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投資的作用看。冷戰後，隨著日本對中國投資急劇增加，十分顯著地有利於緩解中國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問題，並且對於提升中國製造業的技術水平、改善產品結構具有積極意義。近年來日本加大對中國金融保險、服務等業的投資，對於提升這些行業的現代化水平、改善服務理念具有積極意義。最重要的是，日本多年在中國開辦企業或者合資舉辦企業，帶來了日本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和做法。這些理念和做法隨著時間的流逝日益浸潤到中國企業中，對中國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升經營管理水平乃至提高效率都有積極影響。
日本對中國投資的增加，對於日本經濟自身的益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是在中國建立生產基地，利用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低廉的勞動力資源，有利於日本企業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特別是日本的技術和產品性能與中國低成本的結合，有利於產出最具競爭力的產品；
二是將勞動密集型、中低附加值的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生產，使日本騰出了人力和空間，加快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實現了日本產業“小而精”的轉變；
三是在中國的日資或中日合資工廠的產品，都會標上“Made in Chian”的標記，雖然核心技術和不少零部件仍然是日本生產的，但卻以中國產品行銷世界，這有助於減少日本與其它國家的貿易摩擦；
四是有助於減少日本企業的開發研製費用。當代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產品的更新換代非常快，這就需要加大研發投入，避免企業走下坡路。但是，這往往需要持續投入大量研發資金。
開辟中國市場後，許多在日本市場上已經退潮的產品在中國往往還有市場，這就延長了產品的市場壽命，技術資源和先期投入的研發資金得到了充分利用。
三、中日經貿要加強理解麵向未來
冷戰以後中日兩國關係走過了一段起伏不平的道路。2007年以來，中日兩國領導人實現互訪，從破冰到融冰，再從迎春到暖春，中日關係出現可喜的變化。但是，中日之間仍然存在不少誤會，阻礙著中日經濟協作的繼續提升。因此，有必要正視這些誤區，並且予以澄清，為未來中日經濟協作的良性發展奠定基礎。
1.關於“中國威脅論”。冷戰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後，在中國經濟開始新一輪高速增長、經濟實力和國際經濟地位空前提高的情況下，日本開始流行“中國威脅論”，認為中日兩國產品在廣泛領域的競爭對日本的經濟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
通過上麵對兩國貿易結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威脅論”完全是一種錯覺。我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追求民族幸福和民族發展的權力，都希望實現民族的福祉。日本民族在最近一百多年來也經曆了這樣的曆程。遠溯到19世紀中葉日本開關，近追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民都為了民族的複興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並實現了民族經濟的起飛。哪一個日本人談起這樣的事會不自豪、不高興呢？為什麼中國人民就不能有這樣的發展？就不能實現民族的振興？中國人民喜歡說“雙贏”，也就是雙方都在發展中受益。在考慮中日經貿關係時也應當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如此則視野中出現的就不會是“中國的威脅”，而是發現中國的發展不僅對中國人民是福音，對日本經濟也是機會，是為中日兩國人民都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中國的發展，中國經濟的繁榮，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多少代中國人為之奮鬥的理想，中國人民隻想有一份還算殷實的生活，中國人民隻想在一片寧靜中生活，並沒有太多的奢望。中華民族曆來酷愛和平，中國發展從來不帶有對外擴張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中國距離真正實現民族的福祉還差的很遠，中國的發展並未對日本造成威脅。
2.關於“空心化”問題。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有一部分人對於在華投資是否會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擔心非常強烈。其實，無論從產業結構還是市場的角度看，這種擔心都是空穴來風。
從產業結構看，2004年中國從日本進口貨物中最大宗的是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和錄音機、放聲機、電視圖像等，為500.25億美元，其次是鋼鐵等普通金屬及其製品，為99.62億美元，再次是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和鍾表、樂器及其零件和附件，為81.11億美元，三者合計占中國從日本進口額的72.2%，2005年和2006年仍然保持這樣的態勢，均占71.5％。這些日本進口到中國的最大宗的產品都是製造品，且為中國不能生產的產品或僅能生產低端技術的產品。顯然，日本的產業並未空心化，相反，產業生產繁榮，生產的都是高端產品，核心技術都緊緊掌握在日本手中。日本是將製造部門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國內隻保留核心技術的設計部門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門，以及最具技術含量的製造和生產，實現了產業的高度精致化，並且保證了經濟發展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