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李玉皓女士盛情提議，《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與使命》與《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兩書得以納入陝西人民出版社“新世紀學人文萃”而增訂再版。兩書1996年同時以寥寥千冊初版，由於發行不暢，僅托幾位朋友代售百餘冊，但當年底竟居北京“萬聖書苑”與“風入鬆”書店銷售榜首，因此而收到多封同道者的誠摯來信。特別是以四川大學一批中青年學者為主體的“成都地區高校麵向21世紀學術月會”兩次討論《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一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孟登迎教授推薦大學閱讀書目，此書亦忝列其中，台灣中原大學曾慶豹教授將此書列入學位課研修書目，《大學人文教程》（廣西師大出版社2003）“知識分子”一章作者邵建將此書與薩伊德的《知識分子》同列推薦，美國國際神哲學院（ITS）院長唐崇懷教授甚至從此書中提取創造出術語用於他的論文……這些反響引領我超出作者身份而從思想史角度理解該書的時代背景。
誠如《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初版序言所強調的，此書並不奢望傳世，而是迫於時勢寫給當代中國大陸讀者的（正如四川大學吳興明教授所指出的：此書的語境完全是中國大陸的）。序言坦言此書與中國社會現實關聯的思想論戰性質。這也正是此書之後盡管已有相當數量的域外知識分子論名著譯出，我依然相信此書本土獨立價值並同意再版的主要原因：書中所描述與分析的中國精神價值問題仍舊存在而且更形嚴重了。此書手稿於1988年後在友人中流傳，1996年成書出版，其間中國大陸社會發生了繼1976年結束“文革”之後第二次重大變動。這一變動的主要社會涵義是新的利益集團或階層的形成與分化。1996年至今已十年，這一利益分化已遠超出了社會轉型期自然分化性而呈惡化格局。攸關此書題旨的是，正是這一惡性分化格局不僅畸變了中國現代化改革，而且從社會存在根基處動搖與瓦解著中國人的共同體觀念與精神價值信念（而據專門研究者的友人告知：經曆過納粹集中營的波蘭人、處於“休克療法”大動蕩中的俄國人卻保持著高貴寧靜的精神）。值此嚴峻時代，此書所定義的作為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知識分子，所承擔的便不僅是一般的文化觀念傳播（如80年代文化大討論），而更突出的是關懷並挺身實踐（不僅是“守護”，而且是更為艱難的探索與建設）公共精神。這也是今日中國大陸語境下人文精神的首要含義。
但恰是這種攸關知識分子特性的公共精神，在今天受到來自知識分子生存壓力的重大限定。此書首章關於勞動二重性的原理與末章關於知識分子處世困境的規律在今日呈現為殘酷的生存法則。不僅是時代觀念，而首先是變化了的社會生活機製，使金錢成為當代人的上帝（盡管表現為富人窮奢極欲與窮人賴以活命迥異形態）。筆者交往所觀察到的是：與20世紀90年代完全不同，當代中國大陸一流知識分子中已少見超越金錢者。這意味著個人幸福已成為統治性的人生觀。2005年一位有名望的中國哲學家因走私人口被捕，據說替親屬籌措金錢以改善生存處境。網絡對此事的評論，是強調儒學學者應知行合一。這誠然是對現代人文知識非實踐化的針砭，但所立足的卻是知識分子的個人修身，而未能正視知識分子生存基礎及其製度環境的變遷。可是，曆史生活中真實發生效力的儒士仁學理想與人格節操不僅擁有巫史傳統，而且擁有從科舉到品評、從書院到鄉約一係列社會支撐體製。就此而言，每一時代知識分子之可能超越性地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均有其相應的社會基礎與時代認同心理氛圍。然而，繼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打碎紳士社會及其文化基礎之後，作為將共產主義意義闡釋推至反人性極端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撥，20世紀末葉以來的市場化轉型也瓦解了作為共產主義意義闡釋基礎的公有製。這是現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盡管《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一書力圖闡發的正是相反方向的原理：意識如何不可或缺地參與建構社會存在）。人心隨社會存在轉變之快，使兩個時代之交替甚至成為毋須記憶分隔的同一時空下的直觀畫麵。困難的是：隻有基於公民權利與民主法製的現代化社會才會有現代性的公民道德與公共精神，但隻有現代性的公共精神才是特權共同體演進為現代文明社會的守護神。人文知識分子及公共精神在當代中國現代轉型的處境比上述現代化—現代性悖論更為複雜。例如，與西方現代化—現代性曆史不同的一點是，中國缺少如基督教那樣仍保持現代生命力的精神團契體製（而團契則是現代性私人信仰銜接現代化公法體製的重要環節），因而缺少支撐現代人文知識分子的製度性資源。關於當代中國人文精神重建與人文知識分子的思考從而不能僅僅執著於個體修身與節操品質的精神形而上學，而亟待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調查、試驗中建設中國的現代團契。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動已日益突出地要求人文科學走出哲學思辨而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兩書增訂版所增加的內容隻是極其有限地透露出這一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