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
對中國雕版印刷起源年代的認識，人們的分歧正在縮小。近年來研究者多接受“初唐說”，即7世紀後半葉唐高宗及武則天當政時期（650—704）雕版印刷已廣泛使用。這多半緣於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1897—1984）從漢文大藏經中讀出唐代僧人法藏（643—712）的幾段講經文字。神田喜一郎於1976年在《日本學士院紀要》（34~2）發表《中國における印刷術の起源について》一文，介紹他的發現和觀點，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他去世後，文章被譯成中文（題為《有關中國印刷術的起源》，高燕秀譯），連載於台北《故宮文物》月刊1988年第6、7兩期中。
法藏在他講解《大方廣佛華嚴經》的著作《華嚴五教章》（又名《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回答“佛說法是否有前有後”這一問題時說：
一切佛法並於第二七日，一時前後說，前後一時說。如世間印法，讀文則句義前後，印之則同時顯現。同時、前後，理不相違，當知此中道理亦爾（“教起前後”章）。
據神田喜一郎論證，《華嚴五教章》成書於唐高宗儀鳳二年（公元677年）前後。十幾年後，法藏複撰成《華嚴經探玄記》，在回答同一問題時，又說：
同時而說。若爾，何故會有前後？答：如印文，讀時前後，印紙同時（卷二）。
神田喜一郎分析說，“我們在讀印刷的書物時，是從前麵依順序往後麵讀之，但書物在付印之時，就沒有前後順序的區別了，是同時被印出來的。像此種將版木一枚一枚刷印製成書本的木版印刷方式，我們有知道的必要。法藏將此種印製方式當成比喻，告訴大眾。從以上所說的看來，我想在法藏的時候，木版印刷已經在一般大眾之間廣為流行了。這是很有力的立證。”（《文物光華（六）》，第200頁，台北故宮博物院編，1992年。）
在發現“世間印法”譬喻之前，貌似能證明雕版印刷起源較早的文獻資料也有不少，可惜追究起來，不是人們閱讀理解有誤，就是古書本身存在問題，證明力都不強，所以聚訟百年，仍無定論。而從字麵看，法藏的話中包含了印、文字、紙，還有一個“印紙”操作，幾乎具備了印刷的所有要素，形成完整的印刷過程，故此“初唐說”被廣泛接受。如中國學者孫機也認為，“法藏的這些話含義十分明確，沒有產生誤解的餘地。而且他既然用印刷術打比喻，說明佛教信士們對這件事也不陌生。法藏主要活動於初唐，他的這些話是中國初唐時已有雕版印刷的鐵證”（《印刷術：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第14頁，新星出版社，1997年）。
起源問題可稱為中國印刷史研究的首要問題，如果法藏確實在用雕版印刷術喻說佛法，那麼搜尋出他留下的明確時間坐標，是印刷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可喜可賀。但他的話也有一點讓人隱隱不安：正像開啟了中國印刷史研究進程的卡特觀察到的那樣，“漢文中的‘印’字，兼具印章和印刷兩層意思”（《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第22頁，商務印書館，1991），人們必須排除“印章”，才能落實“印刷”，究竟法藏所言其意雲何？當把閱讀範圍擴展到法藏的整部著作以及更多佛典，而不是局限於斷章零義之後，我們會發現，這種“不安”並非庸人自擾：法藏說的“印”，義指“印章”的可能性遠大於“印刷”，至少不可以徑指為“印刷”。將其稱為雕版印刷起源的鐵證，未免過於樂觀。
先放開法藏的譬喻。“印”本來就是《華嚴經》中的重要概念，除了印現、海印、智印等宗教引申義外，經中也出現很多使用印章、鈐印本義的“印”。《華嚴經》有三個主要譯本，最早的是東晉陀跋陀羅譯六十卷本（譯始於義熙十四年，418年），或稱“六十華嚴”，也是法藏講解的本子；居中的是與法藏同時代而稍後的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譯成於聖曆二年，699年），或稱“八十華嚴”；最晚的是唐般若節譯四十卷本（譯成於貞元十四年，798年），或稱“四十華嚴”。三位譯者在選詞用語上並不雷同，有助於我們對經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