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空聲勸厭品》：
生滅無體故，如印印成文，非彼非離彼，諸行亦如是。
唐玄奘譯《寂照神變三摩地經》：
信解隨因所起諸果，如印起印成一切法。
這時讓我們回到法藏的譬喻，就會發現，法藏著作與佛經特別是《華嚴經》使用同一話語係統，他所說的“世間印法”顯然直接來自《華嚴經》的“示現一切世間書疏、文誦、談論、語言、算術、印法”；“印之則同時顯現”則脫胎於《華嚴經》的“如因印故而生印像”。
法藏“世間印法”的說法基本襲用了《華嚴經》的現成譬喻，他“以經解經”的出新之處在於引用成語時加入了能體現時代特點的新元素——紙，將“世間印法”的“世間”從佛說法時代拉近到他身處的時代。
在“八十華嚴”譯成後，有長者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也以“印”為譬解說佛法：
一時頓印如印印泥；一時頓印無有先後中間等（卷二）。
取譬與法藏相似而固守“印泥”本義，一方麵說明李氏解經相對拘謹，另一方麵也說明在法藏之後，唐人解經仍將“印”指為印章而非印版。
佛教產生時沒有紙，能“印”的隻有“泥”，所以盡管古印度印章十分發達，佛經常常提及，人們也不會誤解這是在講“印刷術”。法藏將“印泥”譬喻轉換為“印紙”，透露出在他身處的時代，將印章鈐蓋在紙上而不是泥上，已是尋常生活情景。能否認為這就是雕版印刷的流行？這個問題比較糾結，但在印刷史研究中還是有基本共識的：雕版印刷在很大程度上受印章啟發而產生，將印麵擴大，文字增多，鈐印改為刷印，雕版印刷術就出現了。但在這些演變未完成，特別是“刷印”尚未出現時，使用印章複製文字圖像不能稱作“雕版印刷”。且不說法藏的譬喻隻是引用佛經成語，即使他自出機杼，從文中也看不出此“印法”具有雕版的技術特征，難以證明雕版印刷在“初唐”已經發明甚至成熟。
退一步說，如果把在紙上鈐蓋印章看做是印刷術發明的一個過程，對法藏譬喻的意義也不能過高估量，因為在他之前，“或印絹紙”（唐僧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語）已有很多明確記載。如《魏書·盧同傳》記盧同奏設“朱印勳簿”之製：
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乃表言：……請遣一都令史與令仆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詔從之。同又奏曰：……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台、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台、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為驗。
其中分別說到在絹帛（黃素）和紙上鈐蓋印章，且印色為朱色。又如同書《蕭寶夤傳》記正光四年（523年）寶夤奏設“官吏考計”之製：
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仆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
同樣要在紙和帛上鈐蓋官印。
兩件事都發生在魏肅宗（即孝明帝，515—528年在位）當政期間。可見早在此前，印章已加於紙帛之上。在實物方麵，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所出寫本《雜阿毗曇心論》，紙背捺印四周環繞梵文的墨色佛像並鈐“永興郡印”朱印，李之檀考此永興郡為北周所設，鈐印年代在561—574年之間（《敦煌寫經永興郡佛印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此件紙上同時鈐有佛像印與官印，可略窺雕版印刷術發明前印章用法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