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任何當代研究都不可免地具有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闡釋的特性。本書兼融學術原理與思想史的體例，隻是更加突出了這一特性，即：以當代中國人文精神及其知識分子的問題困境為闡釋立場，去展示知識分子學原理；以論證知識分子原理為普遍坐標，來指示當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位置。
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問題是回應並挽救民族國家的危機。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人文主義思潮與知識分子自我叩問，是極可注意的新質現象。這不僅是思想史現象也是社會結構的變遷。我希望以後能以切身體驗的現象學式描述與社會學結合的方式，更加確切地指明，正是在60年代末與70年代初，在中國產生了明末以後的第一批人文知識分子群體雛形。
應當說明的是，為了突出這一新質，本書著力強調了人文知識分子與世俗社會的區別及其獨立性。由此而未能展開的另一方麵，即人文意義由世俗生活而生並積澱為生活世界的“平常心”，我將通過另一關於日常生活美學的專題研究予以補述。
1995年11月於陝西師大中文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