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希望對他而言便是減弱現實中對事功的追求，從種種欲望的美夢中醒來。劉大鵬曾在自傳中講述自己遇到一位上古賢者，便向賢者請教聖賢之道；賢者回答：“從事誠敬足以，無庸他求”，繼而劉大鵬醒悟到，無論求功名、求利祿、求富貴、求治國等都是一連串世人的迷夢，隻有聖人才能從夢中醒來，也隻有聖人才能喚醒夢中人，而真正的聖人是要立心天地之間，超越現實的束縛。34這意味著劉大鵬下決心要堅守心性學，他寫這個傳記的時候說自己有37歲，一事無成；然而在現實中做不到的事情，他便通過文字來做。通過自己的文字書寫，把對事功的追求和道德理想表達出來，而因為對心性學的堅持，這樣的文字便有了超越世俗政權的神聖性的力量。劉大鵬的日記之所以能夠容納更多鮮活的社會史內容，其根本的原因便在於此。
如果不是現實中處處碰壁，劉大鵬對文字的依賴便不會顯得那麼突出。對於劉大鵬來說，像王瓊、高汝行那樣的紳士才是紳士的理想狀態。他們一方麵對地方政府行政有實際影響力；另一方麵對當地的道德教化亦有實際的作為，例如王瓊曾修太原城牆，高汝行曾重修晉祠。尤其像王瓊那樣位極人臣，曾經立過戰功的人，文治武功都有，他和高汝行解職還鄉以後無疑是地方上非常有實力的人物。劉大鵬自己雖然沒有可能做到，但他同時卻也可以對地方政治冷眼旁觀，評議時政。
劉大鵬對學堂與新式教育的敵意不僅僅是學問或道德上的，學堂作為清政府政治綏靖的後果之一，這是他不能忍受的。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他進京赴考的時候，劉大鵬還能自信地說：“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敵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以入吾教耳。乃知海禁之開，是吾道將來出洋之由，非西教混行中華之漸也。”35然而1900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山西教案，立時將他的樂觀化成泡影。山西巡撫毓賢、義和團拳民、山西當地的一些紳士參與教案，大批傳教士和教徒被殺，在陸續的衝突中也死了不少非教徒。教案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緒倉皇出逃。作為求和的條件，慈禧殺了毓賢，並在奕匡和李鴻章主持下，提出由山西付銀50萬兩作為賠償；而根據教會主張，這50萬兩並非用以撫恤殉難教士，而是用來在太原創辦一所近代大學，並為山西修建鐵路、開發礦產、興辦工業培養專才。劉大鵬對此結果非常痛恨，認為朝廷奸臣外附、庸臣受賄、大臣畏死、疆臣異心、禍國殃民；皇帝求和諭旨一下，便失去天下所望。他轉而稱讚毓賢對三晉人民有功德，鄉民中有各種傳言說毓賢沒死其實表達的是人們對毓賢念念不忘之情。這次事件中所死的教民和義和團拳民大多是地方上的中國平民，但在劉大鵬眼裏，這些人和匪類差不多。毓賢屠殺了大批手無寸鐵的平民，他的所為和王瓊的軍功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劉大鵬不提此節，乃是因為相信以大義為先，可見教案一事對他刺激很深。
教案之後，很快各地便推行起學堂製度，竟有“天下學校全改學堂”36的趨勢，不久科舉製度便取消了。劉大鵬看到，“今之學堂，所教者西學為要，能外國語言文字者，即為上等人才，至四書五經不講，則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將有不堪設想矣。”37而他自己亦成為了新派知識分子厭惡的對象，他自敘：“膏粱紈絝子弟惡餘甚深，一見餘到其前輒皆趨而避之，謂餘至無好言可聽也。”38可以想像，劉大鵬有多招新派學人討厭，他自己其實也就有多憎惡洋夷之學。尤其是在教案一事暴露出來的清政府與西方國家之間明顯的實力差距，和士人政府應對危機嚴重的信心不足這樣的情況下，學堂把通外國語言文字者視為上等人才，徹底把漢人文字的核心地位擠沒了，這等於給劉大鵬的紳士道統得以最後棲身的曆史學帶來巨大危機。
在這樣的形勢下，與劉大鵬有交往的一些紳士開始將教館改成學堂，試圖二法並重，同時教授西洋算法、體操和孔孟之學，但經劉大鵬詢問發現，這種做法並沒有對挽救儒學在鄉間的頹勢產生任何有利的影響。39劉大鵬已經有預感，認為以洋人為師，師道不存，天下從此大亂矣。40按照劉大鵬所說，當時學堂所教授的課程均習自日本，最重測算、技巧、工藝技術，41然而大多數學堂草創，延請外國人來教學，無論語言還是課程設置上的難度都不小，尤其在鄉間，西學的學習程度更不會太深。劉大鵬最為擔憂的，其實是在國外學得一知半解的留學生回到鄉間學堂教書，他雖然可能對於西學並不了解，但對於學問積累的周期卻很清楚，他自己學了幾十年才當教書先生，想當初他的業師也是過了四十歲才開館授學的，絕不至於像留學生出去二三年便以為有所成。因此“現在出洋遊學者紛紛，畢業而歸即授職為官，其學孔孟之道並一切詞章家，俱指為頑固黨，屏之黜之”42；而一旦究其學問則立垮：“見有一從西學者，自以為維新，一講西學則手舞足蹈，其實飾庸俗之耳目，究未曉西學之所以然也，而於骨肉之間，乖實甚，其人之不賢不肖亦可見矣。”43此外他還聽到好些留學生的故事，說他們回來之後首先就要平等自由，和自己的父親平起平坐，倫理綱常大壞。44
受這種風氣影響，學堂開始不斷醞釀風潮，最初鬧的地方便是教會大學山西大學堂，學生結社驅逐督學。45很快，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學生為主體的革命黨。劉大鵬認為，學堂設立的經費成為地方財政的一個沉重負擔，而消耗這麼多經費卻培養了一批提倡暴力革命的謀反者。46在他看來，從學堂到後來的黨派政治之間有明顯的聯係。
盡管對學堂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民國政府有許多不滿，在這個新政府下，劉大鵬卻迎來了人生的一個小高潮，他被當選為縣議會議長，同時又到晉祠蒙養小學堂當國文教師，繼而又被縣長聘任來清查地方財政。劉大鵬平日記錄的各種鄉間信息，比如商業街的會期、貨幣流通情況、穀價、水患、旱災等，其實也包含有對事功的追求。不過令劉大鵬覺得鬱悶的是，教案以後直至民國的山西地方官多數無所作為，要麼就忙於教案，要麼就是忙著應付上差，極少考慮作一些有利於民生的改良。縣官或縣長有什麼治理的問題，還要向劉大鵬等紳士垂詢，但確切地說，這些谘詢實際乃是一種結交。
劉大鵬當選議會會長和晉商商會勢力的支持有莫大關係。他與當地商會的關係較為融洽。他曾提到，晉祠堡西邊的路久之不通，他曾提議開辟此路方便人們南北來往，但是鎮上的人置若罔聞。1915年，他被推舉為商會事務所特別會員，於是在商界重提此事，得到讚同，商會出錢，請鎮上出人，這樣才把事情辦起來。47其後劉大鵬又在商會支持下，牽頭重修晉祠廟宇。48重修晉祠的經費來自晉祠長年積累的布施所得，劉大鵬請商會經管錢款，自己親自到場督工。與此同時，他開始著手把修好的四十二卷《晉祠誌》改成簡本，為盡快完成此書，他夙夜趕稿，三更才睡。49在他心裏，這本寫於十幾年前的書和重修晉祠意義相同，如今終於能夠了結這件心事，積極性自然很高。
1917年，劉大鵬在縣財政公所幹了一段精神緊張而又枯燥無味的財務清查之後，很快便辭去了這份幕僚的工作。他對此有多方麵的考慮。首先，清查財政這件事情得罪了前任知事和縣屬一切員役，他們圖謀破壞並告黑狀；其次，當時在任的丁知事沒有權威和魄力，指揮不了手下的差役，收繳公款效率低下，影響到整個財政公所的正常運作。最初接受這份工作的時候，劉大鵬曾認為這是本鄉第一要政，處理好了則百姓不受官廳之害；但核查過程因人為因素變得棘手，身後又無可借力之人，他堅持了半年，最後不得不承認這項工作不宜作為長久之計。50這段經曆大概是劉大鵬一生之中最接近出仕的狀態，但最後也被他失望地放棄了。他雖然還是把賬查清移交，但是他也明白在體製之內不可能單憑一人之力做事，更是有諸多不自由。他後來卸職而去，便說“此責既卸，可以自如也”51.此後餘生劉大鵬把自己當成一老農，時常在田間耘草；其間有兩件事是他常關心並且常做的，一是整理自己的文稿，二是繼續串遊鄉間做客，與其他紳士耆老商量地方事務。前述修孫家溝河堤之事便是發生在這一時期，在此便不贅述了。
在劉大鵬眼中，1900年的山西教案其實不啻於一個曆史的轉折點，在此往前仍有同治中興的一個尾巴，而在此之後直至民國都沒有走出道德曆史的衰敗。儒學的正統地位失去之後，政府對紳士在體製外參與地方事務的空間也壓縮到了一個極點，但是同時它無法徹底消滅紳士參與的諸多可能。相反，它得承認隻有紳士是可以理解和溝通地方的。例如，劉大鵬非常關注晉祠一帶的祭祀活動，在《晉祠誌》中記載有一年之中的56個祭祀儀式。晉祠當地祭祀名目和活動確實繁多，而且每個村子還有自己的神要拜祭。這些活動他不一定都親自參與過，也不一定都限製在赤橋村內部範圍。劉大鵬雖然經常表示對這些宗教活動的反對和排斥，但是當民國政府屢次推行公曆失敗的時候，他又頗有興致地諷刺民國政府無論再想什麼高招也沒用。也就是說，當劉大鵬翻閱過自己這本厚厚的日記時，他已經意識到51年的時光在鄉土社會中每年都是輪回往複的，無論這一年內如何動蕩，即使城隍廟已經被搗毀，每年七月初四晉祠祭祀水母的儀式總要舉行的。劉大鵬並不是沒有理解鄉土社會的能力，隻是在日記之中他太想成為王瓊或者高汝行，所以會自覺不自覺地疏離鄉土。
費孝通曾在《鄉土重建》中提出皇權與紳權的“雙軌政治”，他設想能夠起到自下而上製約皇權的紳士，其實可能更為接近王瓊或者高汝行；52而在“論師儒”這篇文章中，他才真正給予劉大鵬們一個位置——他認為紳士對道統的堅持便是以聖人為榜樣，能夠作為帝王的老師，在韓愈自承道統之後，紳士便成為鄉間誦讀聖諭的人物了。53在這一點上，劉大鵬的確是這麼堅持的。不過，費孝通看到的紳士是居住在城市而回到鄉村的，故而他斷言鄉土社會無文字，但是劉大鵬恰恰證明了鄉土社會有文字，因為紳士在鄉間。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因為費孝通當時想找的是王瓊或高汝行那樣的人物，同時在民國傳統城市本身經曆了衰敗，城鄉差異已經進一步擴大，所以很多過去屬於城裏的宗族被隱沒在鄉間不為人所知。相對於費孝通對紳士政治經濟功能的重視，劉大鵬通過文字更多表達的是曆史。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紳士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在政治學和倫理學之外，還應加上史學這一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