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參與各種學校事務。應學生的要求，教授為業餘社團出謀劃策，同意校方成立各種專門委員會，這種委員會一度有六七十個之多。專門委員會檢查圖書館事務，指導防空工作，編定校歌校訓，接待新生，指導大一學生課業，審核畢業生成績，頒發獎學金，租建校舍，聘任教職員等等。當學校1940年秋計劃遷入四川時，有幾位教授便率先到可能的地點勘查，最終決定在敘永建立分校，錄取新生。教授治校基本上是清華的傳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北大的傳統；但是，由熱心公益的通才和少數幾位職員管理一個共同體，這種理念我們在毛澤東處理戰時緊要事務時也能看到，即所謂的“延安道路”。
聯大能順利運轉，首先得歸功於梅貽琦及其同事的經營，考慮到聯大是一個“混合物而不是結合物”（周明道語），就更是如此。三所學校繼續自行聘請教員，向本校校友說明情況，各自授予學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舉行校慶活動，用各種辦法維持自己的身份，包括保留各自的管理機構。陳岱孫時任清華法學院院長，而聯大的法商學院院長是陳序經或周炳琳。正如馮友蘭所說，聯大“好像是一個舊社會中的大家庭，上邊有老爺爺、老奶奶作為家長，下邊又分成幾個房頭。每個房頭都有自己的‘私房’。他們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經營的事業”。
通才教育在聯大
擁有大約三千名學生，五個學院，二十六個係，兩個專修科和一個先修班，西南聯大是戰時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盡管它沒有農科、醫科和美術係。大學課程已很豐富，但新的科目訓練仍不斷增加。有些是根據新的研究成果而增設的，有些是基於國際學術的新動向而開辦的。而且，由於三校雄厚的師資，即使隻有幾個學生選修的極為冷僻的專業課，也能堅持下去。每學年開設的課程貼滿了總務處辦公室的牆壁，成為名副其實的“書山”“學海”。日複一日，同學們在那裏逡巡徘徊，興致勃勃地抄課表，準備選課。興趣再廣泛的學生也不能把所有想選的課都列入自己的科目表，因此旁聽就成了大學的一道風景。錢穆的中國通史課，真正選修的有數十人，旁聽者多達數百人，以致座無虛席，後來者隻能站在門外窗前聽講。
聯大實行學分製，修滿132個學分方可畢業，不過師範學院得學五年（包括實習），要求修滿170個學分才能拿到畢業證書。聯大本科生必須修完幾門不計學分的課程：軍訓、“三民主義”及大學四年的體育。各學院必修課與選修課的安排不盡相同。文學院的必修課為50學分，選修課為86學分，法商學院和理學院也大致如此。平均說來，一個學生每學年要修七八門課，每天有三四小時在教室裏度過。
聯大的目標是使學生接觸盡可能廣闊的知識世界。如梅貽琦所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這一理念要求學生擁有深厚的學術基礎，然後結合自己的愛好和特長學習。聯大以美國的通才教育為楷模，它的課程設計有意放寬口徑，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按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不過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一門，而兩門必修的社會科學可以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中選擇。每個學生都得學習哲學入門和科學概論。即使是所有學生必修的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課程，在不同班級和教師中也有相當大的選擇餘地，而且在頭兩周可以自由補選或退選而不受懲罰。
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和數理化概論由兩三位造詣深厚、經驗豐富的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時講授。別的課則安排在不同時間，或輪流開設。有一年，聞一多、遊國恩和羅庸各自講授《楚辭》，而彭仲鐸和唐蘭也開過這門課。這樣安排，既可以促進教師之間的良性競爭，也可以激勵學生獨立思考。
大師雲集，學術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聲譽，聯大吸引了大量品學兼優的學子前來報考。根據戰時不同的情形，聯大或者獨自舉行招生考試，或者與國統區其他高校聯合招生。無論采用哪種方式，聯大都嚴格按照成績錄取新生，而被錄取者往往擁有很強的自學能力，都能敞開胸懷呼吸聯大自由的學術空氣。恰如陳岱孫所指出的，不是學生的天賦，而更主要是聯大的學風使他們發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說，聯大的學生都是尖子，是進步的，是天才。這不見得，他們還是一般的學生。一般的人在某種條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業來，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對於教員和學生，聯大提供最大的空間，使他們最大限度地保持獨立。學生可以享用這種自由，在知識的海洋中盡情遨遊。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麵，教師幾乎擁有全部主動權。在中國西式的大學被狹隘的、專業化的、僵化的蘇聯體製改造了將近40年之後，回首昆明經驗，一位曆史係校友對聯大模式發出由衷的讚歎：“因為年輕人的愛好和長處是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對他們的教育，應該是因材施教、因勢利導，盡可能使他們每個人的愛好和長處得以充分發展。”當然，自由並不意味著鬆懈散漫。在聯大，就像戰前的清華一樣，大考小考不斷，要求極其嚴格。涉及基礎理論的課月考一次，而在工學院和理學院月考兩次。以理學院為例，計量時發生誤差意味著會丟掉50%的分數，方法錯誤就等於繳白卷吃零分。八千學生通過了聯大的入學考試，但僅有三千八百人畢業，許多人被“自然選擇”淘汰出局，這反映出聯大嚴格要求的一麵。
聯大教師
在20世紀上半葉，有兩種模式（“京派”和“海派”）主導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一般認為，京派學問上比較紮實，思想上偏於保守，並帶有濃厚的士大夫習氣。有時，這些知識精英自命清高，疏於國事，甚至在30年代仍然如此，而此時日本侵略加劇，國民黨卻奉行綏靖政策，致使華北的大學岌岌可危。然而，有些教師繼承了五四時期實幹愛國的傳統。京派的兩種代表（士大夫和愛國學者）輾轉來到昆明，戰爭後期，愛國學人比士大夫影響還大。
聯大教授是個卓越的群體。抗戰期間，聰穎明達的年輕學者的加入，更增強了聯大已很強大的教師陣容。這些青年才俊包括倫敦經濟學院博士伍啟元、富有創作才能的作家李廣田、才華橫溢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對教師的選聘是很嚴格的，最有前途的新秀被北大、清華和南開包攬，再由聯大加聘。他們所在的學校期望他們戰後能夠繼續為本校服務。當然，也有一些教師離開聯大到別處工作，曆史學家錢穆和作家錢鍾書就是顯著的例子。盡管有這種損失，但我們不能不讚同校友李埏的評價：聯大教授“是並世無與倫比的”。
雖然有少數教師年複一年照本宣科，但就整體而言，聯大教授以原創聞名。教師共享研究成果，師生協力鑽研，實屬常見。聯大學生基本上都是本科生，但教授傳授的卻是自家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人雲亦雲易於理解的“大路貨”。曆史學家陳寅恪講授隋唐史時，在第一堂課就告訴學生：“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在中國學術界，學人相輕可能比學者互敬更普遍。聯大就有明顯的例子（曆史學家皮名舉和古典文學專家劉文典就很瞧不起他們認為不入流的學者），但該校大部分教授還是互敬互愛，甚至相當親密。他們經常告訴學生在某方麵某位同事懂得更多，有時還互相聽課。大多數情況下，教授們都會開誠布公地表達不同見解。一位左翼批評家承認，在聯大寬鬆自由的空氣下，“學派淵源各不相同的”學者可以“齊放爭鳴”。
聯大教授群體是世界主義者。在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隻有23人未曾留洋。有些人赴歐洲留學，有些人在北美深造。而取得美國學位的聯大教授比比皆是。對大多數教授來說，英語不隻是一門外語，更是他們語言和概念上不可缺少的工具。學生很快學會做雙語筆記，因為他們的老師授課時不時蹦出英語單詞、短句，常常用英語板書專業術語，而且，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會使用美國或英國的教科書。
一點也不奇怪，聯大教師一般都讚同西方的這種或那種自由主義。不過，他們身上仍保留著士大夫文化的遺跡，因此難逃非議和批評。1981年，校友王康寫道，由於“時代和個人經曆的局限”，聯大教授不可避免地沾染著“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糟粕”。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王康認為，即便是聯大學風的精髓——蔡元培兼容並蓄的傳統——也不無瑕疵：
當然在舊社會條件下……即或有所容蓄也有其局限，如馬克思主義者就較難受到容忍。這固然與三校當權者的正統觀念有關，同三校講究學曆、資曆及宗派師承有關，但主要的責任畢竟還應由國民黨反動派承擔。
這種指責看上去義正詞嚴，果真如此的話，這就意味著聯大引以為榮四處宣傳的學術自由思想其實並非如此。聯大沒有活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身影，就這一點而言，英美派學者恐怕難辭其咎。1936年，“華北共產黨黨魁”張申府被清華除名，政治學家張奚若、錢端升在這起事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對此張申府理直氣壯地指出，這個控告“荒謬透頂”，因為他幾年前就已退出共產黨，但“隻講政治不講哲學”的責難還是被一位學生記錄了下來。這位留學法國的通才本來就與擁有美國淵源的清華格格不入，加之在課堂上“大放厥詞”，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壓力，導致他被解雇。毫無疑問，張申府對伯蘭特·羅素的傾慕，即便不能抵消，至少可以緩和馬克思主義對他的影響。雖然張申府案不同尋常，但教授中不乏各種哲學流派的背景，偏偏缺少馬克思主義者，這很可能是聯大重視“學曆、資曆及宗派師承”的結果。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幾乎沒有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達到專業水平。盡管如此，當受人尊敬的學者吳晗和聞一多參與共產黨的活動時，他們的地位並未因此發生動搖。
在長沙和昆明的九個年頭，這所大學隻發生過兩次令人矚目的解聘事件，當事人分別是直言快語的自由主義者（羅隆基）和鴉片癮君子（劉文典）。由此看來，聯大學術自由的記錄在民國史上已屬例外，而共和國時代的作為更是望塵莫及。
譯者後記：
本文原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此次應王誌毅先生約稿，稍事修訂，以饗讀者。初譯和修訂過程中，得到了易社強、李曉亮賢伉儷和劉永華老師的指教，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