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萍
1776年11月9日，休謨逝世後不久，斯密在致威廉·斯特拉恩信件的結尾處是這樣評價休謨的：“總而言之，我始終認為，無論生前死後，如同人類脆弱的本性可能允許的那樣，他都接近於具有完美的睿智和德性之人的那種典範。”1作為休謨的摯友，斯密的悼詞巧妙地避開了爭議不斷的休謨哲學，隻是高度評價了休謨的人格氣質，說他“和藹可親”、“寬大為懷”、“樸實大方”、“幽默詼諧”等等，如今看來這些讚美之詞即便再多一些也不過分，但在當時，這封對休謨高度評價的信件公開發表之後卻引來一輪對休謨的攻擊。2曆史證明這些攻擊最終煙消雲散，而休謨的哲學、曆史、文學、政治、經濟和倫理學以及人的科學，依然位列於思想史的長廊之中。
一、休謨生平與其經濟論文
休謨於1711年舊曆4月26日（18世紀舊曆比新曆早11天）出生在愛丁堡，是霍姆家（休謨原來姓氏是Home，後改為Hume）的次子。父母雙方均係名門貴族，但不幸幼年喪父，其母獨自支持家庭。由於家境並不富裕，休謨的大學教育並不完整。1725年，休謨從愛丁堡大學肄業退學，還鄉自學。因其次子身份，休謨能夠繼承的遺產微乎其微，因而青年時代總有生計顧慮。他曾在商場上略試身手，做過會計，最終放棄這些嚐試，隱居法國鄉間潛心讀書。其第一次學術努力因《人性論》的無聲無息而以失敗告終，對他打擊頗大；直至1742年《論文》（Essay）發表才略有成功。此年，休謨31歲。10年之後，休謨才算聲名鵲起。1752年出版的《政治論文集》大獲成功，各種評論紛至遝來，連同以前不被關注的《人性論》及其改寫也得到評論。但這10年間，休謨在求職中又遭到兩次打擊：1744年申請愛丁堡大學倫理學和精神哲學教授職位失敗，1752年申請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職位，再次失敗。最終，《英國史》的發表為休謨贏得了聲名，還帶來不菲的收入。然而，即便在休謨名利雙收之後，反對之聲依舊，甚至更多。3
1776年4月18日，休謨預見到自己不久離世，便提筆為自己作傳：對於自己的文名，他不再牽掛；對於自己的人品，他深感欣慰；對於曾經遭受的誹謗，終其一生他都未作任何辯護；他肯定自己絕非錯置了這份自負之心，事實可以明鑒。44個月之後的8月25日，休謨平靜離世。在休謨的一生中，他曾為生活逐利，也曾參與政治事務；擔任過貴族家庭的私人教師，也曾擔任陸軍中將的隨軍秘書、大使秘書、國務大臣的副大臣等這些顯赫高官；但其大部分時間都過著文人的生活，筆耕不輟，勤勉治學，以其深邃的哲學思維洞悉人性，以旁觀者的姿態思考政治經濟的曆史與現在，以參與者的身份品鑒道德與審美的趣味。
從其生平來看，休謨一生算不上順利，早年頗受挫折，成名之後陷入宗教審判的危險之中，這與他的朋友斯密的一帆風順大不相同。然而奇怪的是，前者對待自己生活的時代充滿樂觀與信心，而後者在晚年則頗有疑慮。或許，休謨個性中樂觀的精神對他的思想多少有些影響；同時，英國上升的經濟社會中的“進步觀”也成為一股潮流——即便當時的思想家們也會譴責商業社會的腐敗問題，但“進步”是無法否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評價休謨經濟論文時寫道：“他的經濟論著之所以能影響當時的知識界，不僅是因為卓越的表達方法，而且更多地還是因為他的論著是對當時繁榮起來的工商業作了進步的和樂觀的讚揚，因而他的論著自然要博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讚許’。”5這一評價正確，但並不完全。休謨的政治論著大受歡迎，的確如恩格斯所說“博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讚許’”，但這不應該成為恩格斯批評休謨的理由。而恩格斯又就休謨的生平寫道：“正如對一個蘇格蘭人所應當希望的那樣，休謨對資產階級贏利的羨慕，絕不是純粹柏拉圖式的。他出身貧窮，可是後來卻達到每年一千鎊的巨額進款……他是對‘教會與國家’頌揚備至的輝格黨寡頭統治的熱烈擁護者，為了酬謝他的這些功勞，所以他最初得到巴黎大使館秘書的職務，後來得到更重要的、收入更多的副國務大臣的官職。”6如此將休謨置於既得利益者的地位，有損於休謨經濟思想的理解。由於杜林指出休謨在“整個科學部門（經濟學）的創造是更有見識的哲學”，並被抬到很高的地位，所以很不幸，杜林對休謨的讚揚都成為恩格斯批判的借口，自然也不會給休謨什麼好語氣。無論如何，休謨的出身都算不上“貧窮”，而他沒能更長壽，沒能活到譴責“資本主義”的時代。在他去世的1776年，《國富論》才剛出版，美洲殖民地才剛獨立，法國大革命十幾年之後才爆發。因而，我們需要在曆史中重新審視休謨的經濟思想，現在仍然有這種必要。
回到1752年，《政治論文集》首次出版，論文12篇。7事實上，休謨在與詹姆斯·奧斯瓦爾德、圖克（又譯“塔克”）等人通信討論的基礎上形成了這些經濟論文 8.他們爭論的中心問題是：是否有這樣的“自然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國際經濟會自然而然地保持平衡，如果平衡被打亂，不需要政府的廣泛或有步驟的幹預即可自行恢複；如果有這樣的“自然的”過程，它又是如何起作用的。9在前麵第六章的論述中，休謨的確以“自然過程”為中心就商業、貨幣等問題作出了精彩的回答。
介紹、評論和不同譯本接踵而至。同年1月，斯密據此書在格拉斯哥文學社（Literary）宣讀了休謨論述商業的幾篇文章。此書出版後，休謨贈給孟德斯鳩，不久巴黎有了勒·布朗神父的法譯本。蘇格蘭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s）一月號以19頁評論《道德原理探究》，25頁評論《政治論文集》；二月號繼續評論後者；阿姆斯特丹《歐洲……分類書目》以5頁向大陸讀者介紹該書；1753年，愛爾蘭根學報和哥廷根學報分別於六月號、九月號和五月號、八月號先後評論《哲學論著》和《政治論文集》。10由於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各不相同，此書所引起的爭論側重點也各不相同。
同一個文本，每個時代的經濟學家都會有不同的解讀。在經濟學經曆了非常專業化、理論化的當代，解讀休謨經濟論著也會有不同的維度。思想史探索的目標之一是盡量接近思想本身，進而提供一些啟示。因而，探討休謨的經濟思想應該考慮更廣、更深的經濟思想史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