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飛宇
對於馬爾薩斯這樣一位處於18世紀、19世紀之交的英國人來說，在思考人類社會改善這一類宏大問題的時候，所麵臨的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世界與思想世界。當彼之時，霍布斯鮑姆所謂開啟了現代性的二元革命——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已經爆發。其間可視為時代特色的主流精神氣質，是由孔多塞和葛德文等人所代表的現代啟蒙運動式的雄心壯誌。與之相應的，當然是笛卡爾在哲學領域、牛頓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工作所帶來的影響：對於確定性的、客觀的知識的信念和追求，以及對於理性的堅定信仰。而在另一方麵，在羅傑·豪舍爾和以賽亞·伯林看來，在歐洲思想的曆史之中，卻也有著一股反潮流的思想線索，一股由傅立葉、蒲魯東、克爾凱郭爾、尼采、托爾斯泰等人所構成的19世紀的“躁動不安的偉大的反叛者”的傳統。這些反叛者所質疑的，乃是18世紀和19世紀的核心價值觀：自由主義的理性主義、世界大同、科學以及進步，等等。這些“反叛者們”各自不同的主張，如果說有某種共同特點的話，那就是“某種有關自我和自由行動者的內在知識，某種無法消除的、特殊而具體的認同感”1.這一傳統，在上述主流思想史之外，構成了一股我們在20世紀結束之後，21世紀的初期來反思啟蒙運動的時候，必須要去麵對的遺產。
而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丹尼爾·馬爾薩斯之子，正是在這樣兩種思想史傳統之間，以《人口原理》一書，獲得了其複雜而豐富的曆史性麵向。
一
《人口原理》一書的第一版名字叫做《人口原理，人口對社會未來進步的影響，兼評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測》。正如李宗正先生為本書的中文版所做的書評所說，本書的曆史背景，正是伴隨著上述思想史潮流的英國和歐洲的早期現代化進程。自圈地運動以來，隨著英國失地農民的不斷增加，出現了人口過剩的現象。失地農民們或者成為流浪漢，或者成為雇傭工人。總而言之，一種流動人口的現象開始出現。而在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促進了英國的經濟發展，同時為物質產品的豐富，人口增加和大規模失業人口的出現提供了基礎。英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迅速發展起來，而城市化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也隨即暴露。
在此種背景下所爆發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在英國的思想界引發了兩種反應。無論是對舊製度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所討論的焦點都在於如何使得社會達到一種至善的狀態。以葛德文和孔多塞為代表的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堅信理性的法則，相信在宗教社會之後，人類可以通過自身知識和理性的充分發展，而達致一個普遍意義上的美麗新世界。而這一樂觀主義，正是馬爾薩斯在寫作《人口原理》一書時，所直接麵對的思潮。
所以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開端，馬爾薩斯即坦承，他是由於法國大革命所引起的政治爭論而提出人口問題的。這一政治爭論與社會之“善”有關。馬爾薩斯開篇明義：本書的寫作由來，乃是對於“社會的未來改善這一大問題”的思考。2也即，本書主旨並非是後來人口學意義上的人口問題。人口問題隻是一個更加宏觀問題的善之問題的組成部分。所以對於本書而言，首要問題就是，社會改善的問題是如何與人口原理關聯起來的？
本書共十九章。在前麵的七章中，馬爾薩斯就當時思想界爭論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隨後對孔多塞和葛德文兩人的思想進行了評論。在十七章之後，馬爾薩斯的討論進入了經濟學的範疇，但是仍然沒有脫離對於善的討論。自始至終，馬爾薩斯在本書中所關心的核心問題，也即當時思想界論爭的核心問題仍然是：人類社會能否改善至理想狀態？如果不能，人類如何能夠達到一個比較善的狀態？
針對這類問題的論爭，馬爾薩斯提出了兩條公理：
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
從這兩條公理出發，馬爾薩斯提出了如下命題：“人口的增值力無限大於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
馬爾薩斯認為，不受抑製的人口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則隻會以算數比率增加。根據第一條公理，人口增殖力與土地生產力是要保持平衡的。這就意味著，“獲取生活資料的困難會經常對人口施加強有力的抑製。”而從整體的視角看來，“這種困難必然會在某地發生，必然會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強烈地感覺到。”（馬爾薩斯，1992∶8）從這一推論出發，必然會得到全體人類之無限完善的不可能性。
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一基本命題，馬爾薩斯提出了三個命題。它們分別是：人口無生活資料便無法增加；有生活資料，人口便會增加；占優勢的人口增殖力因產生了貧困與罪惡而受到抑製。隨後，馬爾薩斯通過對各個民族和地區的曆史回顧論證了自己的觀點：人口的增長導致了食物的匱乏，產生了貧困，罪惡也隨之而來。所以，對人口增長的抑製就成為社會完善所需要采用的方法。馬爾薩斯提出了兩種抑製辦法：預防性的抑製和積極的抑製。預防性的抑製，是“指人們對養家糊口的憂慮”；而所謂積極性的抑製，是“指一些下層階級實際所處的困難境地，使他們不能給予子女以應有的食物和照料”。（馬爾薩斯，1992∶26）值得注意的是，在馬爾薩斯看來，無論哪一種抑製的方法都不能徹底消除貧困以及罪惡，而隻能緩和這兩種人類生存的境況。也就是說，貧窮與罪惡是社會的固有疾病，人可以以一定的技術和策略來緩和，但是無法徹底消除。
對於人口問題的討論隻是本書的部分內容。在隨後的章節裏，馬爾薩斯首先批判了孔多塞人類社會可以達致至善的觀點，再一次強調了人類社會的不可完善性以及將人類一切的罪惡歸於人類製度這一做法的不妥。在隨後對葛德文的批評中，馬爾薩斯提出，人類是可以完善的並不等於改善人類的努力總會成功。人類是可以不斷完善的，但是人類卻不會得知這種完善的確切界限，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最終完善是作為社會的個體所看不到也做不到的。所以總體而言上，馬爾薩斯對於人類社會的進展具有一種“憂鬱的色調”，而在他看來，這乃是現實的反映，並非個人的性情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