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彙文大學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教育部代表和軍警官吏的阻撓，到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府的賣國。他們手執小旗，高呼口號，發表宣言，散發傳單，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誓死收回青島”、“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反對巴黎和約，要求懲辦賣國賊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製局總裁陸宗輿。集會講演後，舉行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先到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抗議，但剛走到西口就被軍警阻止不許通過。憤怒的學生於是決定找賣國賊曹汝霖算賬。他們經富貴街、東戶部街、東三座門大街跨過禦河橋，順東長安街穿過東單牌樓，經米市大街、石大人胡同來到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門緊閉，幾名學生從臨街的窗洞跳進去打開大門，學生一擁而入。曹汝霖躲藏起來，憤怒的學生放火燒了趙家樓胡同曹宅，痛打了從曹家跑出來的章宗祥。軍閥政府派軍警鎮壓，捕去32人。
為抗議反動政府的鎮壓和營救被捕學生，北京各大專學校的學生從5月5日起進行總罷課。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罷市、罷工以支持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在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學生全部獲釋。5月9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同情學生而被迫辭職出走。北京學生強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職員也同學生一起參加鬥爭。19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再次總罷課。
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濟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長沙、武漢、廣州等大中城市的學生，在日本、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廣大海外華僑，都積極展開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運動。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提交“緊急照會”，威脅北京政府，要其加緊鎮壓學生運動。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締學生的一切愛國行動。這就更加激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北京學生從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頭演講，遭軍警鎮壓，有170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學生被捕。但是，學生們並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講的學生增加到5000餘人。
北京政府對學生愛國行動的野蠻鎮壓，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6月4日，上海學聯得知消息後，立即通電全國，呼籲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北京學生。在工人階級的帶動下，上海實現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的鬥爭局麵。隨之，全國興起罷工風潮。滬寧、滬杭、京漢、京奉等鐵路和漢口、長沙、蕪湖、南京、濟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紛紛罷工。
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於6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10日，罷免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的職務。這是五四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拒絕和約問題還沒有解決，鬥爭仍在繼續。
6月11日，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發出通電，抗議北京政府的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違背全國人民意願，企圖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北京學聯立即號召學生投入拒簽和約的鬥爭。18日，山東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進京請願。北京、上海等地學生、工人紛紛響應。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也強烈要求拒絕簽約。直到27日晚，陸征祥的住處仍被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商人所包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巴黎和會在28日舉行的和約簽字儀式。至此，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鬥爭目標基本得到實現。
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為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麵，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一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
六、中山艦事件
“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後，國民黨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出席中國國民黨二大的代表中，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中派占絕對多數，右派僅有45人。在國民黨二大後建立的中央組織機構中，中央秘書處和組織、宣傳、農民等部都由共產黨擔任領導工作。同時，在國民革命軍各軍中，大約已有1000名共產黨員；第一、二、三、四、六軍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都是中共黨員。國民革命軍各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的黨代表，有7個是共產黨員。自從孫中山確立聯俄政策以來，蘇聯顧問團對國民黨和政府、軍隊中的政治影響逐漸加強。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介石的地位也明顯上升。同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之職，在政治和軍事方麵都具有很大的權力。與在廣東的一些國民黨領袖相比，從軍事方麵說，蔣介石擁有汪精衛所不具有的軍事地位和實力；從政治方麵說，蔣介石享有李濟深、程潛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響。而且，在廖仲愷被刺後，牽涉該案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許崇智等老右派被排擠出廣東。隨著蔣介石地位、權力的提高，其政治野心也隨之不斷膨脹。1926年3月8日，蔣介石表示：“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他伺機尋找借口，打擊排擠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團。
1926年2月，蘇俄政治顧問鮑羅廷偕譚平山暫離廣州，去了北方。鮑的職務由另一名蘇聯顧問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對蔣介石的陰謀反共心理有所察覺，對蔣的獨裁擅權行為也很不滿，他竭力拉攏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對蔣介石進行抑製，這就加深了蔣介石的疑忌。蔣介石和季山嘉的關係越來越不協調。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和右派骨幹如王柏齡、伍朝樞、古應等乘機大肆散布謠言，說蘇聯顧問和中共要“倒蔣”，廣州市麵上出現了稱蔣介石為“新軍閥”的傳單，這無異是火上加油。本來，蔣介石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礎，這時，他以為有了可以利用來發動政變的借口。於是在1926年3月20日，他就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18日晚，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歐陽鍾等三人，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到代理海軍局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時為共產黨員）家中傳達命令，聲稱奉校長命令，要海軍局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李之龍接到命令後，當即派中山艦和寶璧艦於3月19日早晨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19日上午7時，李之龍打電話請示蔣介石，原定蘇聯考察團在廣州參觀中山艦，可否調中山艦返廣州。蔣介石否認有調中山艦去黃埔的命令。經蔣介石允許，李之龍下令中山艦於當日下午6時返回廣州。這時蔣介石的爪牙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認為時機已到，即開始了誣陷陰謀的第二步：大放謠言：“共產黨要暴動”，“李之龍要造反”，“共產派謀倒蔣、推翻國民政府，建立工農政府”等等。
蔣介石覺得此事蹊蹺：“中山艦到了黃埔，因我不在黃埔在省裏，它就開回省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認定其中必有陰謀，借此機會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當日晚8時，蔣介石密邀陳肇英、徐桴和歐陽格到東山官邸籌商對策，決定對共產黨等革命勢力發動突然襲擊。3月20日晨，蔣介石以“共產黨陰謀暴動”為由，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布緊急戒嚴，調動大批軍警包圍火車站和中央銀行；陳肇英、歐陽格派兵占領中山艦及海軍艦隊，到文德樓拘捕李之龍。又於上午10時扣留各艦艦長及黨代表共50多人；蔣介石又密令第二師師長劉峙和團長惠東升派軍隊600多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強行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支；令營長李森樹率該營包圍並搜查東山蘇聯顧問團駐地，收繳衛隊武裝；以保護名義，監視汪精衛；拘捕中央軍校及第一軍中以副黨代表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並密令嚴密監視教育長鄧演達、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和軍官團長張治中等人。蔣介石製造事變後稱：“今日若無決心，豈能挽救本黨。”
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中向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等革命勢力進行了一次試探性的進攻，取得意外的成功，但也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及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由於他明白自己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不得不釋放了被拘捕的50多名共產黨員，發還收繳槍支。以不認為“共產黨有什麼陰謀”竭力掩蓋事實真相。蔣介石還向軍事委員會遞交一份“自請從嚴處分”的所謂呈文。罷免了其親信陳肇英、王柏齡、歐陽格、吳鐵城等人的職務，讓他們做了“替罪羊”。
中山艦事件，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經過精心策劃，有組織、有計劃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一次嚴重政治事件。但是，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對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反共排俄、篡奪軍權的政治野心沒有清醒的認識，沒有采納一些人力主給予堅決回擊的正確主張，而采取右傾退讓政策。中山艦事件的發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誠然是一次嚴重的考驗；就是對事件的製造者蔣介石來說，也是一個緊要的當口。從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和具有的實力來說，勝利並不是注定要落在他的頭上的。事變結局之所以有利於蔣，主要是他利用了當時共產黨的弱點。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等在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上的遷就退讓傾向已在滋長，而一些人堅持原則、要求與新右派進行鬥爭的正確意見，卻往往不被接受，致使蔣介石的這次試探性反革命進攻，在沒有遇到任何反擊的情況下得以實現。最終，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一是打擊了中國共產黨，把250多名共產黨員排擠出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取得控製第一軍的權力；二是達到了打擊、孤立和分化國民黨左派的目的，逼走了同他有矛盾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三是向蘇聯顧問施加了壓力，將季山嘉、羅加角夫和拉茲貢等顧問解聘回國，削弱了他們在國民政府中的政治地位。4月16日，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躍成為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鐵腕人物，為其全麵篡奪領導權做了準備。
中山艦
中山艦原名“永豐艦”，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船廠訂購的，1913年完工返國,被編入北洋政府海軍。“中山”艦雖然噸位不大，但卻以它特有的曆史而成為名艦：1915—1916年，“永豐”
艦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參加了護國討袁運動，首創義舉，隨後它又經曆過“護法運動”、“東征平叛”、“孫中山蒙難”、“中山艦事件”等重大曆史事件。於1938年10月武漢保衛戰鬥中被日軍擊沉於今天的武漢市江夏區金口水域。
七、“九一八”事變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便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與其近鄰的中國成為其首要目標。19世紀末日本侵占中國台灣，20世紀初又在東北南滿地區奪取了各種特權。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製定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7月25日，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為了侵占中國東北，日本展開了一係列有預謀的挑釁活動，先後製造了皇姑屯事件、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等，成為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先導。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給日本造成嚴重打擊，經濟蕭條，社會動蕩，國內矛盾逐漸尖銳化。日本為了轉嫁危機，加緊了對外侵略擴張。而此時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對日本侵略中國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日本國內的“一夕會”、“櫻會”，在中國東北的“滿洲青年聯盟”和“滿鐵”等，成為鼓吹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特別是“滿鐵”，積極為關東軍侵略中國獻計獻策，充當了日本關東軍的總後勤部、兵站基地和參謀情報部。在一係列條件成熟後，軍國主義分子關東軍作戰參謀、被稱為關東軍“大腦”、“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一頭腦”的石原莞兒，被稱為關東軍“大刀”的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和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策劃實施了“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奉天獨立守備隊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奉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密令，率所屬士兵七八人，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村附近一段南滿鐵路路軌，並在現場射殺幾名穿上東北軍服裝的中國無辜百姓，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隨即炮擊東北軍駐地北大營，襲擊了北大營火藥庫，守護火藥庫的眾多中國官兵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著裝，便被射殺屠戮。同時，日本在遼寧、吉林各地發動進攻。
麵對日軍的挑釁進攻，東北邊防軍司令張學良根據蔣介石一貫的對外忍認、力避衝突的政策，在國民政府予以“相應處理”的權限下，下令東北軍“力避衝突”，實行不抵抗，使日軍於19日占領了北大營。在占領北大營之後，19日零點50分，日軍29聯隊從屯營地出動，一夜之間，侵占了整個沈陽城。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兵工廠、飛機場及一切重要軍政機關和東三省官銀號等悉被占領，所有駐省城的軍警均被繳械。僅沈陽兵工廠，即損失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重炮、野戰炮250門，各種子彈300餘萬發，炮彈10萬發，東三省航空處積存的300架飛機，盡為日軍掠去；其唯一的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
九一八事變
按照關東軍的預定計劃，攻打沈陽的戰端一開，便做好攻擊駐長春中國軍隊的準備。於是在9月19日下午4點開始炮轟，隨即襲擊了東省特別區管轄的寬城子，又調公主嶺的獨立守備隊彙攻南嶺。在不抵抗命令下，不到一日，長春陷入敵手。21日，日軍出兵吉林，由於代理吉林省主席、吉林邊防署司令熙洽的叛變投敵，到22日早8時，日軍完全占領吉林省城。進犯黑龍江是其第三期的作戰目標。先是利用投降的洮南鎮守使張海鵬進攻黑龍江遭到失敗。隨後以修理嫩江橋為借口，大舉進犯。被張學良臨時任命的黑龍江省總指揮、代理省長馬占山堅持抵抗，率軍奮起抗擊日軍，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日本後又從朝鮮調兵增援，19日，占領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隨即調轉矛頭進攻遼西地區，以取錦州。1932年1月3日，日軍以3個師團40000兵力對錦州發起進攻。由於中國守軍將領缺乏抗戰決心，又得不到支援，自行撤退，日軍於3日輕易侵占了遼西重鎮錦州。2月5日，又進占哈爾濱。至此，東北三省128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全部淪陷，3000多萬民眾淪為亡國奴。大批東北難民逃向關內，過著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清廢帝溥儀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對東北實行殖民統治。
麵對著日本如此猖狂的進攻，國民政府仍主張“力避衝突”，把問題訴諸國聯，想依賴國聯對日本進行約束製裁。當時的國聯在英法等國的控製之下，而英法等國對日本侵略基本上采取了姑息養奸的綏靖政策。英法既不願日本擴張其在華勢力，又企圖利用日本勢力來對付蘇聯和中國革命。他們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滿足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以維持自身的利益。而美國的“不承認主義”、蘇聯的“不幹涉”政策、德國的“仁慈中立”等都在客觀上縱容和推動了日本對華的侵略。在這種情況下，國聯在1932年1月21日成立了以李頓為首的調查團來華調查，經過一個半月，作出了《李頓報告書》。國聯雖不承認日本的軍事行動是自衛行動，但國聯並未判定日本為侵略者，沒有對日本實行製裁，實際上對日本的侵略采取了縱容態度。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各種社會力量都紛紛作出反應。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願和要求，當即譴責和揭露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號召中國人民緊急動員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發表《為滿洲事變宣言》、《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聲討日軍的罪行，領導和支持東北和全國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進行鬥爭。國民黨內部在對日問題上產生分歧，一些愛國官兵要求國民政府抗日。麵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人民群眾掀起了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學生以請願示威的方式走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以未撤走的東北軍和民眾等組成的東北義勇軍在白山黑水之間打擊侵略者，打響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槍。各愛國人士和華僑等也參加進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不抵抗的本質，喚起了全民族的覺醒，增強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吞並中國的重要步驟。其後，中華民族處於被日本侵占的威脅之下，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中國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由此發端，並且最終推動了全麵抗戰的爆發。“九一八”事變在世界曆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對華盛頓體係的挑戰。對中國東北的占領和掠奪，更加快了日本擴大侵略戰爭的步伐。事變影響遠遠超出了亞洲範圍，它是日本向世界其他爭霸對手進攻的開始，標誌著遠東戰爭策源地的形成。“九一八”事變揭開了第二世界大戰的序幕，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
東北易幟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將軍當天向全世界通電，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在東北將原北京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改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擁護國民政府的政治行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東北易幟”。
八、“七七”事變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隨後又逐步將侵略勢力擴張到平津一線。日軍在華北的駐紮可以追溯到1901年的《辛醜條約》，當時日本派了2600多名駐屯軍，命名為清國駐屯軍，1912年更名為“中國駐屯軍”。1936年日本“中國駐屯軍”迅速擴張到了5700多人，分別從東郊的通縣、北郊的南口、南郊的豐台三個方向包圍了北平，隻有西南方向的盧溝橋尚在中國軍隊控製之下。
盧溝橋位於北平城西南約15公裏的永定河上，元朝時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到訪此橋，為其高超的建橋技術和精美的石獅雕刻所傾倒，在遊記中對之大加讚賞，因而西方又將之稱為馬可波羅橋。橋北數百米有一座鐵路橋，連結平漢鐵路。宛平城建築在永定河東岸盧溝橋頭。盧溝橋自金代以來即是中原腹地進出北平的必經之地和拱衛京師的重要門戶。日軍一旦占領盧溝橋及宛平城，北平就會變成一座死城，華北也就唾手可得。
在這樣的背景下，駐中國華北的日本侵略軍從1937年5月開始進行一係列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麵臨日本隨時可能發動戰爭的形勢，中國軍隊加強了警戒。當時駐守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是宋哲元第29軍，總兵力約10萬人。共產黨領導下的北平地下組織和進步人士紛紛來到第29軍所在地，宣傳抗日，激發了官兵的愛國熱情。軍長宋哲元召集部下商討抗日對策，並組織了多次防禦演習。與此同時，還加強了盧溝橋地區的防禦部署，將主要部隊集中防守在宛平、長辛店地區，準備應對不測局麵。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失蹤”。日方立即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為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拒絕。日軍一麵部署戰鬥，一麵因“槍聲”和士兵“失蹤”，與中國方麵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的電話。鬆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名士兵，疑放槍者係中國駐盧溝橋的部隊，並認為放槍士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為由予以拒絕。不久，鬆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
七七事變
7月8日5時許，日軍第3大隊隊長一木清直命令部隊由鐵路橋北側向宛平城外中國駐軍陣地發起進攻，沙崗村北側土山上的炮兵開炮支援，日軍“演習部隊”同時向中國軍隊開火。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並提出“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盧溝橋守軍第29軍第110旅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指揮下奮起抗擊。
戰鬥打響後，日軍主力直撲宛平城和盧溝橋，以猛烈的炮火轟擊宛平，逼迫中國守軍撤退。宛平城牆、城內民房被炮彈轟塌轟倒多處，但中國守軍用簡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軀阻擋住了日軍一次次的進攻。直到下午，日軍加強了攻勢，才攻占了永定河東岸回龍廟地區和鐵路橋以南部分地區。在戰鬥中，盧溝橋鐵路橋一帶爭奪甚為激烈。這天天下大雨，永定河水洶湧澎湃。宛平城下、盧溝橋畔，成了敵我雙方殊死搏鬥的戰場。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挫敗了日軍迅速占領宛平城的企圖。隨後，日軍調整部署，準備9日全麵進攻宛平。
7月8日晚，日方稱“失蹤”士兵已找到，向中國方麵提出“和平解決”的要求。中日雙方達成口頭協議，約定停止射擊，互相撤軍，宛平由冀北保安隊接防。但日軍並不執行停火撤軍協定。9日上午，按照雙方協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國保安隊，在盧溝橋附近受到日軍阻擊，死傷數人，無法前進。9、10兩日內，日軍兩次進攻宛平中國守軍，企圖趁中國軍隊與保安隊換防之際占領宛平和盧溝橋。第29軍組織反擊，經過激烈爭奪，終於將失地奪回。日軍退至大棗山及其以東區域，等待國內援軍的到來。
盧溝橋的槍聲震驚了全國人民。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表示願與國民黨軍隊攜手共同抗日。全國各地群眾紛紛行動起來，以各種形式支援和參加抗戰。北平天津附近的民眾籌集大批物資，冒著生命危險趕赴前線。學生組成宣傳隊，廣泛開展動員工作。上海、武漢等地民眾都成立了抗敵後援會，開展抗日活動。南京國民政府亦作出了積極反應，調兵北上增援。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申明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如果盧溝橋事件不能和平解決，便“隻有犧牲與抵抗”。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抗戰守土之責任”。
26日下午，日軍向第29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守軍於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宋哲元嚴辭拒絕，並於27日向全國發表自衛守土通電，堅決守土抗戰。7月28日上午，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揮已召集到北平周圍的朝鮮軍第20師團、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約1萬人，在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向中國守軍發起全麵進攻。第29軍將士奮勇還擊，終因實力相差過於懸殊而不敵，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29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也被侵占。
“七七”事變是中國全麵抗戰的開始，中國在東方開辟了第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戰場。“七七”事變的爆發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變的繼續，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進而吞並全中國的必然步驟。“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活動不僅威脅到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直接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國國民政府對日本殘存的一點和平幻想徹底破滅，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出了積極反應，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前所未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充分體現了“民族意識勝過一切”的思想，在大敵當前的緊急關頭，產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危機喚醒了沉睡近百年的中華民族，無情的戰爭教育了全國各族人民，從沿海到內地、從都市到偏鄉僻壤的全中國人民都被動員起來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掀起，如火如荼。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當時任職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當時任職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發動的直接軍事監禁事件，扣留了當時任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和平解決。
九、南京大屠殺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在侵入已經撤守的南京城後，為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日意誌，迫使中國政府俯首，采用極其野蠻的手段對和平居民及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血腥屠殺，史稱“南京大屠殺”。
“七七”事變爆發以後，日本大舉入侵中國。1937年11月12日，日軍占領上海，中國首都南京處於日軍直接威脅之下。在淞滬會戰中敗退下來的中國軍隊極其混亂，因而未能在上海至南京沿線組織起有效的抵抗。白崇禧等人鑒於雙方實力懸殊，主張南京隻能作象征性防守。唐生智則認為南京既是國民政府所在地，又是國父陵墓所在地，力主死守南京，並主動請纓指揮南京保衛戰，聲稱要與首都共存亡。
11月25日，日軍分三路進逼南京。12月5日，外圍戰打響。7日，日軍向南京複廓陣地逼近，至9日戰況更加激烈。唐生智命令將各部所有船隻盡數收繳，以作背水一戰。日軍勸降不成，10日發動總攻擊。11日全線展開激戰，當晚蔣介石命唐生智相機撤退。12日，敵猛攻南京光華門、和平門，雨花台失守。下午，唐生智匆忙下令撤退，確定“大部突圍，一部渡江”的原則，唐生智出城渡江北去。因撤退倉促、組織紊亂，原撤退計劃未能實現，各軍爭相渡江，溺死者不計其數。第二天南京陷落，隨之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據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稱：“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汙辱這個城市”，“實行殺人、強奸、搶劫、放火”。當時德國駐南京大使館對國內的報告也有這樣的話：“犯罪的不是這個或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皇軍。……它是一架正在開動的獸性機器。”13日上午，日軍穀壽夫第6師團由光華門、雨花門入城，隨即將馬路上的難民當做槍殺目標。接著，中島、末鬆等部隊相繼進入南北市區，血洗聚集在中華路、中山東路、中山北路等地的難民，馬路街巷之內頓時血肉狼藉屍體遍橫，六朝古都霎時變成了人間地獄。14日，日軍大部隊擁入城內，大規模屠殺全麵展開。日軍完全失去了紀律約束，他們單獨或三兩成群地在全市任意遊蕩，隨處殺人、強奸、放火和搶劫。幾天之內，中山南北路、中央路等幾條主要要道及兩邊街巷裏遍地都是被殺害者血肉模糊的屍體，慘不忍睹。
除了任意屠殺外，日軍還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15日，日軍在漢中門外用機槍射殺已經放下武器、沒有任何抵抗力量的3000餘名中國軍警。16日，日軍共將14000餘人分別在中山碼頭和魚類營屠殺。據屠殺幸存者梁廷芳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誓證言，日軍將被害者排成長達四分之三英裏的隊伍，每五人一組，倒背手捆綁，每數十步置機槍一挺，自黃昏起開始屠殺，直到夜間10點。就連按國際慣例所謂的國際安全區，在日軍的殘暴屠殺中也毫無安全可言。日軍完全置國際慣例於不顧，頻繁闖入難民區搜查、拘捕，或掠奪財物，或強奸婦女。他們先是拘捕並殺害難民區維持治安的中國警官，隨後就以清查“便衣兵”為名闖入難民區，對凡是屬於役齡的難民無論是否士兵，幾十人一隊，綁著手串在一起拉著走，帶到僻靜之所施以集體屠殺。17日，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進入南京城後，即對縱兵殺戮、奸掠的穀壽夫大加獎勵，使得屠殺暴行更加慘無人道。
尤為令人恐怖的是日軍為取樂而舉行的“殺人比賽”。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刊登了一則題為《紫金山下》的消息，報道向井少尉與野田少尉的“殺人比賽”。日本國內對日軍攻占南京進而製造的屠殺行為大肆宣揚，將這兩個殺人狂稱之為“勇士”，從而引發日本國內民眾的大規模慶祝遊行，進一步推動了殺人狂熱。18日，日軍將被拘囚於幕府山下的難民和被俘軍人5.7萬餘人，以鉛絲捆綁，驅趕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複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投入長江。12月下旬，在日軍為搜查潛藏在百姓中的中國軍人而發起的所謂“清街運動”和“難民登記”中，又有上萬人被殺。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指出，在日軍占領後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達20萬人以上，僅掩埋的屍體即達15.5萬人。但因日軍進行集體屠殺後，往往將屍體焚化或投入江中，再加上被個別的或小規模地屠殺而無法計算在內的受害者，中國軍民被屠殺總數至少在30萬人以上。屠殺中國軍民的手段之殘暴是戰爭史上史無前例的。二戰期間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殺人手段大多是在短時間內迅速置人死地，而日軍的手段除槍殺外，砍頭、活埋、劈頭、切腹、火燒、割四肢等慘不忍睹的手段無所不用，其狂虐殘暴的程度，世所罕見。
伴隨大規模屠殺同時進行的是日軍的奸淫暴行。在占領南京後的第一個月中，全城至少發生2萬起以上強奸、輪奸事件。許多婦女在被強奸之後慘遭殺戮、毀屍，慘不忍睹。日軍還強征隨軍慰安婦供日軍長期發泄獸欲。大量事實證明，日軍的性暴力事件，不僅僅在於“軍紀鬆弛”，而是在軍官默認、縱容、鼓動下的集團性暴力。
除了上述暴行，日軍還在南京進行官方默許的大規模搶劫和有計劃的破壞行動。日軍占領南京初期，從中國難民那裏搶奪了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他們還闖入民宅、商店、機關、倉庫等大肆劫掠。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轉引一位留京外僑給友人信件稱：“所有的私人住宅，不論是被占領的，或未被占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從1937年底到1938年的一段時間裏，每天都有大量的卡車絡繹不絕地把搶來的器物運到下關，裝上火車、輪船，轉運至日本國內。更有甚者，日軍還有目的地掠奪中國文化珍品。從上海派來精於鑒別文物圖書者，並動用軍隊、特工人員，將省立國學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等70多處藏書搶走。累計被日軍掠奪的圖書、文獻達88萬冊，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從12月19日或20日開始，日軍開始在市內縱火。他們往往在洗劫商店之後，將其付之一炬。市區南部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是南京主要的商業區，幾乎全被燒光，整個市區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