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穆斯林珍視來自伊斯蘭地區的宗教經典，而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宗教經師也受到回族社會的尊崇。清代學者劉智在他的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禮》中都有《采輯經書目》篇目，開列了他進行漢文譯著工作時所參考的阿拉伯、波斯文著作，前者列穆斯林文獻40種，後者列45種，除去相同的或大體相同的19種，共66種，“書目”反映出明清時代中國回族社會中流傳的阿拉伯、波斯典籍的情況，伯希和（Pelliot）將這個書目稱作“十八世紀中國常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的簡要目錄”。對這個書目進行過深入研究的海外學者唐納德·丹尼爾·萊斯利和穆罕默德·瓦塞爾分析說，這些著作除極少數屬於什葉派外，大多數屬於遜尼派，而許多波斯文著作為蘇非派經典；就語種而言，波斯文著作明顯多於阿拉伯文著作；這些著作絕大多數可以在伊斯蘭文獻中找到原本，這體現出當時中國穆斯林同中亞、波斯、阿拉伯的文化聯係。
回族文獻記載了來華穆斯林學者與回族學者間的宗教文化交流。明代崇禎年間來華講學的印度經師阿世格在南京與回族學者張中相識，張中拜其為師。阿世格精於認主學，擅講伊瑪尼的道理，張中把阿世格所講內容及自己的見聞相互參證，寫成一部書，名《歸真總義》。再如《經學係傳譜》中記載，馬明龍曾追隨“雲遊至楚”的西域經師極料理，學習《米爾撒德》經，並將其譯成《推原正達》。常誌美也曾與極料理進行過宗教經典的探討。
一些回族穆斯林曆經艱辛，前往麥加聖地朝覲，履行著宗教功課。例如回族經堂教育的創始者胡登洲曾朝覲麥加，回國後開始興學，培養宗教人才。雲南馬德新也經曆過漫長的朝覲旅行，他著有《朝覲途記》，“自敘其朝覲所曆之途”。由於路途遙遠，朝覲之路異常艱辛，《經學係傳譜》中記載，經師石安宇朝覲“天房，病歿於壓而幹之地。”朝覲也是遊學的過程，一些回族學者在中亞、西亞、印度等地學習宗教和文化知識。《經學係傳譜》中記載，經師王明宇“舉念朝覲天房”，曆經磨難，後在“密斯勒國”道長（賽赫）和“馨都斯托呢”國君臣的幫助下完成朝覲，還在“馨都斯托呢”國“開設道堂”並“授徒數千”。
三
入居中原地區的穆斯林不僅傳播伊斯蘭教，也傳播了阿拉伯、波斯、中亞地區的伊斯蘭世俗文化，尤其是天文、曆算、醫學、建築等科技文化。
根據《懷寧馬氏宗譜》的記載，西域學者馬依澤曾參與宋代應天曆的編修，而學者們對應天曆的研究則證實，應天曆采用七曜紀日，且將曆元之日定在金曜日而非日耀日，因為伊斯蘭教規定以金曜日為禮拜日，由此體現了應天曆與阿拉伯天文學的關係。
元代伊斯蘭天文學同中國聯係更為密切，元朝設立了回回司天台、回回司天監，許多回回人在這些機構中任職，元代文獻記載了回回人的天文著作和回回天文儀器。由於回回曆算之學十分精密，和傳統的漢地曆法相比有許多獨到之處，所以元明鼎革後仍迅速發展，並為明朝政府認可，與明大統曆相參證。元代傳入的11世紀阿拉伯科學家闊識牙耳（Kushyar）的著作被仕於明廷的回回學者海答兒、馬沙亦黑等人譯為漢文，名《回回天文書》，“為中國之用，備一家之言。”明清時期，回族學者繼續在天文曆法相關機構任職，在這些領域發揮著聰明才智。北京牛街穆斯林誌書《岡誌》中記載，明清之際牛街地區有許多精通天文曆算的回族人物。例如，薛宗雋與薛宗偉兄弟，“精曆學，善畫方圓”，“通推步星曆之學。”劉裕錫則“通天文、歧黃之術，尤喜造儀器奇巧之物”，吳明煊“通西域天文。
由博士遷秋官掌回回（按：疑此處漏一‘科’字），專推交時淩犯四季天象，以考正中國古法之失。”民國時期的《震宗報月刊》上曾記載了一則《常巴巴夜挪量天尺》的故事，講述清代回族著名經師常誌美（人稱“常巴巴”、“常仙學”）修好了北京城觀象台的量天尺，而之前欽天監的人對此均束手無策。這則民間故事說明，在明清時代人們眼中回回人在天文曆法方麵具有很高的造詣，而回回人實際參與了官方的天文機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