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幸運兒）、y
o（快樂的夥計）等。有意思的是漢族和英美民族在對“黑色”的認識上大體是一致的，由“黑”組成的稱謂語大都帶有貶義色彩。英語的例子有：（敗家子、害群之馬）。ur（惡棍）。漢語的例子，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黑幫、黑秀才、黑幹將、黑爪牙”等。稱謂語的民族性，使得兩種語言在對譯中，翻譯家很難把稱謂語的豐富的言外之義表達出來。我們對西方人有“洋鬼子、紅毛子、大鼻子、老外”等種種的稱呼，所指稱的對象是一致的，但其感情色彩是很不一樣的，“洋鬼子、紅毛子”是貶稱。“大鼻子”是戲稱，但在西方人看來，能長一隻翹起的大鼻子，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因為這是美的標誌。“老外”雖說不上是褒稱，但多少含有親切的味道，西方人對這個稱謂語也容易接受，有時他們就自稱道：“我是老外。”要想把這個幾個稱謂語準確地譯成英語是很困難的，董鼎山先生感到詫異的“師傅”，有人曾譯作r，但r一般是仆人對主人的稱呼，跟漢語的“師傅”所要表達的意思顯然是有差別的。
五、林妹妹為何要“處處留心、時時在意”
《紅樓夢》裏寫林黛玉初進榮國府，言語舉止十分謹慎：“都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這些細微的心理描寫固然刻畫了顰兒心細如發的性格，但由此也可看到封建禮法的嚴格，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封建禮法不僅表現為一種製度，而且在語言上也打上了深深的印記，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形式就是漢語中有一套嚴格的親屬稱謂語係統。親屬稱謂語在世界民族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類分型，另一種是描述型。類分型的親屬稱謂語，不標明父係或母係、直係或旁係及排列的順序，隻標明尊卑輩份。描述性的親屬稱謂語，父係或母係、直係或旁係，輩份及同一輩份的長幼排列都非常明確。顯然，漢語的親屬稱謂語是描述型的。而這套稱謂係統，又是以中國的社會結構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以父子關係為核心的宗法製社會，其人際關係的深層結構，是血緣親族組織。在宗法社會中，財產的繼承人是父係男性成員，因而要區分父係和母係。構成親屬關係的基礎是婚姻，男女雙方對自己配偶的家庭成員都有一套特殊的稱謂語，這就是所謂的夫妻係。同一係列內部還要分清男女、長幼、行輩等。這樣，漢語的親屬稱謂語就自然形成了一個繁雜、嚴密的係統，下麵我們就以“三係”（父係、母係、夫妻係）為總的框架，以“男女”“長幼”“行輩”為參數，以“自己”為參照點，取上下三代，對漢語的親屬稱謂語作一個大致的分類。（見結構圖）分析圖表，我們看出親屬稱謂語有以下的特點：
、結構穩定，源遠流長。親屬稱謂語是一個嚴密的封閉係統，其內部結構是比較穩定的。尤其受漢民族文化的製約，在整體上更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爾雅》裏麵的《釋親》篇介紹了各種親屬稱謂語的用法。可以這樣推斷：秦漢時代親屬稱謂語的大體麵貌在《釋親》篇中得到了反映。它把整個親屬稱謂語係統分成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個係統，這種分法基本上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早期對親屬關係總的認識及它在整個封建社會人際關係中的地位，而這樣一整套的親屬關係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基本上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如果把現在的親屬稱謂語同《爾雅》裏的親屬稱謂語作一番比較可以看出，現代親屬稱謂語的基本框架，那時早已搭建起來了。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文學名著，裏麵豐富的親屬稱謂語令人眼花繚亂，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仍運用於現代社會的日常交際中。同《爾雅》相比，《紅樓夢》裏的親屬稱謂語係統更加嚴密，對親屬關係的區分更加精細。現代漢語的親屬稱謂語是對《爾雅》、《紅樓夢》等親屬稱謂語的沿革和繼承，因而帶著深深的傳統的烙印。、上下有別，長幼有序。漢語的親屬稱謂語講究輩份，有長輩和晚輩之說。晚輩應尊重服從長輩，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當然“有別”“有序”都是為維護封建秩序服務的，有時為了達到個人目的，這套禮數也就棄而不用了。曆史上，兒子逼迫老子退位而自己當皇帝的，也不乏其人，如唐太宗李世民。在稱謂上，晚輩應用正確的稱謂語來稱呼長輩，如“叔叔、嬸子”等，即使晚輩的年齡比長輩大，也要作如是稱。但是，這裏有一種非對等性，長輩對晚輩一般不用“兒子、孫子、侄子”等稱呼，而是用名字代替，年幼時呼其乳名，成年後呼其大名。同輩人之間長幼的差異也在稱謂語中表現出來，漢語中有“伯父——叔父、伯母——嬸母、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等稱謂語的對立，這種對立就反映了年齡上的差異。而在某些語言的親屬稱謂語係統中，同輩的年齡差異並不是形成不同稱謂語的因素，英語中的“ror”既可為“兄”，也可為“弟”，“姐”和“妹”都可稱為“ir”。、內外有別，遠近分明。漢語中有“三親六戚”的說法，“三親”即指“宗親、外親、妻親”。“三親”的劃分以性別和血緣關係為標準，大體上相當於“父係、母係、妻係”。
“三親”表明了親屬關係的遠近，其中“宗親”是親屬關係的主體部分，上下九族同一祖宗的男性成員都屬“宗親”的範圍。女性成員情況不一樣，女子未出嫁屬宗親，如“姑姑、姐姐”等，出嫁後即成為夫家宗親成員。“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說法未免粗俗，卻也道出了實情。嫁到本家的女性雖然沒有血緣關係，都因父權或夫權的中心紐帶而成為宗親，如“嬸母、嫂子”等。這種內外的分別也可以從區分堂表兩種關係看出來，父親的兄弟所生子女是堂兄弟、堂姐妹；母親兄弟所生子女是表兄弟、表姐妹。就血緣關係來講，雖然“伯父、叔父”和“姑母”處於等距離的位置，但是前者是宗親，其子女冠之以“堂”，後者出嫁後，就不是“宗親”，故而其子女冠之以“表”。、麵稱背稱，各有分工。漢語的親屬稱謂語可分為麵稱和背稱兩套形式，如“祖父——爺爺、祖母——奶奶、父親——爸爸、母親——媽媽、伯父——大爺、伯母——大娘”等。前者一般不用於麵稱，而是用於背稱。後者用於麵稱。“堂兄弟、表姐妹”之間互稱時，一般也不把“堂”字“表”字帶出來。“公公、婆婆”一般也不用於麵稱，既然妻子是宗親中的一員，就要跟著丈夫稱呼“爸爸、媽媽”。上麵我們對親屬稱謂語的分類，取的是上下三代，實際上在封建社會中，親屬關係比這還要複雜。直係親屬中有“九族”的說法，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孫、曾孫、玄孫。立宗法、定喪服，皆以此為準。
在社會生活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獲罪，滿門抄斬。親屬間的這種“裙帶”和“連坐”關係，正是封建專製的一個顯著特點。經曆了本世紀幾次大的社會變動以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的宗法觀念、親屬觀念明顯地淡化了。夫妻孩子，這種三人製的小家庭逐步增多。生活方式的改變，使親屬之間的來往減少，人們的家族觀念日趨淡漠，有些方麵逐漸打破了親屬之間那種傳統的稱呼方法，人們實際使用的親屬稱謂語已經簡化了許多。在城市中，青年人對許多親屬稱謂語已經很陌生，如很多人已分不清什麼是表兄妹，什麼是堂兄妹；對農村來的親戚，往往不知如何稱呼，即使家人告知應該稱呼什麼，也往往搞不清自己和來人究竟是什麼關係。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促使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變化，特別是隨著科學技術應用到人類自身生產的領域，如出現了精子庫、體外受孕及試管嬰兒等，人們的家庭觀念、倫理觀念大大改變。不久的將來，當獨生子女成為社會的主要成分的時候，許多人對兄弟姐妹等概念也會感覺十分陌生，與之有關的叔、姑、舅、姨稱謂語的使用範圍也將縮小。但是，時至今日，由親屬關係產生的負麵作用並未完全消除。“血統論”還有一定的市場，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鑽地洞”就是一種很形象的說法。“裙帶”之風刮得還很猛，“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封建糟粕還有殘留。這些都不利於我國市場經濟和精神文明的建設，而清除這些由親屬關係產生的“副產品”還需假以時日。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林妹妹，賈家這一典型環境是千萬個封建家庭的縮影，所不同的是在如此顯赫的家族中，禮法製度較尋常百姓家隻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黛玉是賈家的外甥女，其母死後寄人籬下，顯然是外親，盡管有賈母的“疼愛”，同賈府中人終是“隔著一層”。就行輩來講，黛玉和寶玉同屬晚輩，對長輩要謙恭尊敬。黛玉又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女性，要按女子的道德規範行事，遇事更要三緘其口。如此這般，難怪聰穎過人又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了。
六、“老板”、“小姐”的是是非非
時代的變遷，曆史的發展，像一雙充滿魔力的手，總會使社會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和現象，發生或急劇或緩慢的變化，罵詈語也不例外。罵詈語的時代變異，一般來說體現為罵詈語成員隊伍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可細分為兩種：一種是隨著時代風尚的改變，這一時代的罵詈語，到了另一個時代會泯滅其罵詈的內涵而成為中性或褒義的詞語，或者這一時代的中性或褒義的詞語，到了另一個時代卻變成了罵詈語；另一種是特定的時代往往產生並風行特定的罵詈語，但在這個時代結束的時候，這些特定的罵詈語也會隨之消失或擱置不用。時代風尚往往是指一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領域所體現出來的總的傾向，它的特征和演變經常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決定著人們的交際手段之一——語言的變化。這一點，我們通過“老板”、“小姐”等詞語的命運遭際，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本來，“老板”、“小姐”、“太太”、“先生”、“少爺”、“老爺”等語詞無甚特別之處，它們有的是中國多少年曆史沿革下來的，有的是隨著中國近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基本都是對社會既得利益者——即通常所說的有錢有勢有地位的人的稱呼。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不平等社會裏，這些語詞一直不含褒貶色彩地為大眾所接受和應用，更談不上是罵詈語。然而，新中國的成立，不僅改變了社會製度，也改變了這些語詞的命運和色彩。首先是由於社會主義大家庭中人人平等，都是國家的主人，都是社會既得利益者，不再有“老板”與“職員”、“老爺”與“媽奴”之分，而都是“同誌”，所以，這些語詞都被摒棄為舊社會的“語言垃圾”，從人們的日常稱謂中消失了。
其次是這些語詞被作為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名詞，而成為罵詈語。“老板”被專門用來指稱那些靠剝削別人勞動為生的社會寄生蟲，“先生”指遠離勞苦大眾、不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道路的舊式人物，“小姐”、“太太”、“少爺”、“老爺”則分別指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剝削者的家庭成員，都是社會主義的異類或敵對分子。在那個一切“以階級鬥爭為鋼”的年月，誰若是被罵作“資產階級臭小姐”或“具有地主老爺作風”，那無疑是在宣布他（她）已不是“人民”中的一員，很快或即將處於被掃除、打倒之列。這種罵詈可能關係到一個人一生的政治生命，其後果是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不僅重視經濟的發展，而且在各個方麵加強了與國際社會的聯係和合作，於是時代風尚和社會心態也隨之一變。人們漸漸地認識到，隻要互助互利，即使不“同誌”也可以交往、共事，大到國際交往、貿易往來，小到人際關係、朋友相處，都能夠進入相對放鬆的境界。再加上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家鼓勵正當合理收入政策的實施，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良好寬鬆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氣氛。在這種時代氛圍裏，過去一度幾十年被賦予“老板”、“小姐”、“太太”、“先生”等稱謂的罵詈語又還原其本義和中性的色彩，在普通人的言語交際中被普遍地使用起來。而且隨著闊綽的公司經理階層的崛起，“老板”一詞還備受青睞，街麵上到處可見冠以“老板”字頭的商品，如“老板褲”、“老板鞋”、“老板桌”等，甚至在寧靜的大學校園裏，也能聽到學生們戲稱自己的導師為“老板”。
同樣，與“老板”一詞同生死、共患難的“先生”、“太太”、“小姐”等語詞，也被革去了“剝消者”的貶義，作為對新一代既富裕又有地位的人的尊稱而大放光彩，在人們的交談和書信往來中頻頻出現，蔓延迅速。縷析這種狀況，我們從中不是可以感受到時代精神與罵詈語的密切關係嗎？正由於罵詈語深受時代精神或風尚的影響，所以往往一個時代產生一個時代的罵詈語，並在這個時代裏風行一時。如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崇尚知識，講究做學問，無論是做官還是做人，都以博學多識為善。尤其是在唐朝建立科舉選才製度之後，直接把讀書與步入仕途結合起來，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就得到了更大的提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也在社會上深入人心。然而到了元朝，騎在馬背上得到天下的元代統治者們，信奉隻要訴諸武力任何民族都可以征服的“真理”，認為讀書無用，采用貶抑知識分子的政策，並在朝廷的典章中明文規定“八娼九儒十丐”，即文化人的社會地位僅在勾欄瓦舍的娼妓與乞丐之間。在這種踐踏知識和文化的特定社會氛圍下，元代的雜劇、傳奇中大量展示了當時文人窮困潦倒、難以為繼的生活場景，並且有的雜劇對文人大加嘲諷、戲弄，對自裏也出現了大量辱罵書生文人的罵詈語，如“酸丁”、“腐儒”、“醋大”、“窮酸惡醋”等。這些罵詈語的集中出現及使用頻率的快捷，充分標示了元朝的時代特征。然而隨著元朝統治的瓦解和明、清時代科舉的再興，知識分子的地位與聲望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這類以知識分子為罵詈對象的罵詈語也很少再在言語交際中出現，終至於漸漸消失，存入曆史博物館了。
另外，再如抗日戰爭時期風行的一些罵詈語，如“漢奸”、“賣國賊”、“狗腿子”等，在當時使用之頻繁和咒罵程度之激烈也足以使其成為時代精神的表征之一孫犁在他的《風雲初記》中有一段文字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些罵詈語的使用效果。“整日給人家當狗腿子，日本人過來了，就是漢奸的材料！”排尾那個女孩子說。“嘴上留德。”老蔣聽見，站住回頭說：“這年頭，頂屬這兩個字難聽，你們別給我送這個外號，這比罵祖宗還厲害哩！”然而，即使這些罵詈語在當時很有效，很能夠一矢中的，使人羞愧滿麵，但隨著抗日戰爭尤其是解放戰爭的結束，這些語詞也就很少被人使用、從人們的言語交際活動中消失了。需要明確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這裏所說的罵詈語的消失或消亡，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隨著特定時代的結束，特定的罵詈語被永遠地埋進了曆史的墳墓，如“醋大”、“腐儒”等；另一種是隨著特定時代的結束，一些特定的罵詈語雖然消失了，但這種消失隻是一種“隱身”或“存封”，一旦俟到合適的或相似的時代條件，它又會或保持原佯，或喬裝打扮，粉墨登場，再現陰魂。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被罵作“臭老九”，不就是元朝“八娼九儒十丐”——歧視知識分子政策的翻版嗎？而且，當再一次外族入侵戰爭開始的時候，誰又能保證“賣國賊”、“漢奸”等罵詈語不會再一次頻繁轟炸人們的語言生活呢？不管罵詈語隊伍中的成員如何朝三暮四和乍陰乍陽地變化，帶著時代氣息的新成員的不斷湧入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八十年代末以來轟動文壇的王朔小說中就有許多麵目嶄新的罵詈語，其中有一個就是“聯合國呲嗷的”：“‘聯合國呲嗷的。’我在背後憤世嫉俗地罵。”（王朔《橡皮人》）如果說“呲嗷”是“操”的漢語拚音字母和“o”的漢字表示，不能算很新鮮的話，那麼，前麵搭配上一個“聯合國”，卻不能不說是既別出心裁又帶有嶄新的時代色彩了。首先，聯合國是一個本世紀才成立和改革開放後才為廣大中國人民所熟知的世界性組織，離現在的時間距離很近，或者說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情；其次，借聯合國包含成員國的“眾多”和作為世界性公約組織的“公共”之意，來比喻一個女性的性愛對象之多、之濫，可算形象誇張之極，卻又刻毒之極。可以說，沒有我們這個時代，沒有“聯合國”，就決不會出現這樣的罵詈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