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美人”、“香草”原為男士
漢語的“美”字，除指容貌、儀表外，還指人的才德和品行。《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這些話顯然都不是指美麗、姣好而言。香草本義為具有芳香氣味的草類。古人以此比喻高潔，進而以之比喻忠貞之士。所謂“十室之內，必存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便是。屈原辭作最好為“香草”“美人”之喻，有時是比喻，有時是自喻。屈原作《離騷》，以美人專指君王，香草泛稱君子。漢朝王逸《離騷經章句》雲：“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靈修美人，以媲君王。”《離騷》裏麵還有著名的“美人遲暮”一句，後世輾轉引用，以致望文生義，解作女子年老色衰，其實是錯解。屈原當時擔心會“遲暮”的美人，指楚懷王，還是個地道的須眉男子呢！
十一、“男子漢”的曆史
男子稱“漢”，始於西漢武帝時。當時因漢朝將士作戰勇猛，匈奴兵將稱漢兵為“漢兒”和好漢。南北朝時有稱男子為“漢子”的。北齊文宣帝要任命魏愷為青州長史，魏堅辭不就。帝對人說：“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好漢”，後來指男子中的“佳士”，唐武則天時，狄仁傑奉旨推薦“一好漢任長史”，他推薦荊州張柬之。《新唐書》稱張柬之為奇男子。蘇軾也有詩曰：“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宋元後，“好漢”常被用來稱譽“仗義疏財，扶危濟困”之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子”、“好漢”與“男子”相混合，構成了“男子漢”一詞。
十二、“吹牛皮”的由來
過去黃河上遊一帶，人們常用牛、羊皮製成渡河用的筏子，使用時用嘴將皮筏吹起來。不用足夠的力氣，光說空話，皮筏是吹不起來的。人們常對光說空話的人說：“你有本事就到河邊吹吹牛皮看。”以後，就把愛說空話大話叫做“吹牛皮”了。
十三、“拍馬屁”趣解
在古代，馬是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人們相見，往往要拍拍對方馬的屁股，稱讚馬好，這含有禮節成分。但有的人順風承意，趨炎附勢，不管對方馬之良否，均拍馬屁股稱好，這就有了阿諛奉承的意思。後來，人們就稱那些阿諛奉承的舉動為“拍馬屁”。又，蒙古族好騎手，善於拍馬屁。即使烈性馬，騎手過去，輕輕地拍拍馬的屁股，當馬感到舒服的時候，突然躍身上馬。這是為了騎馬才拍馬屁。還有，明朝天啟年間太監魏忠賢，有一套高明的馴馬本領。有天他見皇帝不悅，便奏請皇帝在西校場舉行賽馬以解悶取樂。於是皇帝下詔，令京城武官在九月九日重陽節參加賽馬。賽馬開始，數百騎隨著號炮聲響奔騰而去，眾武官在馬上拚命揮鞭，有的馬鞭打斷，使用手在馬背上狠拍。但魏忠賢不揮鞭，起跑時隻在馬屁股上輕經拍三下，馬即四蹄生風，騰空而去，奔騰中仍不揮鞭，隻是輕拍馬屁股。賽馬結果，魏忠賢遙遙領先。天啟皇帝追問魏忠賢何因？魏答曰：“奴才的馬並非神馬，要馬跑得快，就要順馬性，絕不能強行，駕馬妙法，說穿了就在‘拍馬屁’三個字上。”天啟皇帝十分高興。可以說，魏忠賢拍得皇帝稱心如意了。於是，魏忠賢更加得到了天啟皇帝的寵愛，逐漸掌管了朝政大權，顯赫一時。
十四、“新婚燕爾”的變化
“新婚燕爾”這一成語，本出自《詩經？邶風？穀風》中“宴爾新昏（婚）”一句，這裏“燕”與“宴”在古漢語中是通假字，都是安樂的意思，因此“新婚燕爾”也可寫作“新婚宴爾”，或“宴（燕）爾新婚”。不過，出於賀者祝新婚夫婦如燕子比翼而飛的心願，如今人們多將這成語中的“宴”寫作”燕”。對於這成語“燕”與“宴”的通假，稍有古漢語知識的人都知道，沒有新說異議。問題在“新婚燕爾”這成語意義的古今變化。《詩經？邶風？穀風》是一首被丈夫遺棄婦女的怨歌，所說的“新婚”是指另錄新歡丈夫的再次結婚，其涵義與初娶的“舊婚”相對。“新婚”這詞的本義，與古詩“上山采蘼蕪”、杜甫《佳人》詩，以及白居易《新樂府？母別子》中所說的“新人”相似；“新人”不是指初娶之妻，而是新娶之婦。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生活發展變化，從曆史上看，“新婚燕爾”這成語的本義，至遲在宋代已有了變化，用它來指初娶。為此，南宋學者洪邁在其所著的《容齋隨筆》卷八“談叢失實”中，指責“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義再娶事，豈堪用也”。盡管這位先生批評他人用“新婚燕爾”乖離本義，但是大家都用它來指初娶的“失實”，還是沿著曆史長河一直流傳下來。
十五、“戴綠帽子”演變小史
國人習慣謂妻子有外遇的男人，或丈夫主動讓其妻賣身於他人的男人為“戴綠帽子”或“當王八”。此習語由來已久。相傳在我國原始社會的堯舜時代，對犯法者不用肉刑，隻在他們的服飾上，按犯罪情節的輕重畫上特殊的標記，以示懲戒，稱之為“畫像”。進入封建社會以後，統治階級仍然沿用這種以服飾懲罰犯人的方法，但不再是“畫像”，而是讓犯人穿上一種特製的服裝，稱為“赭衣”，顏色為赤褐色。班固在《漢書？刑法誌》中說：“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可見，赭衣在漢代已成了犯罪人的代稱。我國封建社會一直以碧青綠等色為下等人穿著之服裝。唐封演在《聞見錄》中說：唐地方官李封對犯罪之人“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並根據罪行輕重，“以日數為等，日滿乃釋”。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也說：“蘇州有不逞子弟，紗帽下著青巾，孫伯純知州判雲：‘巾帽用青，屠沽何異？’”說明穿戴碧綠青等色的人，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從元代開始，這種顏色的服裝限於“娼妓”、”樂人”所用。《元典章》規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兒，娼妓家長並親屬男子，裹青頭巾。”近人柯劭《新元史？輿服誌》中記載了元仁宗延元年（）定服色等第，規定：“娼家出入，隻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車馬。”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三年（）下詔：“教坊司樂藝著字頂巾係燈線褡膊，樂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民妻同。”同時還規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人服”。明劉辰在《國初事跡》中記載了明朝初年朱元璋對南京娼妓所作的種種規定；娼妓家的男子必須“頭戴綠巾，腰係紅褡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隻街道邊左右行”。且規定“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因此，俗稱妻女賣淫和妻子有“紅杏出牆”之事的男人為“戴綠帽子”。明初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有：“宅眷盡為瞠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後人認為烏龜的頭是綠色，於是稱那些戴著綠頭巾的人為烏龜頭，又稱那些開設妓院、並以妻女賣淫的男人為“當王八”或“當烏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