性精神信仰的公共關懷者是非意識形態官員的民間知識分子，他們不是巴刻教授所批評的Intellectual，而是別爾嘉耶夫（H.A.Бердяев）所稱的Ннтелигенция。【6】如Michael Corfi-no所概括的，這類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其深層的精神氣質正與宗教信仰相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