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鵬一生沒有做過官，他長期在晉中農村的生活，也曾像他的偶像一樣去積極參與多項地方公共事務，例如集資修葺晉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興辦過晉水水利，呼籲反對苛捐雜稅，在地方上有一定名望。不過，他參與的這些事務不見得都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1907年他呈請縣令要將孫家溝河堤改修為石堤 15，防止小站營村扒堤泄洪，否則河水泄空就會影響到赤橋村等地，結果被官府和當地鄉民申斥反對。這件事情在他的日記裏邊卻沒有詳細記載，而在《晉祠誌》中則講到為了這件事情，他曾和幾個村莊的鄉紳耆老聚談過數次，連上呈提議的文稿底稿都留存照錄。以劉大鵬在日記裏經常哀歎世風日下、時運乖蹇的風格，他在現實中遭遇的這個挫折本應有所體現，但實際上卻隻字不提，這件事情對於我們理解劉大鵬亦非常重要，下文將有詳細分析。
由於劉大鵬和鄉土社會的關係特別緊密，因而有必要交待他的生活環境。他所在的赤橋村在晉祠鎮東北，這個村落以造草紙為主要營生，農業生產不足以維持生計。赤橋村位於晉水北河灌溉區，除了農田用水以外，還要用水洗紙。晉水自出難老泉以後，分為南北兩河，而北河有十分之七的水向東流出晉祠堡、紙房村，然後折向北流，到赤橋村中央的古豫讓橋南，分為上下河。上河繼續往北流到薄堰口，下河向東流灌赤橋、硬底、小站營等村，兼衝磨坊。下河流出小站營以後還有剩餘，通常賣給鄰縣清源縣。17由於北河地勢北高南低，在這條線路上，小站營地勢最低，夏天雨水多的時候就會把小站營淹了，因此小站營的人時常會去刨孫家溝河堰，這樣河水泄到別處，會淹沒一些北河村落的農田，同時北河上河便沒有水了，這對赤橋村而言影響很大，因為它每天要依賴晉水洗紙。18《晉水圖誌》晉水灌溉村莊圖）扒堤的人自有他們的解釋，他們認為這條溝裏伏著一條旱龍，隻有把水放走讓它曬一曬，天便有可能晴了；劉大鵬向官府建言將孫家溝河堰改成石堤防止扒堤，自然不把這種“迷信”放在心上，但他其實並不充分了解這背後有一個客觀情況：也即是每年夏天雨季時節容易從西山帶下來山洪，這是威脅到整個晉水灌溉區安全的大問題，相比之下，刨孫家溝泄洪帶來的危害要小很多。19
因此，劉大鵬遭到當地鄉民和官府的反對並不是沒有道理。如果要說劉大鵬此舉是由於他本人學識眼界有限所致似乎並不錯，紳士對地方公共事務的作為也有不得民心的時候；同時在客觀上這也表明中央政府對紳士在地方事務上發揮作用進行限製。劉大鵬無法重複王瓊、高汝行那樣的事功，客觀上還有一個原因，可能與楊聯陞已經指出的地方宗族勢力有關係。楊聯陞認為，在唐宋以後，中央政府權力的逐漸高漲，致使其地方政府權力大受限製，因而公共工程的修建不得不大力依賴地方上的富紳，也就是有影響力和雄厚財力的宗族。20劉大鵬本人並無宗族勢力可依仗，在這點上，他的“無能”恰恰難以直接用科舉製度的衰落進行解釋。但是，劉大鵬“有能”的一麵是在他的文字上，而這點則常為研究者所忽略。
三、在“雙軌政治”之外：文字與紳士
費孝通先生曾形容，鄉土社會不需要文字，但紳士卻離不開文字，因為正是文字造就了紳士特有的屬性。21費孝通似乎更容易注意到紳士以掌握在手中的文字教化鄉村，但他沒有看到民間佛道使用的各種符號實質上也是被鄉土社會承認的文字。他看待紳士與文字之間的關係，側重強調的是其治平學的功能，而劉大鵬本身對文字的使用，除了治平學之外還有心性學的內容。如他所修的《晉祠誌》作為一部私人所修的曆史，詠讚地方風物和人物，如同他所說，“誌雖非史可比，然一方典要，不外土地、人民、政事……分為十五門：曰祠宇，曰亭台、榭，曰山水，曰古跡，各指其勝不厭詳傳也。曰宸翰，見神靈之丕著，上則足以慰宵旰之勤，下則足以蘇黎元之困也。曰祭賽，以述典禮而記風俗。曰鄉校，以崇文教而見儒修。曰金石，征文考獻，至關切要，凡前人著述，湮沒不存者，皆於此而取證也。曰流寓，重其人，實重其地也。曰人物，見一方之靈秀，克自樹立者多也。曰植物，見土地之肥沃，生生不窮也。曰文藝，補前編之遺缺，蔚然可觀也。曰河例，則國計民生之所係，尤非尋常者可比也。曰故事，俱屬重大而不涉於瑣屑也。曰雜編，以終之，則誌前所不及誌者也。而卷首冠以圖說，指其大畧言之也。”22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劉大鵬的文字同時兼容治平學和心性學，一方麵有晉水河例這樣可致實用的知識，也有政府興修水利的各項碑文，強調事功；另一方麵更多的則是記錄亭台閣榭、山水草木、書法美文、名人隱士，包括朝廷對聖母的各項敕封賦予當地的靈秀之氣，也即使地方道德化和神聖化。這些內容心性學的意味更重，尤其是諸如當地紳士楊二酉在晉祠中留下的書法、路過晉祠的士人留下的題詠詩詞，這些藝術性的文字心性學的色彩更為強烈。
《退想齋日記》本身其實是劉大鵬多部作品的縮影。劉大鵬所寫的《晉祠誌》、《晉水圖誌》十三卷、《汾水河渠誌》、《重修孫家溝幻跡》、《遊綿山記》、《潛園瑣記》、《迷信叢話》等，其中的內容都是他日記裏記載過的山川、村落、祭祀儀式、重大事件、傳聞、議論等，雖然很多時候是片言隻字，但是他堅持了大半輩子的書寫不可能是毫無目的的。除了有可能作為一種備忘和索引，同時也是作為一種使自己保持道德化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前述行龍、羅誌田和沈艾娣不算徹底誤解，《退想齋日記》充滿了劉大鵬對自己的道德塑造。總體上，《日記》的內容包含三個方麵：政治經濟、道德教化和史學；這三個方麵內容交替出現。而隨著他人生經曆和思想的變化，劉大鵬對這三個方麵的側重又有不同。
在他的書寫之中，涉及教育的私塾、書院、學堂的這部分內容是他從光緒十七年（1891年）開始記日記起，直到民國三年（1914年）結束舌耕之業二十多年日記的一個主要內容。最初，他便在館中說：“天地之間隻有一個倫理，倫理者，維持天下萬世之大綱也。所以聖賢教人，首重明倫。”23當年天旱，他說是倫理敗壞之故，“上天不雨，悉由風俗之奢靡，人情之澆漓。當此之時，有司民之責者，皆祈求雨澤。隻聞其此廟拈香，彼寺禮拜，概未聞其行一善政。以餘言之，與其虔心祈禱，何如多行善政，庶可邀上天之恩澤也。”24
科舉製度取消前後，他數次感歎：“自幼所學者孔孟之道，迄今謹遵之不敢一疏。當此之時，國家變法，設立學堂，停止科考，士皆舍孔孟之學而學洋夷之學，區區之心，殊覺不安，而況隨俗浮沉，靡然從風乎？人棄而我不棄，此其誌也。”25
守誌的表現，首先是要正己正人。劉大鵬處處提醒自己在言行上應如何遵從君子的禮儀，努力要成為鄉裏中的道德榜樣。例如光緒四十三年（1908年），劉大鵬遭遇父喪，為守喪禮，他從正月初一開始便宣布一切新年之事從簡，與往年不同，避而不見來拜年的鄰居，並隻請禮生儒祭，不用僧道作佛事；不僅如此，墓誌、報喪、酒席和喪事過後的百日剃頭之禮都按照儒家禮儀來做。26整個正月都以此事為最大，以劉大鵬那麼貧窮的家境，為操辦這次喪事前後擺了131桌酒席，來助喪的親戚朋友就有100多人。比起5年前（1903年）他喪母之時的禮儀還要隆重一些，當時助喪的人大概有80多人，酒席128桌。27劉大鵬曾批評鄉裏風俗，婚姻喪事，宗宗件件，隻是誇其富有，並不惜錢；28當地風俗，凡殯親者必延請僧侶道士各10人開水陸道場。29省城裏場麵更大，劉大鵬會試期間在大同城中看到有人家辦喪事，第三日黃昏要到城隍廟送燈，有錢人家送數十盞至百盞不等，其次四五十盞或二三十盞。前有鼓吹儀仗、僧道誦經，點燃的火把將大街照亮如白晝。30同樣，婚俗也是如此尚奢。相比之下，劉大鵬所辦婚喪的規模當然不大，但也不能說太小，隻是他依然被鄉裏詬病說為人恪吝，31其真正的原因大概是他堅持要做儒家喪禮，不請僧道，這在鄉裏人看來其實反而是禮數不全。他批評鄉裏風俗侈靡，也是首先抨擊延請僧道，究其根本，其實是不合他心目中的君子之禮。他認為對這種道統的堅持是唯一的，不能容納任何以其他形式對神聖性的表達，但應該說這未必代表其他底層紳士的想法。事實上很多地方儀式也是由紳士積極參與操辦的。
簡言之，這20多年間，劉大鵬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成為鄉民心目中的道德完人。最開始那幾年，他勸導教育鄉民如何端正風俗，同時傳播緩解鴉片煙癮的藥方，積極周遊於當地鄉紳之中，他所寫的日記隱約有向聖人言看齊的意思，常寫自己就某事與他人的對話，末了加幾句自己的看法。從日記中看，劉大鵬平日接人待物也許不至於像他筆下那麼硬挺固執，與他家來往的親友挺多，他晚年還經常受邀為鄉民們主持婚喪嫁娶儀式。但是他被鄉民和宗親詬病，以及後來孫家溝的事件，都不同程度地使他有挫敗感。他民國以後的日記篇幅更為簡短，以錄事為主，有些時日常空缺無記，有些日子索性隻寫一些極瑣碎的事，如“遣人購買電燈”32一句話而已，似乎在說今日無事，又不願日記空著，就隨記一則。實際他晚年心境愈發沉鬱，知曉自己在現實中有所事功和作為的機會愈發渺茫。
劉大鵬在感歎“世道衰微甚矣”，一年不如一年的時候，也在懷念村莊過去的美好時光，他說自己“猶記憶同治年間，吾鄉到處皆家給人足，氣象甚覺豐隆，而貧窮之家，寥寥無幾。迨光緒初年遭大荒後，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貧不能支，到處皆牆倒屋塌，氣象凋零，人人嗟歎無錢，莫能度日為生。今日者去荒年已十四五歲，世勢日覺貧窮，人情愈覺澆漓”33.劉大鵬似乎覺得在社會衰退之勢加劇的情況下，鄉村已經很難再次回到一個黃金時代，但此時去同治中興未遠，對於中國曆史是否能夠再次恢複其原初的創造力，他又抱有一絲猶豫不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