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區建英）
報告
漢唐以來中國思想與東亞文化以及歐洲文化的關係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張濤
中國傳統思想萌芽於殷周之際，春秋戰國時期湧現出了老子、孔子、孫子、墨子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大大推動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其中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影響最大。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從此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思想和正統學術。漢末以後，以老子和道家思想為根源的道教逐步形成。魏晉之時，會通道、儒的玄學興起。其間外來的佛教思想又潛滋暗長，但傳統的儒、道等思想又融入其中，使之本土化、民族化，至唐代則相繼形成了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學派。宋明時期，一批學人以開放的心態汲取佛、老思想，對傳統儒學進行重構，形成了理學或稱道學，其中分為程朱理學（朱子學）和陸王心學（陽明學）。清代又有樸學或者說漢學、考據學的興起。漢唐以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可以用儒（儒家或儒教）、釋（佛教）、道（道教，也包括道家）三家及其相互爭論、相互攝取、相互融會來加以概括，而這也是不斷吸取外來成分並使自身獲得無限生機的曆程。
漢唐以來，延至明末，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東亞文化之間的交流，對日本和朝鮮半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突出體現在儒學和佛教兩個方麵，道教方麵也有一定體現。例如，在儒學方麵，相傳應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晉武帝太康六年），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人王仁東渡日本，向朝廷獻上《論語》10卷等。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隋文帝仁壽四年），推行新政的聖德太子以儒學為中心，製定了《憲法十七條》，其中明確提倡“以和為貴”、“以禮為本”等儒家的倫理規範。大寶年間（唐中宗嗣聖年間），文武天皇製定了《大寶律令》，對儒學在國家教育中的地位、組織體製和教學內容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奈良、平安時代，儒學更為昌盛。繼中國唐玄宗加封孔子為文宣王之後，日本稱德天皇敕封孔子為文宣王（公元768年），命各地祭祀。德川幕府時期，朱子學、陽明學等都在日本得到充分發展，朱子學更是成為官學。
在佛教方麵，繼體天皇十六年（公元522年，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中國的司馬達等人到達日本傳播佛教，是為佛教傳入日本之始。這是私傳之說。還有公傳之說，說是通過百濟傳入，時間略晚（一般認為公元538年，欽明天皇七年，梁武帝大同四年）。傳去的佛教大都是中國本土化了的佛教，在日本影響很大。聖德太子製定《憲法十七條》，在尊儒的同時，也非常尊佛，要求臣民“篤敬三寶”（佛法僧）。推行新政過程中，聖德太子大力扶植佛教，招納僧人，興建佛寺，營造佛像，興隆佛法，在派大禮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同時，還派出“沙門數十人”學習佛法。相傳他本人還撰有解釋佛教經典的著作。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不少學派相繼傳入日本，而日本也有僧人入唐學習天台宗、密宗。宋元時期，禪宗中最有影響的兩派——臨濟宗、曹洞宗傳入日本，並迅速傳播。
由中國傳入的儒學、佛教等，在日本同樣經曆了吸收、更生、創新的過程，而具有其獨特的風格。日本儒學自有其特色，並非中國儒學的簡單翻版。作為外來文化的中國儒學思想被吸納到日本，也必然要經曆一個選擇和消化的過程。所以，日本儒學和中國儒學雖是同源，但是經過日本本土化的改造，已迥異於前，不可混為一談。例如，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雖然具有強烈的包容意識和會通精神，但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又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即使在儒學內部，不同學派也是不斷展開論辯，爭做正統。而日本儒學基本上能做到各種思想流派共存。從日本早期儒學來看，當時傳入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釋，既有南朝係統的，也有北朝係統的，而且儒學也能與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諧共處。
中國佛教在日本經過長期傳播、發展以後，與日本傳統宗教文化和習俗相結合，逐漸實現民族化、本土化，先後形成帶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學派：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密宗）、淨土宗、真宗、時宗和日蓮宗。從中國傳來的佛教，還與日本古來的神道思想同化、融會，從而產生了“本地垂跡”的思想，即神佛本地下凡論。這一切，都促進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