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晉南北朝的體育
公元263年魏滅蜀，公元265年司馬炎篡魏稱帝，國號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公元280年西晉滅吳。公元316年，匈奴族滅西晉，北方出現了十六個政權，史稱十六國時期。後又曆經北魏、北齊、北周各朝，史稱北朝。西晉滅亡後，司馬睿於公元317年在建康稱帝，史稱東晉。公元420年起，江南先後建立宋、齊、梁、陳諸朝，合稱南朝。而南北對峙的局麵，史稱南北朝。這一時期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奪權鬥爭縱橫交錯。黃河流域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相比之下，南方政局稍穩定，經濟發展也超過了北方。這種社會局麵對體育的發展是不利的。同時，兩晉南北朝又是我國佛教較為活躍的一個時期，佛教的“因果報應”、“神不滅”思想，對開展健康的養生活動也不利。但該時期也是道教、玄學發展的時期，導引養生術得到了一定發展。同時，由於戰爭的需要，軍事武藝有所發展，特別是北方。北方尚武，南方尚藝，各民族體育進行交流，是兩晉南北朝時期體育的特點。
玄、道、佛的養生思想（1）玄學家的養生思想“玄學”，即玄虛之學。“玄”是幽遠，“虛”是空無。玄學思想的核心是“貴無”，要人們摒絕一切內心的思慮和感情。從玄思冥想中來領悟精神的實體——“道”。在政治上玄學主張“以無為用”，“無為而治”，在生活上，玄學家們不修邊幅、放蕩無羈，或模擬神仙，或長醉不醒，或裸體為樂。在生命的觀點上，玄學認為人生短促、生死無常，對身體極不愛惜。但玄學對生命的看法卻有兩重性，他們還保留著對人生、生命的強烈追求和留戀，提出了一些合理的養生主張，推動了養生術的發展。晉代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等所謂的“竹林七賢”。
他們吸取老、莊學說中的虛無思想，政治上崇尚無為，思想上趨向神秘主義，生活上表現為放蕩不羈，飲酒任性、玩世不恭。如玄學創始人何晏，生活腐朽，好聲色，善傅粉，行步顧影，服五石散。阮籍嗜酒過度，長醉不醒，忘乎所以。劉伶也是酒徒，喝醉了一絲不掛。這種生活方式，傷害身體，使玄學家“骨脆膚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其死倉猝者往往而然。”（《顏氏家訓涉務篇》）正由於體弱氣虛，所以玄學家就去尋求服食藥物以求延年益壽。這種風氣和當時道教推行金丹、黃白之術，認為服食金丹可以長生不死的風氣有關。但玄學家中也有一些人，頗為重視導引養生術，如嵇康。嵇康（224—263），字叔夜，崇尚老、莊，後被司馬昭所殺。他的養生思想主要是形、神共養。認為形、神是互相依存，兩者不能割裂。但在形、神關係中，嵇康更注重養神，提倡“怡靜寡欲”的養生觀。他認為養神難於養形，共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精散，此五難也。”因此要安心保神就要“清虛靜泰，少私寡欲”，“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從而達到“內視反聽”、“遺世坐忘”的最高境界。在養形方麵，嵇康強調的則是服食，即不食五穀而吃藥，隻要常服靈芝、醴泉，就能夠成為神仙。他認為神仙之事，“雖不目見，……其有必矣”，並宣稱“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
他重視醫藥強身活血，五髒疏開，無疑是對的，但靠服藥成仙，這卻是嵇康的局限處。嵇康的養生著作有《養生論》和《答難養生論》等。（2）道家的養生思想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奴隸社會的巫術和神仙方術，它不但能占卜吉凶，亦能醫治疾病。秦以前，道家思想以老子為代表，提倡清靜無為。但後來道家中的一些神仙方士替代了早期巫師，喜歡辟穀，善於行氣導引，掌握了一定的養生術。漢代神仙方士又把讖緯學接了過來，並吸收老莊、墨家思想，以《太平經》為自己的神書。漢末黃巾軍首領張角利用道教“祛病去災、永生不滅”的教義，組織農民起義。三國時，道士葛玄從當時著名方士左慈學道，世稱“葛仙翁”。他的從孫葛洪也是兩晉時著名道士，著有《抱樸子》一書，把道教的神仙信仰係統化。晉代張陵第四代孫張盛尊張陵為“正一天師”。南北朝統治者對道教進行變革和利用的政策，得到道教上層人士的響應。這一時期的道教把“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病之事”從理論上、方法上作了係統的闡述，對當時及後代的導引養生術有一定影響，而其中主要代表人物為葛洪。葛洪（284—363），字稚川，自號抱樸子，又號葛仙公。喜好神仙導引之術，善煉丹方藥。在養生延年方麵，有一定的見解。葛洪認為：人的身體由於受到內外幹擾，才虛弱多病，如才乏困思、力弱強舉、悲衰憔悴、喜樂過度、貪欲太多、難得言笑、寢息失時，醉酒嘔吐、飽食即臥、跳走喘乏、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等。這裏既有主觀精神的原因，也有生活環境不當的因素。因此他提出了正確的養生方法，即“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等等。
這些衛生保健常識，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葛洪對養形較為重視，他在總結華佗《五禽戲》的基礎上，進一步模仿自然界動物的行狀，創編了龍導、虎引、龜咽、燕飛、蛇屈、猿據、兔驚等養生術。他認為導引之術不必過於拘泥形式，生活中一些動作如屈伸、俯仰、行臥、倚立、躑躅、散步、呼吸，都是導引。葛洪重視行氣，認為它有益於健康。他行氣的方法主要是“胎息”，即模擬胎兒的“呼吸”。具體作法是：“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也。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聞其氣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為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內篇釋滯》）但葛洪認為冶煉水銀丹砂可成金丹，如果服食此物可以煉人身體，能使人不老不死，這個觀點是很錯誤的。葛洪也重視養神，認為“神”是生命的外在表現。他養神的目的是企圖以神化形，飛升成仙，方法是“守一”、“無欲”。也就是人要專心、入靜，不染紅塵，守一、調心淡默恬愉。這種方法也有可借鑒之處。葛洪的著作很多，除《抱樸子》以外，還有《金匱藥方》一百卷，（後節略為三卷，稱《肘後備急方》）、《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又曾托名漢劉歆撰《西京雜記》二卷。（3）佛家的養生思想佛教自漢代“絲綢之路”打通以後，就從印度逐漸傳入我國。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漢明帝派人去西域求法。
永平十年，白馬馱經，回到洛陽。到兩晉南北朝時，佛教得到空前發展。佛教的思想同體育的理論是格格不入的。佛教宣傳“因果報應”、“靈魂不死”、“輪回轉生”等迷信觀點。他們認為生命是苦難之源，肉體是罪惡之本，因此厭棄現實世界，厭棄軀體，仰慕精神與肉體的解脫。佛教各宗派提倡修性養神，但在具體做法上，又吸取了玄、道、儒的一些有用方法，但目的不同。如天台宗提倡“止觀”，“止”即是靜坐，又稱“定”；“觀”即是思，又稱“慧”；定慧雙修，可以見佛性、入涅。見佛性即是天台宗靜坐的目的。而禪宗一派，講究坐禪靜慮，靜坐修性。這種靜坐法同道家方法有相似之處，故在民間流傳較廣。兩晉南北朝時期，玄、道、佛三家宗旨各異，但卻在導引養生方麵殊途同歸，也吸引了儒家一部分人，如文學家顏之推，他對神仙養生之事持反對態度，但他教育子孫注意愛護精神，調護氣息，慎節起臥，禁忌食欲，精審藥物，注意保養，也是吸取了玄、道、佛的一些合理因素。武藝的發展兩晉南北朝時期，總的趨勢是重文輕武。司馬氏建立西晉後，認為天下太平，重權術而輕武藝，尤其是南朝，輕武重藝。但在北方，由於各民族遷徙雜居，民族融合較為迅速，北方少數民族崇尚武功，其統治者重視選兵練將，並實行以騎兵為主、步騎聯合的主要作戰手段，促進了武藝的發展，形成了與南朝風格截然不同的北朝體育。（1）府兵製的實行與武藝的發展公元550年，西魏宇文泰設立了八個柱國大將軍，開創了府兵製。
每個柱國大將軍又督兩個大將軍，每個大將軍督兩個開府，每個開府各領一軍，當時實際隻有六柱國、二十四軍。府兵在建立過程中，不斷征兵擴軍，人數漸趨龐大。府兵不列戶籍，隻立軍籍，免除賦役。府兵的武器除了刀、弓等自備以外，其他如甲、戈、弩等均由官府供給，馬匹、糧食也由官府供給。府兵在主將率領下要輪番宿衛，在不當番的時候則練武習役，逐漸向兵民合一發展。府兵製的實行促進了北方武藝的發展，這是因為：第一，府兵製中選士的標準就是武藝要高，既要精於兵器應用，亦要具有拳術搏擊之類的捕獲擒拿技術；既要善跑能跳，又能攀高越壕；既能長途行軍，又能負重跋涉。由此看來，府兵的要求確實很高，要在技巧、速度、耐力、力量各方麵都勝人一籌。因為府兵不負擔其他課役，條件較好，吸引了許多貧民參加，練武之風盛行。另外，府兵製規定，凡入軍籍者，當自備弓、刀等兵械，這使得平民非戰時也以器械相伴，農閑之時舞拳弄棒。再者，府兵的組成包括有北方少數民族在內，這些人尤善刀馬弓箭，各民族的結合，促進了武術的交流和發展。除了府兵以外，當時的世家豪族都建有私人武裝，其任務是守家護院，外出作戰，並經常進行習武活動。這些私人武裝的主要來源是“部曲”，所謂“部曲”即是豪族所控製的依附人口。他們在戰事頻繁時，就去作戰，這就迫使他們苦練武藝。而在平時則從事農業生產，修田采桑。
到了冬天農閑時開展講武活動，這也促進了民間武藝水平的提高。（2）豐富的武藝內容兩晉南北朝時，習武的內容比較豐富，除了傳統的兵械技術外，還有“翹關”、“習弓力”、“硬弓”、“輕巧”等內容。翹關原意為舉起城池的大門。晉代成了專門的練武形式，製成了特別用於練力的鐵杠。翹關的曆史可以追溯到戰國秦漢之際盛行的“扛鼎”項目，是一項很普遍的民間體育活動。當時皇帝還下詔，令諸州、縣官員推舉能舉一千五百斤以上的大力士。政府的倡導，推動了這種力量型的體育活動。習弓力由於當時的武術重視練力活動，弓力的練習也成為一種經常的訓練。史書中也有拉硬斛弓練力的記載，如北魏王儀臂力過人，功力將十石，當時人稱他“魏王弓”。還有一個叫董僧慧的力士，能反手於背後彎五斛弓。硬功類似現在的硬氣功，運力於手，擊石破碎。如梁朝羊侃少而雄勇，臂力絕人，看見橋頭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羊侃揮舞雙掌，運氣手上，輕易地就將它們擊得破碎。輕功通過練習輕功，增強身體的攀登爬越能力和彈跳技藝。練武的人將靈敏活躍的技能看作武藝的基礎，所以也重視這方麵的基礎訓練。南朝劉康祖練成一身好輕功，能越屋逾牆。陳朝有一少年名猛奴，輕功超人，能在水中反複遊數裏，跳高五六尺。一些練功人能一天步行三百裏，跳躍越三丈。
上麵隻是列舉數種練功的內容。從整個武藝界來看，兩晉南北朝的武藝套路進一步充實。他們把各種攻防格鬥技術的精華動作用套路的形式串連起來，便於記憶和練習。同時以“舞”的形式按所組成的套路進行練習或表演，特別是由於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傳了進來，使練武器械與優美的舞蹈結合起來，促進了武藝套路技術的發展，並使之逐步擺脫備戰的態勢，而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如當時盛行的“宣武舞”、“矛舞”、“弩舞”、“劍舞”等。在以“舞”的形式表演武藝套路的同時，人們也通過口訣和秘法的形式，總結和傳授各種武藝技能和套路。與此同時，一些傳統的體育項目如騎射、田獵、角抵、劍術也得到了開展。特別是北朝的騎射活動，更是普遍。這同北方各民族的尚武之風大有關係，如匈奴人劉曜號稱“神射”，鮮卑人斛律光有“落雕都督”之美稱，北魏拓跋浚能彎弓射箭三十餘丈遠，就連東魏孝靜帝也“力能夾石獅子以逾牆，射無不中”。北魏孝武帝還舉行過一次“銀獎杯”射箭比賽，他將一個銀酒卮懸於百步之外，命十來個善射的人一齊射，誰射中就賜給誰。北朝的婦女也善射，射技不亞於男子。如魏李波有小妹字雍容騎射術很高，以至時人說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北魏吳太後出行時，有許多戎裝婦女騎馬相隨。
這種習武活動，也提高了北方民族中婦女的地位。遊藝活動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體育發展很不平衡，各項球類活動衰落，士大夫階層中明確反映出輕視習武的觀點，認為武藝是“不急之末學”。曾撰寫《魏書》的北齊中書令魏收，青年時好習騎射，也想在武藝方麵有所成就，滎陽鄭伯譏諷他說，“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慚愧，於是放棄了學武轉而攻讀詩書。一批士族輕視鍛煉，崇尚服食、煉丹以求長生不老。就南北而言，北方尚武，南方尚藝。南朝不求進取，文弱成風。豪門子弟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他們一不讀書，二不練武，體羸氣弱，不能跑步騎馬，有的人甚至連馬也沒見過，竟然認馬為虎。由於輕武功、重遊藝，一些娛樂性的活動得到提倡，如圍棋、雜技、相撲、投壺。（1）圍棋兩晉南北朝的文人多愛下圍棋，這一時期成了我國圍棋發展史上的一個高潮，圍棋也成了當時宴飲交往的常見節目。由於此項活動開展普遍，當時文人又把它叫做“手談”。《晉書》中有關下棋事跡的記載不下幾十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士大夫，都好此道。如阮籍母親去世時，阮籍正與人下圍棋，對方見有喪事想停止下棋，阮籍卻“留與決賭”。
晉惠帝的兒子司馬，常召賈充等入宮，“弈棋爭道”。甚至皇帝也與大臣下棋來作賭，如羊玄保與宋文帝賭棋，以郡城為賭注，結果羊玄保勝，就做了宣城太守。魏晉南北朝時已有了棋品製，相當於今天的段位製，按棋藝高低分“九品”，名稱分別是：一、入神，（神遊局內，妙而不知），二、坐照（不須勞動神思，萬象都一目了然），三、具體（人各有長，未免一偏，此品則能兼有眾長），四、通幽（心靈開朗，能知其意而達到妙境），五、用智（未能具備神妙知見，必須用智謀妙算），六、小巧（常有巧妙著法勝人），七、鬥力（用搏鬥比較力量），八、若愚（似乎很愚拙，但也不可侵犯），九、守拙（不和巧者鬥智，自守鈍拙）。這種九品製後來傳到日本，成為日本九段製的根據。當時評定棋品，主要依據就是下棋人的棋譜，由高品棋手充當評定人員。皇帝也常下令品棋，如梁武帝蕭衍令長史柳惲品棋，參加評比的有二百七十八人，規模很大。蕭衍本人也通弈技，著有《圍棋賦》、《圍棋品》、《棋法》等。據史書記載，當時三品以上的高手已不少，尤以南朝為多。但北方弈手也不甘示弱，常向南方挑戰，進行南北棋賽。地處東北地區的“百濟國”，也崇尚弈棋。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錄製名棋手的“局圖”，供愛好圍棋的人領會和欣賞。如宋文帝劉義隆好弈，令圍棋名手褚思莊與會稽太守羊玄保對棋，並錄成“圖棋”，供欣賞。《隋書經籍誌》還載有《棋勢》、《棋圖勢》、《棋法》等專著，對提高圍棋水平很有幫助。兩晉南北朝以前，圍棋盤大都為縱橫十七線，此時已出現了縱橫十九線的棋盤。南朝時，還為棋家設置官署授以俸祿。（2）雜技與相撲秦漢時，雜技與相撲大抵包括在“百戲”之中，兩晉以後，獨立分化成專項活動。晉代雜技項目較前增多，技術也有所提高，特別是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融合，使雜技內容更加豐富。如馬戲的專項表現，就在晉代出現。晉中朝元會時，有“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武門”。又如後趙石虎觀看雜技表演時，就有“跑馬賣解”類的節目。表演者作獼猴形狀，走立馬上，或在馬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表演動作，而馬走如故，可見馬戲表演的技術難度了。晉代雜技中緣竿技術也相當發展，額上、齒上均能戴竿，竿上有人做左跨右轉的動作。技術高超者還能在額上進行緣竿表演，竿上加一橫木，有三個小兒盤旋其上，動作難度大而驚險，扣人心弦。除了馬戲和緣竿表演外，還有疊案、走索、擲刀、弄鈴、舞輪等節目。晉代人能從不同角度疊起的五張桌子上表演倒立，這就是有名的“五案”戲。走索節目類似於現代的走鋼絲，當時精於此道者能在高達百尺，相距四十丈的兩座樓閣之間，以麻繩相連，表演時，有二人各從樓內踏索走出，以為佛神相遇，身手不非，令人讚歎。相撲，這一名詞在西晉時正式出現，據《古今圖書集成》引《江表傳》載：吳末帝孫皓麵對西晉馬司氏集團的兵臨城下，依舊醉生夢死，及時行樂，“使尚方以金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官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相撲”一詞的概念在當時的含義是：“相者，兩兩相當；撲者，擊也。”從本義上相撲就是搏鬥之技，含有角抵與拳術的一些動作因素。
民間對相撲這種遊戲是很喜愛的，特別在天暖以後，荊楚之人結伴為相撲，有些城市還互相攀比誰的相撲水平高。我們從西魏出土的石雕相撲圖中，可以看到古代相撲的生動場麵：圖中二武士麵麵相對，一武士前伸右腿，迎擊另一武士左腿的襲擊，並雙手緊扭其手。而另一武士右腿後弓，左腿相抵，兩人正處於躍躍欲試的緊張時刻。敦煌莫高窟壁畫中，也有相撲比賽的圖。相撲者赤裸上身，髻發總角、體態強壯，有一人正提起對方的一條腿，還抓住對方的肩企圖顛翻對手；而另一方則趁勢一手支地，一手扳摟對方的腰，相撲場麵難解難分。相撲在晉代不但作為一種表演項目，而且還是一種格鬥技擊的競技運動，生死不論。如晉武帝時，有西域胡人異常強健，晉人不敢與他對陣。司馬炎招募勇士，有一人叫庾東的應選，兩人相撲，胡人被庾東撲殺。（3）投壺和其他投壺也是南朝上層人士喜尚的一種活動，他們的技藝也更加精巧和多樣化。當時的壺具加耳，耳小於口，投壺的花樣也在翻新。晉代已有隔障投壺的技巧，石崇有一婢女擅長投壺，能隔屏風而投中。丹陽縣尹王胡之，其手熟到竟能閉目投壺。當時投壺的花樣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蓮花驍”等多種。關於投壺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古人也有所認識。如魏邯鄲淳《投壺賦》說它“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悅與坐之耳目，樂眾心而不倦。”晉傅玄《投壺賦序》雲：“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娛樂活動還包括各種舞蹈，其風格多樣，形式各異。一些高難度的舞蹈動作在今天的體操項目中還可略見一斑，如“托舉”、“下腰”等。當時舞人能反腰貼地，口銜席上玉簪。北朝時學校教育內容中增設了體育的項目，如後趙石勒就令前將軍李寒，教學生擊刺戰之法。前燕慕容教學生習射，每月親來視察，考試優劣。兩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士大夫輕武重藝的現象是很普遍的，雖然藝技精湛，但武技下落，尤其是南朝。這種情況導致南朝軍隊戰鬥力低弱，而文人隻能清談，且體質虛弱，性格浮誇，不能帶兵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