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建英 譯）
張昭軍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儒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文化係統，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潛流。總體上看，其主流思想是為封建專製主義服務的，帶有很濃厚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這是與近代化相衝突的部分。不過，儒學中還含有一些限製絕對專製主義的東西，含有一些恒常之道，如《尚書》、《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批判君主專製的思想等。對於這些支流、潛流中的思想學說，如果能加以合理的解釋和利用，它們與近代化不僅不相衝突，甚至可能還會有助於近代化。比如，孫中山曾經提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道德，他解釋說，過去人們講忠，是忠於皇帝，那是愚忠，現在要變為對國家的忠誠。顯然，經這樣闡釋後的儒家道德，與近代化並不相悖。
平山征夫 新潟國際情報大學校長
與其說我是提問，不如說我是提出一個問題。新文化輸入時會產生文化與文化的衝突，過去佛教進入日本，就出現了佛教與日本傳統宗教——神道的衝突。而且那時儒教已經進入日本，於是就有了神道的“神”和佛教的“佛”、儒教的“儒”，被稱為“神、佛、儒”。聖德太子除了製定《憲法17條》，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這三種文化“習合”（折衷調和）起來，使人們能隨意選擇宗教。在中國也一樣，中國沒有神道，但有道教。中國比日本更早就有“道、佛、儒的習合”。佛教輸入的時候，也就是一種新的思想進入中國傳統社會的時候，與既存思想之間發生了怎樣的鬥爭呢？日本正是學習了中國受容異文化的“習合”方法，進行了“神、佛、儒”在日本的“習合”。
按照剛才越智先生的提問，日本並沒有全部模仿中國文化，其中不合適日本、從而沒有引進的重要文化之一，就是對權力的思考方法。在中國的傳統裏，當今的皇帝如果比自己能力低，自己應取而代之，這是可以的。但在日本有天皇製，這是不能改變的，在這個傳統中，形成了隻有幕府能進行交替的機製。隻是幕府作為受命於天皇委任的權力者進行權力交替，而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中的庶民沒有變化，這種製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因此，我的問題是，中日兩國在宗教的“習合”上，儒教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日本在“神、佛、儒”中，特別產生了衝突的是神道與佛教，而儒教並沒有產生什麼問題。我想在中國也主要是道教與佛教發生了衝突，而儒教沒有成為大的衝突對象。以後過了很久，基督教進入的時候就不同了。佛教傳入時因為給傳統社會帶來了新的文明，為了進步和發展，聖德太子不得不引進佛教，他做出了必須引進佛教的判斷。但是基督教太過激烈，如果引進之，會對日本社會產生很大影響，對統治者不利，所以要禁止基督教。這與不禁止佛教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方式。
回顧這一曆史事實，可見新文化流入之時，與傳統文化之間會產生各種課題和各種衝突。我所提問的是，在折衷調和三個不同思想的時候，中國的“習合”與日本的“習合”裏，儒教發揮的作用是相同的還是相異的？我對此很感興趣。如有機會，希望一定請教。今天因為時間關係，隻是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
（區建英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