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鳥無言，獸無語
現代社會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類跟稱謂語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我們在使用稱謂語忙於交際的時候，卻很少停下來想一想：稱謂語是怎樣產生的呢？稱謂語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社會現象和語言現象。中國有句俗話：“人有人言，獸有獸語”，意思是說除了人類之外，動物也有語言。有人發現：老鼠能夠發出某種聲音，用來招呼同伴或作為表示危險的信號。然而，科學已經證明，所謂“鳥言獸語”的“人化”境界是根本不存在的。鳥兒隻會“喳喳”，狗兒隻會“汪汪”，羊兒隻會“咩咩”，就連那同人類血緣關係最近的猿猴之類，也是“兩岸猿聲啼不住”，是“聲”而非“言”。動物通過發出某種叫聲傳遞某種信息，是“適者生存”的結果，是一種條件反射罷了，不是語言，更不是用稱謂語互相打招呼。我們知道，地球的曆史分為原始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四個時期。在原始代的後期（約五億年前）地球上出現了生命，到了新生代的第四紀初期（約一百萬年以前），地球上出現了人類，在此之前，不存在人類社會，也就不存在語言，更談不上存在稱謂語。稱謂語是適應人類交際的需要而產生的。人類剛剛從動物界分化出來，生存環境是相當險惡的。為了生存、為了滿足必不可少的某種需要，如求助的需要、對付獵物的需要、求偶的需要等等，他們必須合作。合作是相互的行為而不是個體的行為，因此必須把這種合作的意願和需要傳達給對方。簡單的信息可以用簡單的方式來傳遞，如打手勢或者靠麵部表情，但複雜的信息不是僅靠打手勢、麵部表情就能傳遞的，於是就產生了語言。恩格斯就語言的起源問題有一段精辟的論述：“隨著手的發展，隨著勞動，人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不斷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種屬性。另一方麵，勞動的發達必然幫助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對於每一個人都一目了然了。簡單來講，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之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於是就產生了語言。
恩格斯科學地闡明了語言產生的曆史，同時也就闡明了稱謂語產生的曆史。稱謂語是語言中最早的詞彙形式，稱謂語的出現應該同語言的產生同步。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斷：最原始的語言，沒有複雜的語法構造，詞彙量也非常少。有限的詞語所反映的內容同原始人的生活最為密切，如他們捕獵的一些動物，一些類似於打雷、刮風等的自然現象。而原始人最熟悉的還是他們的同類，因此語言中肯定有指稱人的詞語存在。這些詞語標明了不同的交際對象，這便是最原始的稱謂語。因此，我們說：稱謂語存在的曆史同語言存在的曆史一樣久遠。兒童的語言習得過程，也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兒童在學習語言的時候，差不多總是從他熟悉的周圍事物的名稱學起，首先從親屬稱謂語學起（如，先學會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等詞語），進而掌握更為豐富的詞語和一般的語法結構，最終熟練地運用自己的母語。這個過程是否同人類幼年時代語言發展的過程相吻合呢？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產生了性質有差異的稱謂語。原始稱謂語的形式及數量，由於缺少文字的記載可能永遠是解不開的謎，但它們與階級社會語言中的稱謂語有著明顯的不同是肯定的，這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的特點所決定的。《呂氏春秋？恃君覽》中的一段文字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昔太古嚐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這就決定了最原始的稱謂語的功能是非常簡單的，它們既沒有男女長幼的區別，也沒有身份高低貴賤的概念，更不存在反映血緣關係的親屬稱謂語。稱謂語的作用僅僅限於在交際中標明對象，或者僅僅具有打招呼的功能。隨著曆史車輪的前進，情況發生了變化。氏族公社是原始社會的繁榮時期，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社會分工日趨細致，剩餘的勞動產品也逐漸多起來，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氏族部落，氏族姓氏和氏族首領的稱謂語也就隨之產生了。
據古書記載，古代黃河流域分布著不少的部落，在陝西一帶有姬姓黃帝部落和薑姓炎帝部落，他們之間世代通婚；在晉、冀、豫交界的地方有九黎部落，他們的酋長名蚩尤。氏族社會的產生也是親屬稱謂語產生的前奏，有了氏族部落，才使氏族間的通婚成為可能，而親屬稱謂語的產生與人類婚姻關係發展變化的聯係是密切的。人類的婚姻關係經曆了三個明顯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原始的亂婚，即任何男女都可以互為夫妻。第二階段是血族群婚，即在一個集體內部禁止母輩和子輩之間的通婚，但同輩人之間卻相互通婚，它比原始的亂婚進步。第三階段是族外婚，即禁止氏族內同輩男女的婚姻，本氏族的兄弟姐妹不再互為夫妻而隻能和另一個氏族的男女通婚。婚姻關係的發展變化，正是親屬稱謂語產生的基礎。當然，後來的社會又把親屬稱謂語細致化、複雜化了。陶希聖在《婚姻與家庭》一書中寫道：“男女分工之外，在狩獵與畜牧及戰鬥三位一體的生活方式之下，又有老幼的分工。老幼分工乃產生世代的分別，世代的分別，在商族是很明顯的，祖、父，兄、子這些稱呼（our）已經存在，並還有高妣、妣、母、妹的稱呼，世代層的分畫是再明了沒有的了。”這段話大體勾勒出了親屬稱謂語產生的過程。新石器時代晚期，氏族公社開始瓦解，奴隸製趨於形成，階級社會出現了。我國典型的奴隸社會是夏王朝和商王朝，這時期產生的許多稱謂語就不僅是交際用語了，而是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內容，集中反映了奴隸社會的生產關係，打上了階級社會的烙印。這一時期的稱謂語有文獻可稽，它記載了商王朝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麵。甲骨文中有“父、母、妣”等稱謂語，還有“眾人（奴隸）、臣、多尹（官吏）”等稱謂語。這些稱謂語表明商王朝不僅形成了固定的親屬關係，而且階級關係也十分明顯。在我國古代最早的文化典籍中，已有稱謂語的記錄。這些稱謂語數量之多，指稱對象之廣，內部形式構成的生動別致都是驚人的。如《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除了它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外，琳琅滿目的稱謂語，可稱其為一大特色。“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衛風氓》）“媒”指“媒人”。“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小雅常棣》）“妻孥”是妻子兒女的統稱。“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小雅小宛》）“先人”指“祖先”。見於其他典籍的，“帝高陽之苗裔兮。”（《楚辭離騷》）“苗裔”指“後世子孫”。“弟子孰為好學。”（《論語雍也》）“弟子”指“學生”。撇開這些典籍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僅僅擷取其中的稱謂語來體味，也會感到其味無窮。稱謂語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適應人們交際的需要而產生的，反過來又促進人們的交際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豐富了語言詞彙的寶庫。不難想像，沒有稱謂語的語言，會是怎樣一幅幹癟的樣子。現代漢語中的稱謂語，無論在規模上、內容上，還是在色彩上，遠非原始的稱謂語可比，它們正在現代社會人們的日常交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四、外國人也稱大姐嗎
美籍華裔學者董鼎山先生回國觀光，驚異地發現：“師傅”成了一個走俏的稱謂語，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起於何時、何地，又如何流行起來。先生久處美利堅民族文化的包圍之中，對漢民族稱謂語的發展變化已感陌生，不足為奇。搞對外漢語教學的同誌都有這樣的體會：讓學生掌握並準確地使用漢語的稱謂語是教學中的一個難點。有的留學生就疑惑地問老師：為什麼年齡比售貨員大的顧客也稱女售貨員“大姐”？這些都說明，不同語言的稱謂語在其產生、運用、色彩等方麵都有不同的特點，在它們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往往要受到使用它的民族條件的製約，民族的文化素養、心理狀態以及生活習俗等方麵的影響。這也就是稱謂語的民族性。下麵我們就通過漢語、英語兩種語言具體實例的比較，從幾個方麵來說明稱謂語的民族差異、民族特點。、不同語言的稱謂語首先要受到所屬的語言係統的製約，形成不同的稱謂習慣。如中國大學和美國大學教師職稱的分級是不一樣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稱謂語。在中國的大學中，教師依次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級；而在美國大學裏，教師一般分為（正教授）、oi
roor（準教授）、i
roor（副教授）、iruor（講師）、rr（助教）五級。通過比較我們看出，美國大學裏，在正教授和副教授之間多出了一個準教授。不同語言係統的稱謂語對同一個意義範疇的分割是不一樣的。同胞親屬中，漢語要根據長幼和血緣關係分為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英語的ror就包括了哥哥、弟弟；ir就包括了姐姐、妹妹。同一個語義範疇，漢語由四個稱謂語構成，而英語由兩個稱謂語構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傳統形成了不同的稱謂語和稱謂習慣。西方文化深受《聖經》的影響，因此就產生了許多源於《聖經》的稱謂語，如“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起源於英國，在道德上極端拘謹，厲行節製、誠實、勤儉等美德。後來人們就用來指不吸煙、不喝酒、生活儉樸的人。
“猶大”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後來出賣耶穌，成為“叛徒”的同義語。“替罪羊”是祭祀用的山羊，在贖罪日那天，選兩頭山羊，交給大祭司抽簽，抽出來的一頭被宰殺獻給上帝作為贖罪祭，另一頭就是替罪羊。大祭司把兩手按在這隻羊的頭上，在上帝麵前承認本民族所犯的種種罪孽，這樣就把罪都歸在這隻羊的身上。然後派人把羊送到曠野去放掉，讓它擔當人們的一切罪過，後來指代人受過的人。漢語深受佛教的影響，因此漢語中就存在許多關於佛教的稱謂語，如：“尼姑、僧人、和尚、羅刹、閻王、夜叉”等。在家庭成員中使用親屬稱謂語，在漢語中，輩分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對父輩男性要稱大爺、叔叔等，對祖輩男性要稱爺爺。而在英語中卻隨便得多，英語中與“爺爺”大體相當的詞是ru，與“大爺、叔叔”大體相當的詞是u，但無論對父輩、祖輩都可稱u。如果用ru來稱呼別人，在英美人聽來很不順耳，也不符合被稱謂者的心理，許多西方人不願意別人用r之類來強調自己上了年紀。上文講過，漢語中的親屬稱謂語還會外化為社會稱謂語，在日常交際中廣泛使用。還有“三哥、四姐、五嬸”等稱謂形式，在英美國家也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一些宗教團體內部，教徒之間可用ror（兄弟）、ir（姐妹）相稱。漢語親屬稱謂語的外化不僅適用於個體而且適用於群體，如“警察叔叔、解放軍叔叔”等。在西方，軍隊和警察與人民的關係不像在中國這樣親密，並非“軍民團結如一人”的魚水關係，弄不明白中國兒童為什麼要稱他們為叔叔。“工人老大哥、農民兄弟”等稱謂方式，西方人也是不理解的。漢語中，用職位、職務相稱是一種很普遍的稱謂方式。如“馬局長、曹主任、孫經理”等。這除了表示對稱謂對象的尊敬之外，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權本位”觀念，而在英美社會中，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隻有少數職業或職務可用於稱呼，對法官可稱為u，對有博士學位的人或醫生可稱為oor。
在部隊中，對軍官的稱呼也有不同的稱謂習慣。漢語習慣稱職務，如胡司令、李師長、孫連長等，英語習慣稱軍銜，如r o（傑克遜將軍）、oo
oor（胡克上校）等。當然，這並非說英美社會沒有職務、職位的差別，實際上社會分工有高低貴賤，而社會地位常常取決於一個人的職業和職稱等，以致在一部分人中產生了地位憂慮感。為了消除這種憂慮，有人就在稱謂語上麵作文章。如把rr（理發匠）稱作irrr（美發師），把u（清除垃圾的人）稱作rooi（垃圾學專家），這也算是換一種“美稱”吧，稱謂形式盡管不同，但其實質是一樣的。英美人最通行的稱謂方式是對男性稱r（先生），對女性稱i（小姐）、r（太太）。近年來，尤其是在美國，常用名字稱呼別人。孩子對父母、大學生對老師都可以名相稱。父母或老師不會感到不舒服或去責備孩子，反而認為自己平易近人，待人友好。在中國，稱謂習慣恰恰相反，孩子對父母直呼姓名是一種無禮的行為，學生對老師呼名道姓也是不禮貌的。《小學生日常行為規範》上就有這樣一條：“尊敬師長，見麵行禮，主動問好，要用尊稱，不直呼姓名。”、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某些稱謂語的所指對象（或意義）在一種社會中有，在另一種社會中則未必有，就是說兩種語言的稱謂語並非一一對應的關係。漢語的“幹部”在英語中就沒有對應的詞語，有人譯作“r”，實際上，“幹部”與“r”有著不同的內涵。由於對兩性關係的看法和態度不一樣，漢語中的“第三者”在英語中也難覓到“知音”。中國的教育界有“公辦教師、民辦教師”之說，在英語中找對應的詞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再如“癟三、倒爺、臭老九”等稱謂語也是這種情況。反過來，英語中有的稱謂語漢語中也不一定存在。鄧炎昌、劉潤清在其所著《語言與文化》中曾舉例說明此種情況：“漢語中沒有ooy和ii的意思的對應詞。這兩個詞是美國社會特有的產物，ooy與美國早期開發西部地區有關，關於他們的傳說總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和傳奇色彩。在漢語中譯為‘牧童’或‘牛仔’，反映不出這些意義。漢語中把ii音譯成‘希比士’，也沒有反映出年代那些中國人覺得行為古怪的美國青年的特點，譯成‘嬉皮士’可能稍好一些，不過這個詞也會造成誤解，因為那批青年並不都是‘嬉皮笑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對待社會問題很嚴肅，對社會懷有某種不滿情緒，盡管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眾不同：往往蓄長發，身穿奇裝異服，甚至行為頹廢，染上吸毒惡習”等。
有些概念意義基本對應的稱謂語，其所指稱的範圍也不完全一樣。如“知識分子”這一稱謂語，在漢語中指稱的範圍是非常廣的，《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在一些偏僻的農村地區，就連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也被稱作知識分子。英語中同“知識分子”大體對應的是Iu，但這一稱謂語所指範圍比漢語中的“知識分子”要窄得多，它僅指能獨立思考的大學教授等有較高學位的人。、稱謂語的民族性還表現在感情色彩的差異上。有些稱謂語概念意義基本相同而感情色彩有異。如漢語中的“農民”大體對應的英語稱謂語是，解放前和解放後一段時間一直這樣對譯。“農民”在漢語中是個中性詞，在英語中是個貶義詞，意為“沒有教養的鄉下人”。現在一般把“農民”譯為“rr”，這是一個中性詞。有些修辭色彩上的差異是由於對自然界事物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感受而造成的。“狗”在漢民族的語言中一直帶有不令人喜歡的色調，由此，由“狗”組成的稱謂語也往往具有貶義色彩，如“叭兒狗、狗腿子、走狗”等。但在西方民族中，“狗”是一種寵物，因此，由o（狗）組成的稱謂語往往含有褒義色彩，如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