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刻刻劃劃：刻契起源之說
刻契為約的辦法，產生於原始時代發明文字之前。那時候人們在木塊上刻劃一些簡單的紋路或缺口以幫助記憶。其作用與結繩相類。從這點說，刻契在促進文字產生方麵，比八卦和結繩的作用都大。刻契也是古代幫助記憶的一種方法。我國曆史上有許多關於刻契的記載。《釋名釋書契》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列子說符》說：“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所謂刻契，是在木版或竹片上刻些缺口或其他記號，用來記載財務的數量；或向別人傳達什麼事情，留作記憶的憑借；或作為向有關人員作解釋的依據。刻契有一方獨存的，也有兩方共有的。兩方共有的，把竹木板劈成兩半，各拿一半，並以齒的互相吻合為依據。刻契為約的辦法，產生於原始時代發明文字之前。那時候人們在木塊上刻劃一些簡單的紋路或缺口以幫助記憶，其作用與結繩相似。這種辦法至現代還保存在一些少數民族中。如紅河哈尼族農民給地主交租，按租金多少在木片或竹片上刻缺口，然後一剖為二，地主和農民各執其一。每一缺口的代表數不一，一般是一缺代表一秤（50斤穀子），有時還代表更大的數。契木為約作為一種傳統憑信手段，在文字產生以後仍然繼續被采用。例如考察者在雲南孟連傣族土司衙署見到一個具結木契，上麵除刻有四道缺口以外，還有漢字；四缺代表多少錢糧數不得其詳，另三邊各用筆墨畫三道，應是為了正副本對合以防偽造而畫的標記，具有“騎縫章”的作用。解放初期，在雲南少數民族發現的一件刻契也非常有意思。當時，中央訪問團在雲南發現傈僳族的一塊刻木。據說，這些符號表示兩層意思：
一是，來的三個人，月圓時和我們會麵了；一是，現在送去三包禮物，分別送給三個領導人。可見刻契比結繩要進步得多。木契上的簡單刻劃道道，隻起幫助記憶的作用，當然不能算是文字。不過，契刻的這種形式，卻很可能是最早的文字書寫形式之一。古人利用這種形式把一些數字符號或象形符號刻劃在陶器或竹木片上，用以傳遞某種信息，就有可能逐漸演化成類似青銅器上的族徽文或是竹簡木牘這類的文書，文字和文獻也就逐漸地形成了。從這點說，刻契比八卦和結繩都更具有促進文字產生的條件。
五、漢字神造：倉頡造字的傳說
傳說中漢字是倉頡造的，這僅是後人對創造文字的先民的追稱。實際上漢字是由千萬個“倉頡”們創造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要之漢字成就，所當綿曆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也。”文字是怎麼來的呢？世界各民族有不同的傳說。在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說，而在有關漢字來源的傳說中，“倉頡造字”是最流行的。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他有四隻眼睛，看東西非常清楚，他抬頭看見天上的月亮有時圓有時彎，低頭看見地上鳥獸的腳印各式各樣，從中得到啟發，創造了漢字。這個行動驚動了天地鬼神。上帝感動得投下了大米白麵，鬼神驚嚇得夜裏哭叫。關於倉頡造字之說，在古代的一些著述中多處可見。如：《荀子解蔽》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後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韓非子五蠹篇》說：“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把前人傳說吸收後加以整理，正式寫入早期漢字史的是東漢的許慎。他在《說文解字敘》裏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NB97C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文心雕龍練字》沿襲許慎的說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的名句。那麼，有關“倉頡造字”說有多少可信度呢？漢字真的是倉頡創造的嗎？曆代研究文字的學者對此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漢字不可能是某一個人造出來的，而是漢族先人集體創造的結果。遠在兩千年前，荀子在《荀子解蔽篇》中說過：“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這就是說，倉頡之所以傳名後代，是由於他作了搜集、整理、統一的工作。由於傳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宮，這種說法是比較合乎情理的。魯迅先生曾經明確指出：“要之文字成就，所當綿曆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也。”我們從殷商的甲骨文異體繁多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文字絕不是一個人創造的。因為如果文字是一個人創造的，那麼，一個字就不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寫法。而且甲骨文連“倉頡”這兩字都沒有，如果倉頡創造了文字，為什麼連自己的名字還沒有創造出來。另外，曆史上是否確有“倉頡”其人，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原始人並不像文明社會的人一樣有明確的私名，傳說中的上古人物名稱，大抵是後人根據某種特征另起的名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起名因素是發明創造的功績，例如“有巢氏”指發明建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指鑽燧取火的發明者，“烈山氏”（或寫作“厲山氏”、“連山氏”）指最早發明烈山造田的民族，“神農氏”指最早開創農業民族，《周禮》所謂“先牧”、“先炊”、“先卜”、“先巫”、“先嗇”、“馬祖”、“田祖”、“先蠶”、“先師”、“先造食者”之類，也都是同樣性質的名稱。由此推測，“倉頡”也很可能是同樣性質的名稱。有學者認為，由古音看，契與頡音近，“倉頡”也許就是“創契”的意思。如果這個推測不錯，那麼，所謂“倉頡”乃是後人對創造文字的古代史官的追稱。當然，這樣說並不妨礙我們把最早的文字創造者當作“倉頡”。或者說，漢字是由千千萬萬個“倉頡”們創造的。
六、考古：撩起漢字起源神秘麵紗
傳說畢竟隻是傳說，不是確鑿的史料，漢字起源的確切時代和起源時的社會狀況，曾經那樣模糊。隻是到了現代，考古學在我國興起，古代文化的謎一個個從地下被揭開，同時也為我們撩起了漢字起源的神秘麵紗的一角。3300年前，我國商朝晚期遺留下來的甲骨文字，已經是較為成熟的文字，說明在甲骨文字形成之前，必然是已經經曆了一個漫長的產生和演變過程；在甲骨文形成之前，必然還存在著比甲骨文更早的、更原始的一種文字形式。這就不得不讓人們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的文字形式是怎麼樣的？甲骨文是怎樣形成的？我國漢字的產生最早在什麼時候？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在研究這些問題，並作出了種種解答。世界上幾種最古老的文字，都是在近代被發現，並經過專家們的研究，才認識它們的過去。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楔形字，產生於5500年前，在2300年前這種文字就已經消失了，人們已不知道它的存在。楔形字泥版在地下埋藏了1500年，直到19世紀才被發現和解讀出來；與此相似的是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聖書字，也被人們遺忘了一千幾百年，於1799年在埃及羅塞塔地方發現的一塊刻有聖書字的碑銘體、大眾體和希臘文等三種文字的紀念碑，到19世紀20年代才被解讀出來；我國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字，也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到1899年才被解發現，經過長達近百年的研究，大部分甲骨文字才被解讀出來。在甲骨文字之前，肯定還會有逐步形成甲骨文的更原始的文字，有待於考古工作者的不斷發現。
已發現的可能跟原始漢字有關的資料，主要是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器物上所刻劃、描畫的符號。這些符號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形體比較簡單，大都是幾何形符號，見於仰韶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第二類是象具體事物之形的符號，見於大汶口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據專家考證，原始社會時代普遍使用的幾何形符號還不是文字，大汶口象形符號，則可能已經具有文字的性質。仰韶文化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一種文化，分布地區很廣，以關中、豫西北、晉西南的黃河中遊為中心，西至甘肅西部的洮河，北起河套地區，南達漢水中上遊。1921年首次發現於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仰韶文化因此得名。由於常在遺物中發現有彩繪成幾何形圖案和動物形花紋的陶器，因此，也曾被稱為“彩陶文化”。1953年，又在西安東郊半坡發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的村落遺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自1954年秋到1957年夏，在這裏進行了5次大規模的發掘工作。發掘麵積1萬平方米，約占遺址總麵積的1/5。1958年，在這裏建起了半坡博物館。這裏是黃河中遊地區一個6000多年前典型的氏族公社的村落，屬於母係氏族公社時期。他們已會製造各種石器、骨器和燒製各種陶器，已從漁獵發展到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過著原始共產的社會生活。發掘中發現了刻畫在陶器上的各種符號，都是刻畫在環底口沿外麵的一道黑色紋彩中。這些符號大部分是在陶器燒製以前刻畫的，隻有少數是在陶器燒成以後刻上的，共有五六十種。這些遠古時期遠古人類在陶器上刻畫下的符號，究竟是不是漢字的起源，學者們對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郭沫若、於省吾都認為是原始文字。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畫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說是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於省吾說：“這種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仰韶文化距今有6000年之久，那麼，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就有6000年之久，這是可以推斷的。”於省吾還把這些符號與商周古文字相比附。有些學者認為這些刻畫符不是原始文字。
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認為：“這種符號所表示的決不會是一種完整的文字體係。”並認為甚至連原始文子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他和李學勤都反對把這種刻畫符號與商周文字相比附。李學勤在《古文字學初階》中提出：“凡對簡單的幾何線條形符號用後世的文字去比附，總是有些危險的。”距今5500多年前的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是古代少昊文化。少昊的國都在魯，即現在的山東曲阜。蚩尤就是少昊民族的有名英雄。作為我國曆史序幕的炎黃二帝，曾戰於阪泉之野，蚩尤參與了炎帝一方，共同和黃帝作戰。後炎、黃二帝講和，黃帝和蚩尤戰於涿鹿，蚩尤被殺。之後，受黃帝之命少昊清繼續統治少昊。因此，這是華夏文化的另一個源頭。大汶口文化屬於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主要分布在黃河下遊的山東和江蘇、安徽的北部地區；此外，在河南的平頂山地區、偃師、鄭州及遼東半島的廣大地區也有發現。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已經發掘的有泰安的大汶口，寧陽的堡頭村，曲阜的西夏侯，鄒縣的野店，滕縣的崗上，安丘的景芝鎮，莒縣的陵陽河，日照的東海峪，臨沂的大範莊等。在發掘出來的陶器上發現有6個刻畫符號，唐蘭、於省吾都認為是早期漢字，裘錫圭認為這些刻畫符號“跟古漢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係”，“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應該已經不是非文字的圖形，而是原始文字了”。但是有的學者否定大汶口陶文是文字的可能性。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彩陶缽口刻畫的符號及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陶文。此外，湖北省考古工作者1994年在宜昌楊家灣遺址發現我國最早象形文字，把文字起源推到6000年前。楊家灣遺址是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隊員從該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石器、玉器，還發現170餘種刻畫在陶器上的符號。這些符號記錄當時人們對生活中事物的複述和描繪，代表固定的含義，有一定的規則；從筆畫運用看，不僅有直筆，還有大量運用圓筆，殷墟甲骨中的許多符號與之十分接近。專家們認定，這些符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最早的象形文字。這些文字符號是從遺址中一處直徑10米、文化層厚度3米多的大灰坑出土的陶器上發現的，均刻畫在陶器的圈足底外麵，其象形性可劃分多種類型，有的如水波、閃電、太陽升起等自然景觀，有的似穀穗、垂葉、花瓣、大樹等植物，有的像長蛇、貝殼等動物，有的像魚鉤、魚網、弓箭、叉具等生產工具，還有的反映了房屋建築和人類勞作的情景。這一新發現，又為漢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文字的起源，總是在對遠古時期遺物的不斷發現中，逐步得到更多更新的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