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中國古代體育的演變(下)(1 / 3)

自建隆元年(960年)即皇位後,觀習水戰竟達二十八次之多。宋太宗趙炅於太平興國元年(976年)下令鑿引金河水構築“金明池”,以供水軍訓練之用。宋太宗並於次年在水殿觀水戰,他對伴隨觀戰的宰相說:“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複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戰耳。”(《宋史禮誌》)金明池不但作為水軍訓練場所,也成了水戲的場所。如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四月,皇帝來此觀水戲,並賜從官飲。淳化三年(992年),又臨金明池,觀競渡之戲。宋代水戲項目主要有以下幾種,一為競渡,即為劃龍船,一為弄潮。此外還有水秋千、遊泳等。關於競渡,《宋史禮誌》載:宋太宗來到金明池,“命為競渡之戲,擲銀甌於波間,令人泅波取之……岸上都人縱觀者萬計。”此處“競渡”,有水中取物競賽之意。宋莊季裕《雞肋篇》說湖北在五月望日端午節“泛舟競渡”活動時,村民們各為一舟,每舟各雇一個凶悍強健者立於船頭,手中執旗,身掛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鬥殺之刑。故官司轉加禁焉。”此處“競渡”,有賽船之意。賽船,相傳屈原端午投江後,老百姓為了記念他,舉行龍舟競渡。《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曰,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宋代的龍舟競賽已經有了相當規模。不但龍舟競賽有了組織形式,而且船已改為龍頭形,船上描著五色彩旗,身強力壯的劃船者個個精通水性,赤膊紋身。在比賽的終點水麵上立一根大幹杆,上麵掛著錦旗、銀器和綢緞等獎品,競賽結束時還給奪標者發獎。這種傳統的端午競渡,至遼金元時期,仍舊在各地水鄉及鄰水城鎮盛行不衰,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也不例外。弄潮也是宋元時期民間喜好的水戲活動。宋代文豪蘇軾有詩《八月十五看潮五絕》,就寫錢塘江上的弄潮兒。詩中描寫潮水洶湧澎湃,“萬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而弄潮兒呢,卻是“吳兒生長狎濤淵,重利輕生不自憐。”為了獲得豐厚的競賽獎勵,冒險踏波,不怕溺死,狎玩浪潮。另據《夢粱錄》所記,每年八月官府在錢塘進行水軍訓練,當地青年趁潮水湧來,手執彩旗,嬉遊於驚濤駭浪之間,自由自在,騰躍百變。有的踩一葉扁舟,在浪潮中隨意穿行,長達數十裏。

《武林舊事觀潮》中也有詳細記載:“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至既望至十八日為最盛。……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發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之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水秋千也是宋元很有特色的水戲。我國古代婦女愛在清明節前後作蕩秋千遊戲。傳說秋千是齊桓公伐山戎時帶回來的。最初隻在樹上攀枝蕩漾,以後逐步完善,形成類似現在樣子的秋千。宋朝歐陽修《浣溪沙》中有“綠楊柳外出秋千”的名句。宋代卻在大型畫舫尾部設有秋千,表演者蕩至與支架齊高時,“筋鬥擲身入水,謂之水秋千”。實為一種別開生麵的跳水活動。《東京夢華錄》就提及此事。宋代由於水戲興盛,遊泳更為人所好,私人遊泳池已經出現。南宋詩人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說:“中貴楊戩於後堂作一大池。環以廊廡,……(常)躍入池中遊泳”。軍隊指揮官還常用一些遊泳好手來完成水上戰役,如抗金名將劉瞭率部抗金時,就派善遊者潛入水中,鑿沉金軍運糧船。又如鹹淳八年,樊城守將張漢英派善遊者,將軍事情報用臘封置,藏於發髻中,浮水而出,傳遞信息。(3)導引宋代養生導引術比前代跨了一大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有正確的養生理論。宋代一些養生家進一步擺脫了自魏晉以來養生術中的神秘色彩和“服食成仙、長生不死”等迷信觀念,走向較為切合生理實際的道路。提出了“動以養生”的思想。如歐陽修總結自己的養生經驗提出“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刪正黃庭經序》)。他認為“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這一思想無疑是積極的。蘇軾對養生也很有研究,他把天下之勢比作一身,認為畏之太甚則脆弱,養之太過則驕惰。他提出養生的目的在於人體能逸能勞,步趨動作,“使其身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有力,涉險而不傷”(《教戰守》)。宋代道士蒲處貫也從傳統的道家養身術中跳了出來,強調“動”的重要性,他在《保生要錄調肢體》中說:“養生之人,欲血脈常行如水之流”。他提出的一套養生保健法,就是以肢體運動為主,強調屈、伸、挽、搖、顧、轉、俯、仰等動作。第二,養生導引與防病治病相結合。金元時期的一些醫學家,都能從醫學觀點出發,在防病治病時,應用導引手法。如金代醫學家劉完素,在治療寒熱病時,主張用“六字訣”導引法來治病。金代另一醫學家張子和,就提出“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以養其氣,然後再輔以藥物治療。他認為要治脾胃類病,一定要養氣,以此來補病傷之氣。第三,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養生方法。宋元時期,出現了各種實用簡便的養生法,如陳博所創的“十二月坐功”法、無名氏所創的“八段錦”、蒲處貫改編的“小勞術”等。“十二月坐功”為坐式導引,分二十四勢,按二十四節氣進行。為坐式導引。每式動作完畢,就要叩齒、吐納、咽液。

每一勢之下均注明所治病症。如第九勢,跪坐伸手,叉指,屈腳換踏,左右各五七次。叩齒,納清吐濁,咽液。它能治:風濕積滯,腕、膝痛,鐻臂痛,肘臂外後廉腫痛,掌中熱痛,兩腎內痛,腰背痛,身體重等病。八段錦有八節連貫的動作,分文八段(坐式)和武八段(立式)兩種。武八段的內容主要有:①仰手上舉所以治之焦;②左肝右肺如射雕;③東西單托所以安其脾胃;④返而複顧所以理其傷勞;⑤大小朝天所以通五髒;⑥咽津補氣左右挑其手;⑦擺鮮之尾所以祛心疾;⑧左右攀足所以治其腰。小勞術的具體作法是:“兩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兩手雙拓,如拓石法;或腰胯左右轉,時俯時仰;或兩手相促細細捩,如洗手法,或兩手掌相摩令熱,掩止摩麵。”從而使身輕、目明、筋壯,血脈調暢。(4)捶丸、圍棋、投壺與長跑我國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水神廟上有一幅壁畫,生動地描繪了宋元捶丸情況。從圖上所畫遊戲動作來看,類似現代歐洲高爾夫球。從金元時人寧誌齋所著的《丸經》一書中,我們可知捶丸的情況。捶丸的場地不拘,球場上作一定數目的球窩,球窩左旁各立彩色旗一麵。比賽方式從二人對抗、多人對抗到分組對抗不等。比賽中,可打三棒,三棒內擊入者得一籌。比賽時以得籌多少定勝負。球以堅固的木料製成,棒為木竹合製。關於捶丸運動,《丸經》上說它有“收其放心,養其血脈,怡懌乎精神”的作用,並視為“訓將練兵之一伎”。圍棋在宋代也有很大發展,宋太宗特別愛下圍棋,常與待詔賈元對弈。民間也高手輩出,江南棋客劉仲甫被譽為鏖戰棋壇二十年無敵手之“棋先”。南宋民間還出現了職業棋手——棋工。宋代名臣範仲淹看重圍棋說:“一子貴千金,一路重千裏,精思入於神,變化胡能擬。”蘇軾觀棋,竟日不厭。宋代隨著圍棋的發展,也出現了許多理論著作,如劉仲甫的《棋訣》,張擬(一說張靖所撰)的《棋經》,嚴德甫主編的《玄玄集》。而南宋禦書院棋待詔李逸民編輯的《忘憂清樂集》一書,則是係統地總結了宋代圍棋狀況的著作,是衡量宋代圍棋發展水平的標誌。投壺乃是宋代士大夫喜好的遊戲。如司馬光好投壺,居洛陽時,有賓客來,或與之賦詩談文,或一起投壺娛樂。他還總結當時的投壺活動,寫成《投壺新格》一書。書中詳細記載了壺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計分方法等。汪的《投壺儀節》認為投壺可以“暢精神、蕩血脈”,是一項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活動。抗金名將嶽飛,也喜“雅歌投壺”。元朝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官名)小雲石海涯也稍有空暇就投壺雅歌。宋元時期,由於戰爭頻繁的關係,政府十分重視長跑活動,此風也影響到民間。如宋代“弓箭社”中就把善於長跑的人稱為“急腳子”。金代設立急遞鋪,轉遞軍情文獻,一日可行三百裏,元代的急遞鋪兵一晝夜可行四百裏。元代還在大都及上都的警衛部隊中,每年舉行一次長跑競賽,距離為一百八十裏,時間為六個小時,先到者賜銀餅。總體上看宋元體育,是相當發展的,但當時理學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體育的發展。理學以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強調“存天理,滅人欲”,鼓吹生死壽夭全在天命。在這種反科學思想的影響下,社會上又蔓延輕武重文的思想,並以主敬倡靜來代替生動活潑的體育活動,影響了南宋末年以及後代的體育活動。

六、明清(鴉片戰爭前)體育

1368年朱元璋率領的紅巾軍攻入了元大都(北京),推翻了元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1398年,朱元璋死。不久,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奪取了皇位。1421年遷都北京。明朝中期以後,政治腐敗,農民起義烽煙四起。而北方的女真族也重新崛起,1616年努爾哈赤建金。1636年皇太極即位,改國號為清,1644年清軍進入北京,建立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明清兩代,封建經濟高度發展,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並逐漸走向衰弱。明、清初期,生產發展,尤其是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和商業也得到較大發展,城鎮繁榮。人民負擔減輕,有可能從事一些必要的文體活動。明清兩代體育的發展表現在四個方麵:一是中國武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各種派係、流派已經形成。明軍由於實行職業性的衛所製,促進了軍事武藝的發展,總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練兵方法,對武藝有所貢獻。明代民間武術在宋元發展的基礎上,也開始向技藝融合兼備的方向發展。同時,對武術著作的輯錄、整理、研究也很重視。清以騎射立國,一向尚武。民間武術不僅進一步門派化、理論化和套路化,而且和導引養生術相結合,即練拳又練氣功。這時候的武術已成為強身健體,自衛禦敵,娛樂表演的綜合項目。二是明清時期的導引養生表現了術式套路化、理論係統化的特征。明代整理、總結了前人大量成果,新的養生著述不斷出現。明代《易筋經》的出現,標誌著導引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三是清代滿族的體育很活躍,特別是木蘭、摔跤、冰嬉等項目,更是蓬勃發展。四是明清兩代理學的發展,對體育帶來了惡劣的影響,一批傳統的體育項目,如蹴鞠,擊鞠等衰敗不堪,學校體育也一衰再衰。武術體係的產生明代多次農民戰爭,衝破了民間不準練習槍棒的禁令,出現了武藝大發展的局麵。其健身、娛樂的作用日益明顯,並從原來主要作用於軍事作戰技術的方麵分化出來,形成了一個專門的運動形式——武術。它有自己的功法、格鬥、套路形式。並出現了以拳術為主體,多種兵器為鍛煉器械的技術體係。無論在技法上,戰術上,還是套路結構等方麵,均有較為係統的基本理論,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武術文化。清代由於火器裝備的增加,傳統的軍旅武術削弱,而民間武術卻在發展,武術的內容進一步門派化,套路化和理論化,基本形成了中華武術體係。明代練武活動的興盛,首先表現在軍隊中。明太祖時頒布“教練軍士律”,規定騎卒必善馳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

槍必進退熟習。以後曆代明帝都對軍中習武有過嚴格規定。隨著軍中習武的廣泛開展,出現了一些武術訓練要訣。清代康熙帝也很重視習武,他指出,騎射是國家振興的要務,八旗子弟務須嫻習騎射技術。一些重要軍事將領在對士兵的武藝訓練中,也有獨到的訓練方法,如明將戚繼光特別注重身體全麵訓練,以合理的器械從各方麵訓練士兵的足力、身力、速度、耐力。此外,還注重訓練士兵的“膽氣”和“心力”。清代官軍每月定期訓練,或四次,或六次,經常進行比武大會。不僅在軍隊中,即使在民間,明清兩代的武術活動也非常豐富,不但項目增多、規模增大,並且湧現出了一批專家。如擅長短打的有“綿張”、“呂紅”等;擅長踢法的有“山東李半天”、“曹鼻子”等;擅長打法的有張伯敬;擅長拿法的有“王鷹爪”;擅長跌法的有“千跌張”,擅長棍術的有李良欽等。(1)武術係統的建立在長期的練武活動中,到明代已經建立了有特定內容的武術係統,並將形形色色的器械之術,合並歸納為“十八般武藝”。明萬曆年間人謝肇膌在《五雜俎》中說,當時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有個武藝高手叫李通,來京師行教,有人為了考考李通,“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為敵,遂應首選”。這“十八般武藝”可能是當時最常用,最普遍的,它們指的是:一弓、二弩、三槍、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鐧、十三槁、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白打即手搏之戲,不持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