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曆史經濟學的視野下
在曆史經濟學的視野之下談論一位18世紀作家的經濟論著是理所應當的，卻似乎是邊緣的。在那場著名的方法論之爭過後，理論經濟學在經濟學界獲得了廣泛的勝利，並且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而曆史經濟學在20世紀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裏都處於邊緣的地位。這場方法論之爭發生在大約19世紀70年代，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30年代，即奧地利學派與德國曆史學派之間、英國曆史經濟學家與理論經濟學家之間關於經濟學歸納研究與演繹研究的爭論。在英國，“1870年至1926年間，英國曆史經濟學家對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政策指導及學術等方麵在英國的統治地位提出挑戰。他們把經濟史創建成一門獨立的、受到學術界認可的研究領域，鼓勵開展應用經濟學研究，推動公共管理和企業管理的研究，推出了頗有價值的經濟思想史論著，並對演繹經濟學的普遍性與社會效用加以限製。”11曆史經濟學家嚐試創建兼有經濟史、應用經濟學、經濟思想史與經濟理論的曆史經濟學模式，到20世紀初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各大院校的經濟學教學計劃中占有相當大的份額，並創辦了相關雜誌。但從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來看，最終獲得勝利的是理論經濟學，雖然馬歇爾、凱恩斯等人在方法論上都是綜合性的，但在這場爭論中，他們站到理論經濟學的一邊，摒棄了歸納的經濟研究：馬歇爾選擇了更理論化的庇古接替了他的教職，凱恩斯也更傾向於抽象的演繹法。但是，馬歇爾及其追隨者也越來越認識到：一切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必須與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相對應 12.
之所以重提這段曆史，並且可以將休謨的經濟論著置於曆史經濟學的視野之下考量，主要是因為：18世紀的經濟論著，無論休謨的論文還是斯密的專著，他們在寫作中並沒有刻意運用歸納或演繹的方法，往往是兩者兼而有之 13；就休謨而言，我們從曆史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他的人口論、公共信用以及國際貿易等問題會更清晰，而且也應該如此。
比如，休謨的長篇論文《論古代國家之人煙稠密》所運用的歸納方法。雖然該文中的論斷早已被後來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證實而基本被忽視，但對於經濟研究仍有方法論的啟示。18世紀，孟德斯鳩等人仍然主張當代的人口數量不及古代。休謨在這篇長文中從曆史記載、自然條件、生理和精神等多個方麵證明現代國家更利於人口增長，指出人口增長與政治經濟等方麵的發展密切相關。在政治環境方麵，古代奴隸製、棄嬰、殺嬰製都不利於人類繁衍，軍事和政治動蕩對於人口增長也無好處；雖然現代的宗教製度也不利於人口增長，但總的說來，現代農業、製造業和商業的發展都有利於人口的自然繁衍。“人口最終不僅要受到政治因素的製約，同時也受到食物供應的製約，而食物供應又進一步受到該社會的經濟組織形式的製約。”14食物供給和價格變動、居住和醫療條件和技藝改進的狀況、交通運輸和貿易係統、婚姻和撫養子女的條件，古今氣候變化、宗教信仰等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人口的增長。15休謨在古希臘羅馬作家的大量文獻中挑揀他認為可信的數據，描述古代農業和工商業發展的情形，對比當時歐洲的政治經濟已經說的很多，而且一直到現在仍有人在討論 16.通常，休謨的貨幣數量論被視為現代經濟學中貨幣思想的源頭，而且該理論在當代也還有著一定的影響。這裏簡要介紹一下休謨的貨幣數量論。
現在熟悉的交易方程式是MV≡PT，即貨幣（M）乘以既定時間內換手的次數（V）恒等於商品貿易總量（T）乘以商品的平均價格（P）。據馬克·布勞格的說法，17、18世紀貨幣數量論的核心命題是強調“貨幣刺激貿易”，休謨同樣強調這一點；但休謨與洛克、約翰·勞等重商主義不同的是，他強調自我調節的硬幣流通機製。在休謨的假設下，T和V對貨幣變化是不敏感的，M和P將成比例地發生變化。隻要貨幣隻是一種價值標準和交易的媒介，這個理論命題就隻是一種同義反複。17事實上，休謨的確隻是將貨幣視為交易媒介，而沒有看做價值儲藏。但是，如果將貨幣需求看做價值儲藏——這也是所有貨幣理論辯論的關鍵——M和P就必然不會按比例變化。布勞格指出：休謨說明了動態意義上的洛克的貨幣數量論觀點，“在確定的和相當精確的意義上把M和P聯係在一起，在那個時代被認為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可證實的和很清楚的說明”18.斯密在《國富論》中直接引述休謨的貨幣論，批判洛克等人。一般認為，直到20世紀20年代，休謨的貨幣理論才受到挑戰 19；但在20世紀80年代，該理論又被貨幣學派重新闡發。
相應地，跟隨貨幣數量變化而來的是利息率和國際、國內貿易的變化，這一點可作為該理論的補充。貨幣數量增加，利息率下降，有利於工商業發展和財富的增加。休謨指出，這種緩慢通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等到貨幣在一個國家真正膨脹之後，休謨便寄希望於“富國—窮國”的經濟協調，隨著製造業的遷移，貧窮地區也會逐漸富裕起來，最終造福於整個人類。不同地區貨幣數量的差異和流通，不會導致窮國更窮、富國更富，因為製造業會不斷從成本高昂的地區遷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區，進而帶動那個地區的發展。20這是休謨設計的國際貿易模式，在自然的貨幣流通過程中，各地區的經濟會漸近地得到發展。這個模式存在著巨大的弊端，即窮國隻能通過低工資在國際勞動分工中分得一杯羹。21休謨的確說過，貧窮地區的優勢是低工資，因而可以吸引製造業的轉移，而且，他在潛意識中認為核心技術最終會在競爭和模仿中為各地區共享。如此，在開放的、長遠的國際分工中，貧窮地區也會變得富裕，進而製造業再向更貧窮的地區轉移。在此過程中，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毫無貿易壁壘的國際市場調控著各地區的物價、利息率和貨幣數量。這是休謨理想的自由貿易模式，但恐怕在現實中很難實現，畢竟各地區都會保護各自的利益，而不會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有學者指出休謨貨幣論的缺陷時說：“每個貿易地區的貨幣數量和價格水平都由國際市場決定。各種自動調節的力量將會照顧到各種變化，而平衡機製不需要成為各種政策的目標。這一結論排除了對貨幣政策的必要擔憂，而實際上造成貨幣政策概念無效，這是18世紀後半期形成貨幣思想的休謨式寓言。”22所以，休謨貨幣政策中的各種變量是需要根據不同情形進行調節的。貨幣學家們完全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他們的發現，在MV≡PT這個恒等式基礎上作新的演繹。正如弗裏德曼所言：“大概沒有哪種經濟中所能觀察到的經驗關係，像貨幣存量和價格短期實質變化之間的關係那樣，在如此廣泛的變化環境下發生得如此協調一致；這一個與另一個不變地連在一起，並按同一方向變化；我覺得，這種協調一致具有像形成物理學基礎的一致性那樣的同樣的條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