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佐佐木寬）
報告
二戰後日本的曆史教育與教科書問題
新潟國際情報大學準教授 小林元裕
序
2008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日，日中兩國發表了聯合聲明。與10年前發表的上次的聯合聲明相比較，這次的聯合聲明中值得注目的是有關曆史問題的詞句減少了。日中間的重要外交文件《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中日友好協作夥伴宣言》（1998年）中，都對日本過去的戰爭和侵略寫有“反省”、“責任”等字句。而這次的聯合聲明中隻寫著“正視曆史，麵向未來”。如果因這一點就認為中國不太重視曆史問題了，這未免太武斷。曆史問題對日中兩國仍然是重要的課題。但是，這次與過去那種表明日本對侵略中國進行反省的聲明不同，可以理解為是日中兩國以麵向未來的眼光來建立“戰略互惠關係”的一個表態。
同時，這次的聯合聲明的另一個值得注目的特征是，“對日本二戰後60多年堅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以和平手段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做出的貢獻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作用第一次表示了肯定。這次聲明中沒有具體談到“和平手段”的具體內容，具體指什麼不清楚。但可以說一般是指日本堅持和平憲法，沒有采取任何軍事行動。這次我的報告題目《二戰後日本的曆史教育與教科書問題》也可以說是日本所實行的“和平手段”之一。
1.三個曆史教科書問題
我這樣一講，有人可能會這樣提出異議：與其說二戰後日本的曆史教育為和平做出了貢獻，不如說是一直在右傾化的浪潮中動搖，其最具體的例子就是曆史教科書問題。說到曆史教科書問題時，各位會聯想到最近由2001年的“新曆史教科書編輯會”編寫的《中學社會曆史》（扶桑社），再以前的有1986年的“保護日本國民會議”編輯的高中用教科書《新編日本史》（原書房）。
這兩本教科書確實是對日本的曆史、特別是近代以後的曆史做了積極正麵的評價，特別是在有關殖民地和戰爭等敘述中肯定了日本的行動。特別是前者的教科書執筆者把自己的曆史認識定義為“自由主義史觀”，把過去使用的曆史教科書的內容說成是“自虐的”、“黑暗的”，對之展開了批判運動。
從與中國、韓國的關係來看，日本的教科書檢定沒有承認“侵略”這一用語，還把朝鮮民族的獨立運動寫成“暴動”。對此，1982年受到中韓兩國的正式抗議，教科書檢定轉化為國際問題了。對此，日本政府發表了宮澤官房長官的發言，後來就把“與近鄰亞洲諸國有關近現代的曆史現象需要從國際理解與國際協調的觀點來考慮”這一條“近鄰諸國條款”加入了檢定基準。
綜上，也許看不出日本的曆史教育對和平做了什麼貢獻。但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什麼上述的曆史教科書會出現？為什麼1982年會發生教科書檢定的問題呢？我要請各位注意的是其背景中有另一個教科書問題，那就是有關由家永三郎執筆的《新日本史》及其記述的教科書檢定審判。
2.家永教科書的審判
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的日本，教育者、研究者對戰前的國定教科書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並重新開始了二戰後的教育。文部省也為了促進非國定的各種教科書的出現，於1947年開始導入了教科書的“檢定製”。
曆史學者家永三郎也是對戰前的曆史教育進行了深刻反省的日本人之一。他於1952年單獨執筆寫了高中用的社會科教科書《新日本史》（三省堂）。這本教科書的特征是“對戰爭充滿尖銳批判精神的記述”，和當時的學界還未深入研究的民眾生活史和女性史等的嶄新內容。
20世紀50年代，冷戰進入高潮時，社會科教育以及曆史教科書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教科書檢定的不合格處分增加了。1960年，家永申請了《新日本史》的全麵改定的檢定，卻遭到了不合格處分。1964年作了修訂再次申請，結果被命令修改近300處，得到了有附加條件的合格。於是，1965年家永指出，檢定的不合格處分和有附加條件的合格時的所謂“修正意見”是違憲的，並對此提出了民事訴訟。這就是以後持續了32年的家永審判的開端。
家永三郎於1967年發起了第2次訴訟、1984年又發起了第3次訴訟，指控教科書檢定的非正當性。家永教科書審判就是指這三次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