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休謨的貨幣論是值得放在理論經濟學的框架中討論的；不止如此，相關的“國富—國窮”的討論、利率、稅收等也是理論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如果聯係休謨寫作時的那些討論分析這些思想，肯定會有收獲。
三、在人性科學的體係之內
在人性科學的體係內考察休謨的市民社會理論、社會哲學思想，這種研究方法並不少見。1982年，日本學者大野精三郎的論文《休謨對市民社會的係統認識》就是從人性科學出發的，他認為“作為《人性論》的出發點的人，即在原始狀態下具有直接破壞社會的利己心的人，在《政治論叢》所探討的商業社會的相互依存關係中，轉化成了最符合自身本性的市民”，以達到認識休謨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建立所起作用的目的。24這篇論文對《人性論》的分析過於簡單，而對休謨市民社會理論更係統的研究在芬萊的專著中做到了。他在《休謨的社會哲學》一書中對市民社會和商業社會的結構關係做了精細的辨析，尤其是從情感出發對個體、群體的心理互動關係的分析，對後來者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發意義。25從休謨本人自許而且也值得稱道的“人的科學”出發，從一個完整的體係分析其政治哲學、社會思想等，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思路。
在這一思路的引導下，我們需要特別看重休謨《人性論》中的“情感論”，尤其看重人的某些秉性借助同情共感機製如何參與到社會秩序的構建之中，而同情秉性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實上，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幾乎同時都認識到同情機製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但這一點基本被後來的研究者——無論是社會學家還是倫理學家——忽視了。
這種理論的論述兼有歸納與演繹，它“預設”了人的秉性，在現象和經驗中總結出論斷。我們可以簡要厘清一下休謨的推理。在最初的群居部落中，人的同情秉性就已經讓他/她知道哪些特征會受人愛戴，令自己感到驕傲，哪些特征會遭人輕視，令自己感到自卑；個體之間最初的生理和智力差異逐漸成為不平等的起源，形成不同的層級，反過來又激發人的模仿和好勝之心，在群體中促成一種不斷流動的秩序。風俗習慣、民族特性在不斷累積的經驗中形成，並且可以反過來影響個體或群體的情感。與此同時，對人類情感的同情共感促成了個體對社會交往的認識。看到別人的痛苦自己也會感到痛苦，看到別人的快樂自己也會感到快樂，這種最原始的同情心是人類在自然狀態下最直接的交往法則 26，但在文明狀態中，這種交往法則變得複雜，在社會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為原點，表現出自利、自愛的一麵。按照盧梭的說法，人類由此墮落；但在休謨看來，人類由此開化，而同情的對象隨著人類的活動而不斷變化，構成曆史的進程。
曆史的進程由無數個體的行為和經驗推動、累積。雖然每個個體的追求、目標在不同的時代各有不同，但從人的本性出發，他們/她們都渴望在群體中被人愛，渴望成為自己成為被愛之人，渴望從獲得自尊和驕傲，獲得他人的認同和被認同。哪些因素能得到群體的認同、哪些因素又會得到自己的認同，這些隻能從曆史經驗中尋找。每種“文明”27賦予被他人認同和被自己認同的內涵的確各不相同，同情的對象也會隨之不同，因而追求的目標也各不相同。休謨對同情在塑造“民族性”作用的闡釋可以佐證。雖然利益化的激情持久而有力，也最容易獲得自我認同，但是，隻有當利益的激情最終獲得一定地域範圍內的社會認同時，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統為一體之後，才真正獲得勝利。僅有自我認同而得不到社會認同，或僅有社會認同而沒有自我認同，這類情感或多或少偏離了人類的本性。前者如宗教社會中對利益的鄙視，後者如西方文藝複興前夜的宗教情感。在情感的自然史中，人類總在不斷追尋著二者的統一，追求同時獲得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外部環境。
在休謨看來，18世紀的英國社會中，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逐漸趨於統一；而根據他的人性科學，這種趨近的統一應該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完善。因而，在同情機製的作用下，強勁有力的利益激情獲得支配性地位，有利於建立一種良性的社會秩序。這是休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與其說成籠統的“人性科學”，不如更具體地說成“情感的人性論”。在這種“人性論”中，“勤勉”與“貪婪”不過是人類激情驅使下的行為，產權製度是人類活動的依據，立法者的良策是順應並引導利益激情良性發展。休謨的設計是讓情感主宰財富的創造，而非讓財富駕馭情感的方向。這一設計是啟蒙時代的遺產；不幸的是，這一遺產沒有被繼承下來。
休謨的思想體係龐大博雜，我們可以選擇從“曆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等角度理解他的經濟思想。在《論政治與經濟：休謨論說文集卷一》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論》中已經觸筆的政治原則和經濟思想在此書更加清晰：將其《英國史》作為政治經濟論文的注腳，為讀者呈現出更加豐滿的曆史背景；而自光榮革命以來的英國當政者為解決經濟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英國經濟本身的發展狀況為休謨關於賦稅、利息、貨幣、信用等方麵的理論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將休謨的經濟思想置於不同的理論體係之下，都會有不小的收獲。
[英]大衛·休謨：《論政治與經濟：休謨論說文集卷一》，張正萍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序與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