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辯
張濤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我回答楊共樂教授的提問：“中國儒學與日本儒學在思想內涵方麵有什麼不同？”
應該說，中國儒學與日本儒學在思想內涵方麵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中日儒學均以孔子之說為歸依，以五經四書為經典，倡導仁義德治，重視禮樂文明，強調和諧精神等，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中的“以和為貴”、“以禮為本”就是突出的例證。當然，中國儒學傳入日本並實現本土化、民族化之後，又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顯示出自己的思想魅力。例如，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雖然具有強烈的包容意識和會通精神，但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又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即使在儒學內部，不同學派也是不斷展開論辯，爭做正統。而日本儒學基本上能做到各種思想流派共存，儒學也能與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諧共處。又如，中國儒學一般注重形而上的理論思辨，往往鄙視事功，脫離現實，日本儒學則偏重於經驗科學、實證科學，提倡“有用之學”，並且取得了明顯的社會功效。像澀澤榮一認為“《論語》和算盤是一致的”，強調儒家道德要與企業文化、企業經營結合起來。另外，儒家倡導的和諧與忠誠，也常常被日本企業當作口號或座右銘，而這無疑有助於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凡此種種，都是值得中國儒學和儒學研究者認真思考和學習的。
張昭軍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儒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文化係統，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潛流。總體上看，其主流思想是為封建專製主義服務的，帶有很濃厚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這是與近代化相衝突的部分。不過，儒學中還含有一些限製絕對專製主義的東西，含有一些恒常之道，如《尚書》、《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批判君主專製的思想等。對於這些支流、潛流中的思想學說，如果能加以合理的解釋和利用，他們與近代化不僅不相衝突，甚至可能還會有助於近代化。比如，孫中山曾經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道德，他解釋說，過去人們講忠，是忠於皇帝，那是愚忠，現在要變為對國家的忠誠。顯然，經這樣闡釋後的儒家道德，與近代化並不相悖。
王東平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我回答楊共樂教授的提問：“用幾個關鍵詞，將所演講的內容加以概括和總結。”
關於我所作報告的內容，我想從三個方麵，用四個詞加以概括和總結。
第一個方麵，我用兩個關鍵詞：“文化傳播者”、“中介者”。我剛才在報告中提到，回族是在伊斯蘭教在中國內地傳播的過程中形成的，回族是外來的民族成分與中國國內的民族成分在長期的發展中相互融合而成。作為一個穆斯林群體，回族在中華大地傳播伊斯蘭教的同時，也傳播源自阿拉伯、波斯、中亞地區的文化，特別是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建築等科技文化，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第二個方麵，借用文獻中的詞彙“守教不替”來概括。伊斯蘭教對於回族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回族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雖然散居各地，但都始終堅守伊斯蘭的宗教信仰，教義、教法不變，保持著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伊斯蘭教對回族有重要的意義，回族學者白壽彝教授曾經指出：“對於回族來說，伊斯蘭教是這個民族的一種民族形式。”
第三個方麵，我用“以儒詮經”。回族是在中國土地上形成的，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它需要處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明清時代回族學者漢文譯著活動中的“以儒詮經”，體現出伊斯蘭與儒家思想文化的交融，也促進了伊斯蘭的中國化，使回族文化成為中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自由討論
越智敏夫 新潟國際情報大學教授
我是新潟國際情報大學的越智。這裏是研討會，從研討會的性質來講，還是認真地交換一下意見比較好。請允許我提個問題，也許包含著一些批判的評論。首先是對張濤先生和張昭軍先生關於儒教報告的意見，想請教一下關於基本上強調“忠孝”、“和”的儒教的政治性。如果儒教精神強調這樣一種特性，那麼，是否基本上就是擁護權力的呢？比如，像聖德太子那種掌握權力的人講尊重“和”，或會社社長強調“忠孝”，這一切簡單地可以說，就是不要逆上，下麵的人要服從上麵的人。把這種服從政治命令用“和”的精神來表達是會產生危險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您所說的，基本上是擁護權力的想法，而不是從權力外部來批判權力的想法。那麼就可以說，這樣一種精神曆史上在東亞地區已經擴散。在中國、日本、朝鮮等國的政治社會的形態雖然是非常複雜和富有動態的，但是儒教作為基本上擁護權力的思想，持續2500年在非常廣大的範圍得到了共有。在以上認識的前提下，我想請教儒教中擁護權力以外的觀點。因為我想，在儒教裏應該也具有批判權力的觀點，為什麼沒有得到評價？即使有也在各種方式下被埋沒了。但是，批判權力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請問，儒教一直是如何批判權力的？或者粗略地說，儒教能夠成為人民思想的契機嗎？關於這種可能性，請張濤先生和張昭軍先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