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清媚
生活在清末山西的鄉紳劉大鵬斷不會想到，自己的日記在其逝世半個多世紀之後會在中外史學界引起轟動。他從1890年開始寫日記，直到臨終之時連續記錄了51年，現在尚存跨度達41年的日記。《退想齋日記》的時間跨度是從1891年至1942年。其內容蕪雜豐富，從自己家事、鄉裏之事，大至國事、天下事，無不牽涉，甚至還有很多傳聞性的消息。1990年山西史學界的喬誌強先生把這本珍貴的史料整理出來，使得劉大鵬當年所思所感能夠再次呈現於世人眼前。1995年前後，圍繞這本日記的討論形成了高潮，劉大鵬的生活時代和社會變局成為社會史研究視野中的一個焦點議題；一直到2010年仍有相關研究文章問世。1
在這些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日記的內容上，試圖從這本日記中獲得對時代轉折下鄉土社會與紳士生活的直接了解。而我認為，劉大鵬作為一個鄉土社會底層的讀書人，固然可以為我們呈現近代鄉土社會的衰落和侵蝕，但是，僅把他當做資料來進行剖析或許是不夠的，我更想去關注他的寫作這個行為本身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希望從文字的角度去理解他對晉河流域的曆史書寫以及其中寄托的他內心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文的重點不在於處理史料的真實性辨析，而在於劉大鵬一生不斷以文字來表達底層鄉紳對於鄉土社會和曆史的理解。
一、國家與社會結構中的鄉紳：對劉大鵬日記已有的研究
在現有的關於劉大鵬日記的研究中，羅誌田、行龍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比較受關注。
羅誌田的研究發表較早，率先開出了《日記》研究的一些新局麵，促使學界的關注點從最初的史料考據轉入社會史討論，也影響了後來的行龍等人。2他提出科舉之廢對身處內地的劉大鵬之影響，並非類同於資訊更發達的京師和港口城市；相對於在後者中的學術思潮無形中繼承了“洋世界”的關懷，劉大鵬眼中的世界並不與此同步，而更多保留“士”的心態，顯得更為保守。由於時代變動致使原有的社會上下流動渠道失效，諸如劉大鵬這些紳士被拋棄，“四民社會”瓦解。3
羅誌田所提出的這個社會變局和紳士心態固守之間的矛盾，其後為行龍進一步發揮。行龍作為喬誌強先生的弟子，曾隨其導師做了很多《日記》相關資料的搶救、複原和研究工作。他對劉大鵬的生平事跡梳理得相當詳盡，試圖從劉大鵬的每一個人生轉折的當口尋找對應的社會史原因，以及劉大鵬自身的原因來作綜合解釋。在行龍的敘述中，劉大鵬一生所經曆的科考、教書、耕讀、經營煤礦、編寫方誌等事件，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日益惡化，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無論舌耕為業，還是由“耕讀為業”轉為“亦農亦商”，這位掙紮在鄉村社會底層的讀書人始終保持自己“紳士”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禮儀和倫理的承擔，一是對地方文化的承擔。4
但是，行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他通過劉大鵬來思考紳士階層在社會轉型中的特點，卻忽略了“紳士”隻是個籠統的說法，實際並不能涵蓋所謂“四民社會”中的“士”階層。劉大鵬乃是當地最底層的讀書人，在他之外，太原晉祠一帶城鎮和鄉間還有不少世居的大族，其家世名望遠勝於劉氏。劉大鵬在日記中的鬱鬱不得誌其實有與這些人物的對照在；而在現實麵前，他如何才可能將自己“歸屬”於這些人物的同類？其次，如果我們假設紳士階層本身能夠完全實現對基層社會的政治、經濟、倫理、文化的全部承擔，那麼劉大鵬的人生經曆恰恰不能說明這一點；而如果我們將其不能實現僅僅解釋為社會現實的原因，那則表明這一假設實際是無法論證的，因為在現實中找不到證據基礎。最後，劉大鵬始終牽掛的科舉製度背後，有士人政府對整個國家政治的作用，這條線索作為劉大鵬生活與思考的依據之一，也並沒有得到充分揭示。
這些問題在羅誌田當時的文章中同樣沒有得到解決。近10年之後，羅誌田再次通過劉大鵬，進一步探討科舉廢除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他認為，科舉製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實起著重要的聯係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係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科舉製度廢除使社會的循環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中止，知識分子不再還鄉，中國的城鄉漸呈分離之勢。另一方麵是使得紳士與書本知識疏遠，這關係到紳士的素質下降，還關係著道義約束的減弱，鄉村社會便容易出現土豪劣紳；鄉村逐漸成為無知識之地，也開始一種無士的自治生活。5羅誌田將政教與倫理分開講，指出地方紳士素質的變化主要是在倫理道德上的敗壞使鄉村社會衰弱，連帶也將影響中國整體的變化，這一點還是很有啟發的。但他因此下結論說鄉村因而成為無知識之地卻也未免太早。劉大鵬本人便是通過他自己的文字，把道德化的晉祠曆史流傳至今的。我們更不能簡單地說，隨著紳士的逝去，這個曆史便也隨之終結，事實上即便在今日田野裏仍舊能看到續寫鄉邦曆史的大有人在。
而科舉製度在清代究竟是否像羅誌田想像的那麼美好是值得再加探討的，“八股取士”對思想禁錮的控製力即便在當時的士人中間也不乏抵製者。諸如明清之際的山西名士傅山，便對科考以死抵製，甚至拒絕康熙皇帝的召見。清代山西學術圈非常活躍，除了傅山之外，尚有一批金石學、考據學的大家，如閻若璩、朱彝尊、曹溶等，還有曾行遊至山西的顧炎武。6這批生活在清前期的士人給劉大鵬留下的道德學問遺產，不能說是毫無影響的。劉大鵬正是浸淫在這種氛圍之中。他的業師劉竹授課“初來學者先授以《孝經》、《朱子》、《小學》，繼而授《近思錄》、《性理精義》、《理學宗傳》，並先儒一切語錄等書。教之躬行實踐，力戒浮華。其無益之書，禁不使閱”。7同時劉竹本人書法甚佳，所作《晉祠圖》是得到地方士人公認的名作。劉大鵬從劉竹學習16年，得其書法、經史指點不止一二。這背後的學問道統繼承或多或少承前餘緒。
劉大鵬本人在聽到科舉取消之後“心如死灰”的表現，並非僅在“生業已絕”，更重要的是，“科考一停，士皆毆入學堂從事西學，而詞章之學無人講求，再十年後恐無操筆為文之人矣，安望文風之蒸蒸日上哉！”8科舉不複，儒學在國家體係中製度化的正統地位便容易被衝擊殆盡，倫理道德的安身之處亦岌岌可危。問題在於，鄉村社會本身有其多元雜糅的道德體係，並不非要依賴某種“正統”的教化才維持存在，縱觀劉大鵬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他並不承認地方上的宗教信仰有其道德性，但是他卻無奈地發現，這些祭祀儀式年複一年地周始，連同他自己的生活也包容進來，而他幾乎無法對之作出任何改變。
在“劉大鵬熱”興起的同時，英國學者沈艾娣亦曾親自赴太原考察，並於2000年之後陸續發表了相關研究。她在新書中把劉大鵬的人生史分成“撰述者”、“儒生”、“孝子”、“民眾代表”、“商人”和“老農”6種身份，從儒家觀念來分別解釋劉大鵬這6個麵向，並一一考察這些理念如何指導劉大鵬的實踐，又如何麵對社會現實的困難。在她筆下，劉大鵬雖然看似身份多樣、麵目豐富，但實際內心十分單一，是一個最終要維護儒家道德的破落紳士。他不如意人生的展開，伴隨著地方社會的倫理步步衰落，終究為新時代所淘汰。9沈艾娣這個論點顯得過於生硬呆板，試圖從外部的行為來把握劉大鵬在世事變遷中的複雜心態，實際對其思想的觸及是片麵的，並不能真正解釋何以劉大鵬在這麼艱難的生活中，唯獨寫作這一件事情是他一生的最後歸宿。
綜上討論，劉大鵬留給我們的心史仍有待探查。在下文中，我們擬從文字的角度初涉這一問題。
二、劉大鵬的人生與寫作
劉大鵬生於1857年，卒於1942年，一生跨越清末民國兩個時代。他字友風，號臥虎山人、夢醒子，山西省太原縣（今太原市晉源區）赤橋村人。1878年考取秀才，1881年進太原縣桐封書院，次年又到省城太原的崇修書院讀書，1894年中舉人，此後1895年、1898年、1903年三次參加會試均未中。1895年參加會試時發生的公車上書事件，他似乎參加了，但現有資料並未能充分證明他在其中有何重要作用；1898年6月大約在戊戌變法前夕他因會試滯留在京，在日記中他寫自己與同鄉京官和士子的交遊經曆，似乎並不關注醞釀中的思想革命，隨後即離開北京返回山西。也就是說，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當時已過不惑之年的劉大鵬遠離政治舞台的中心，也遠離思想激進派。
從1886年開始，劉大鵬在山西省大穀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師近20年，期間經曆了1905年的科舉製度廢止這一重大社會變革。劉大鵬在日記中說自己聽聞這一消息後，“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唯所積之德庶可與天地相始終。但德不易積，非有實在功夫則不能也”10.劉大鵬這時眼看過去出仕道路已毀，之前5次參加會試的微弱希望已經徹底沒有了。叔孫豹講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11，劉大鵬所寄托的“德”，在他後來的人生實踐中，似乎隻有以言立德最為成功。
1914年後，劉大鵬陸續當過縣立小學校長，經營管理小煤窯八九年，自己還耕田做過農活。1908年山西省諮議局成立時，劉大鵬由太原縣推選，擔任議員，民國以後曾任縣議會議長、縣教育會副會長、縣清查財政公所經理和公款局經理等職務。然而這些事情都沒有能堅持多久。他背後並無宗族勢力支持，作為家中的獨生子，必須一力負擔全家人生計，是以始終麵臨著生存危機，在溫飽線上掙紮。
相比之下，劉大鵬對地方誌投入的精力和成果相當引人注目。他從1902年開始修《晉祠誌》，5年成書，全書四十二卷，有祠堂廟宇、亭榭、山水、古跡、宸翰、祭祀賽會、金石、鄉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藝、植物、故事、雜編等多項內容，幾乎彙集曆代全部與晉祠有關的文獻記載和民間故事。12此外，還修有《晉水圖誌》十三卷、《汾水河渠誌》、《重修孫家溝幻跡》、《柳子峪誌》八卷、《明仙峪誌》四卷，留下詩文雜記《夢醒廬文集》八卷、《銜恤錄》十卷、《寄慨錄》十二卷、《隨意錄》四卷、《遊綿山記》二卷、《潛園瑣記》六卷、《迷信叢話》十七卷，《慍群筆譚》二十五卷、《乙未公車日記》四卷、《戊戌公車日記》六卷、《橋梓公車日記》四卷、《劉氏世係譜》三卷、《藜照堂家訓》二卷、《夢醒子年譜》十二卷、《退想齋日記》二百冊等。13劉大鵬對寫作簡直有一種狂熱。大約與劉大鵬同時代在晉的名士不少，例如還鄉紳士王瓊，曾任太子太師，修建過太原縣城牆，朝廷在晉祠為他立祠祭祀，也曾留下《漕河圖誌》、《晉溪奏議》等作品；另一位曾任提刑按察使副使的高汝行，回鄉後重修晉祠廟，並第一個修太原縣誌 14，等等，這些人物都是劉大鵬心目中鄉紳的榜樣，不過他們都沒有劉大鵬那樣能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