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婆（1245年—），又稱黃婆，生卒年不詳，鬆江府烏泥涇（今屬上海）人，元代棉紡織革新家。
黃道婆生於南宋末年淳祐年間，她所處的年代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年頭，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江南地區人民長期蒙受統治者的掠奪與壓榨，遇到旱澇之年，紛紛逃荒。在“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數盛行的社會中，婦女更是如牛馬般在苦水中煎熬。黃道婆13歲時，為生活所迫，給人家當童養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蠻橫的丈夫。一天，由於勞累過度，她織布時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為借口，將她毒打一頓，鎖在柴房裏不給她飯吃，不讓她睡覺。黃道婆無處訴苦，便橫下一條心，在牆壁上掏了一個洞，逃上了停靠在黃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隨船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州，從此開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海南島在北宋中期已經開始大麵積地種植棉花。海南島一帶生產的棉織物，品種繁多，織工精細，質量、色彩均居全國之首，作為“貢品”進入都城臨安（今杭州一帶，南宋時定都於此）的各類棉布就有20餘種。黎族人民還能織出堅厚的兜羅棉、番布、吉貝等紡織品，染成各種色彩的黎單、黎棉、鞍搭等，銷往全國各地。相對來說，當時大陸的紡織產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質量低劣，不能成為人們主要的衣著用品。
黃道婆就是在這樣一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來到海南島的。她與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勞動生活與交往中，努力學習和掌握當地先進的棉紡織技術。黎族同胞的細心傳授，黃道婆自己虛心刻苦的學習，使她了解並熟悉了各道棉和織布工序。在實踐中黃道婆還融合吸收了家鄉織布技術的長處，逐漸成為有著精湛技術的紡織能手。
日月如梭，物換星移，在海南生活勞作的黃道婆不覺已度過了20多個春秋。黃道婆思鄉情切，在元成宗元貞年間（1295—1297年），帶著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車、椎弓等紡織工具，踏上了歸鄉的路途。
黃道婆重返故鄉的時候，植棉業已經在長江流域大大普及，但是紡織技術仍然很落後。她回鄉後，看見婦女仍然用紅腫的手剝棉籽，男人依舊用小竹弓彈棉花，操作起來十分辛苦，生產效率又極低，而且織出來的布還像從前一樣粗糙，就致力於改革家鄉落後的棉紡織生產工具。黃道婆將黎族人民先進的棉紡織生產經驗與漢族紡織傳統工藝結合起來，係統地改進了從軋籽、彈花到紡紗、織布的全部生產工序，並創造出一套扡、彈、紡、織等新的生產工具（如攪車、椎弓、三錠腳踏紡車等），提高了紡紗效率。
黃道婆還充分利用和改進了傳統的絲綢生產工具和技術，提高了整絲和織布工藝質量，使當地人民能用紗線織出各種色彩的棉布，其絢麗燦爛的程度能與絲綢相媲美。王楨在《農書》中記載當時已用撥車、線架等紡織工具來分絡各色棉紗，還記載了織布機與絲綢機的相同之處。這是黃道婆與勞動人民一起，把絲織生產經驗運用於棉紡織業，改進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織布機的又一革新創造。黃道婆用錯紗、配色、綜線、花工藝技術織製出的烏泥涇被，在當時名聞遐邇，行銷全國各地。
黃道婆把自己掌握的精湛的織造技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故鄉人民，將鬆江地區的棉紡織技術提高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她去世後不久，鬆江一帶迅速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曆經數百年之久而不衰。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年），當地的棉紡織業達到高峰，織出的棉布一天就有上萬匹。鬆江棉布遠銷各地，還出口到歐美，深得各個國家人們的讚賞，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從此，內地的衣著用品逐漸以棉布代替了絲麻，棉織業迅速在全國發展起來。“衣被天下”的鬆江布是廣大勞動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更蘊含著黃道婆這位棉紡織革新家的心血和精力。正是由於黃道婆的不懈努力和非凡創造，拓展了我國棉紡織業的廣闊天地，譜寫了紡織科學的嶄新篇章，其遺風所及，至今猶存，澤福後人，永垂青史。
棉紡織技術革新家黃道婆的偉大實踐和貢獻，人民是永誌不忘，一首上海地區世代流傳的民謠，表達了人民群眾對這位傑出婦女的讚頌和銘記：
黃婆婆，黃婆婆，
教我紗，教我布，
二隻筒子，兩匹布。
……
黃道婆去世後，當地人民把她公葬了，並且還在鎮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後其他地方也都先後為她興建祠堂，表達了人民對這位紡織先驅者的感激和懷念。
秋瑾：中國第一位女革命家
秋瑾（1875－1907年），原名閨謹，字璿卿，自號競雄，別號鑒湖女俠，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近代傑出的革命家，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
秋瑾的少年時代是在福建度過的，她親眼看到洋人橫衝直撞，任意欺淩自己的同胞，感到極大的義憤，產生了習武報國的念頭。她放開雙足，騎馬、舞劍、拳術樣樣都學，練就了一身強壯的體魄。1902年，秋瑾隨丈夫進京赴任，目睹八國聯軍肆意燒殺掠搶的慘狀，怒不可遏，她在長詩《寶刀歌》裏提到：“北上聯軍八國眾，把我江山又贈送。白鬼西來做警鍾，漢人驚破奴才夢！”
19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家們竭力主張向西方尋求真理，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作武器，救亡圖存，向封建王朝展開鬥爭。秋瑾也萌發了東渡日本，到異國去學習救國本領的念頭。在吳芝瑛等誌同道合的女友資助下，秋瑾變賣了身邊所剩的零星首飾，東渡日本去學習救國本領。在日本留學期間，秋瑾與愛國學生一起共同組織了“實行共愛會”，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婦女愛國組織。1905年，秋瑾經黃興介紹，得與孫中山會麵，很快加入了同盟會，被推舉為浙江主盟人。
45秋瑾
1905年秋瑾回國，轉到上海，以“蠡城學社”為名，作為革命活動機關，開展秘密活動。一次她在陳伯平家製造炸彈不慎爆炸，聲震屋瓦，陳伯平的眼睛、秋瑾的手臂都被炸傷，機關遭巡捕房封閉。在積極聯絡同誌準備武裝起義的同時，秋瑾還大力宣傳婦女解放思想，鼓勵婦女參加民主革命鬥爭，於1907年一月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報》月刊。她把婦女解放鬥爭和反對清朝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提出“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號召婦女從十八層地獄底下爬出來，和男子並肩戰鬥。
1907年，秋瑾接受紹興大通學堂師生邀請主持該校校務。大通學堂是光複會首領陶成章、徐錫麟等於1905年創辦的，浙江一帶革命黨人以此為據點，秘密培養幹部，學習軍事，為武裝起義積蓄力量。秋瑾主持大通學堂校務期間，設立體育會，先後招集浙江各地會黨頭領學習兵操。秋瑾經常身穿男子體操服，騎馬帶領學生到野外打靶，練習射擊技術。她以大通學堂為中樞，頻繁往來於滬杭之間，積極策劃武裝起義。大家公推徐錫麟為首領、秋瑾為協領，把各地會黨編成八個軍、對軍服、旗幟、鈴記、行令等都作了詳細規定，並具體部署了行軍路線，決定7月6日（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由徐錫麟、秋瑾分別指揮安徽、浙江兩處義軍同時舉事。
但是在臨近起義的關鍵時刻，由於組織不嚴，走漏了風聲。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倉促起事，親手刺殺巡撫恩銘，受傷被俘，壯烈犧牲。安慶起義失敗後，官府如臨大敵，形勢急轉直下，原定計劃已無法實施。上海革命黨人得知大通學堂已暴露，派人通知秋瑾迅即離紹赴滬，她毅然留在大通學堂，帶領學生從容埋藏、轉移槍械，焚毀文書、信件。7月13日下午，清兵將大通學堂團團圍住，經過一番激烈的槍戰，秋瑾被俘。敵人對秋瑾嚴刑拷打，百般逼供，秋瑾始終“堅不吐實”，大義凜然地回答：“革命黨人不怕死，欲殺便殺！”紹興知府貴福見秋瑾寧死不屈，唯恐光複軍攻打紹興、營救秋瑾，便於7月15日淩晨在古軒亭口刑場將秋瑾殺害。就義前，秋瑾寫下了“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個大字，表達了她痛惜革命失敗，為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憂慮的悲憤心情。
秋瑾的殉難，在全國各地激起強烈反響，整個社會輿論深切同情秋瑾和她所從事的革命事業，憤怒譴責清政府的殘暴罪行。秋瑾用自己的生命促進更多的群眾覺醒，更加激起人們對清王朝的仇恨與反抗。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浙江革命黨人起兵響應，很快在全省十一個府推翻了清朝政權，其中大部分革命黨人都是秋瑾生前的同誌和部下。秋瑾的戰友王金發帶頭攻克浙江巡撫衙門，旋即率兵光複秋瑾的故鄉紹興。另一位秋瑾親自發展加入光複會的寧波義軍領導人葉頌清，他在談到浙江各地起義很快獲得成功的原因時認為：“推原所自，吾浙實由秋瑾倡之，聯合之，故組織頗為完善。”
秋瑾是中國曆史上為民主革命捐軀流血的第一位女革命家，她用鮮血和生命實踐了為革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誓言，為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受到了後人的高度評論和永久緬懷。吳玉章稱讚她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革命婦女的楷模”。1912年12月，孫中山致祭秋瑾墓，曾撰挽聯：“江戶矢丹忱，重君首讚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1942年7月，宋慶齡在《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一文中稱讚秋瑾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
名人名言
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粉身碎骨尋常事，但願犧牲報國家。
一腔熱血勤珍重，死去猶能化碧濤。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無限傷心家國恨，長歌慷慨莫徘徊。
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世方英傑。
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宋慶齡：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女性
宋慶齡（1893—1981年），祖籍海南省文昌縣，孫中山先生的夫人，被譽為“國母”，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舉世聞名的20世紀的偉大女性。她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獻身革命，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堅強不屈，矢誌不移，英勇奮鬥，始終堅定地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婦女兒童的衛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業，為祖國統一以及保衛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而殫精竭力，鞠躬盡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受到中國人民、海外華人華僑的景仰和愛戴，也贏得國際友人的讚譽和熱愛，並享有崇高的威望。
宋慶齡於1893年1月27日生於上海。父親宋耀如，原名韓教準，早年漂泊美國，中年回國興辦實業，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親密戰友。母親倪桂珍是中國較早接受文明、反對封建的進步婦女之一。宋慶齡7歲時入上海中西女塾讀書，1907年，15歲的宋慶齡與妹妹宋美齡一道赴美國留學，先在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英語，次年考入佐治亞州梅肯市威斯裏安女子學院文學係。宋慶齡聰敏好學，思想活躍，經常參加學校的活動。在美國留學期間，她接受了“歐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義的洗禮。1913年，宋慶齡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她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和振興中華的理想毅然回國，投身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鬥爭。歸國途中經過日本，拜會了她早已崇敬的孫中山先生。隨後擔任了孫中山的秘書，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感情。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決定與流亡中的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結婚，以堅定的步伐毫不猶豫地跟隨孫中山踏上捍衛共和製度的艱苦鬥爭曆程。
46宋慶齡與孫中山合照
1922年6月16日，廣東軍閥陳炯明反對孫中山北伐而叛變革命。叛軍炮轟孫中山住邸大元帥府，情勢萬分危急，孫中山請宋慶齡先行撤離，宋慶齡臨危不懼，堅定地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堅持讓孫中山先安全撤離。後來，革命軍及時增援，打退了陳炯明的進攻，孫中山才與宋慶齡於次日於永豐艦（中山艦）會合。
此後，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與共產黨人李大釗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寧派來的特使進行多次交流，總結經驗教訓，磋商國共合作，著手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20日，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通過了孫中山製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年底，宋慶齡隨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為和平統一全國犯難北上，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孫中山病重期間，宋慶齡日夜守候在病榻旁。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宋慶齡堅決維護、忠實執行孫中山先生親手製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同違反孫中山革命原則的勢力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五卅”慘案發生後，她極為憤慨，呼籲“凡中國國民皆當負此救國重任”，繼續同共產黨緊密合作支持北伐。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北伐軍攻克武漢，國民政府準備遷都，宋慶齡與先遣人員一同抵達武漢。
1927年上半年，正當大革命蓬勃高漲的時刻，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背叛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反對“三大政策”，結成“寧漢合流”，大肆屠殺共產黨人、愛國進步人士和勞苦大眾。對此，宋慶齡義憤填膺，毅然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宣布與“寧漢合流者”決裂。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在南昌發動了武裝起義，當時她雖然不在南昌，但仍然與周恩來等25人組成革命委員會並被推選為7人主席團成員。繼而為了進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實現孫中山的遺願，赴蘇聯訪問。在蘇聯，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在這一時期，宋慶齡積極參加了一係列重要的國際反帝活動，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兩次被選為國際反帝同盟名譽主席，之後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九一八”事變後，宋慶齡再度從西歐回國，無情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十九路軍奮起反抗，宋慶齡高度評價十九路軍抗日將士的愛國行動。1932年12月，宋慶齡與蔡元培、魯迅、楊杏佛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她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和各種形式的鬥爭，營救了許德珩、羅登賢、鄧中夏、鄒韜奮、陳賡、廖承誌、丁玲和救國會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愛國進步人士。在魯迅先生病重時，宋慶齡給他寫信說：“你的生命並不隻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了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