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關於行為規範的“十緊要”：“要和氣，要信實，要誌誠，要行止，要溫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謙讓，要禮法，要精神。”又有“十禁戒”，即“戒多言，戒賭博，戒爭鬥，戒是非，戒傲慢，戒詭詐，戒猖狂，戒詞訟，戒輕薄，戒酒色。”要練就過硬的蹴鞠技術，不是一件易事，不僅要拜到技藝高超的好師父，掌握口訣，而且要刻苦練習，正如一首詩裏寫的“若遇明師真口訣，學成須下死工夫”。古代的蹴鞠愛好者還總結出不宜踢球的一些禁則，稱為“十不踢”：筵席前，飲食後，有風雨，泥水處，燈燭下，穿三青，無子弟，表破，心不暇，製服新”（《戲場科範》）。這些規定多是出於衛生保健和人身安全等方麵的考慮，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我們今天注意的是，宋代不少城市設有齊雲社，這樣圓友們可以遊走各方，在更大的範圍內切磋技藝。外地的圓友來訪，首先要在設有祖師清源妙道真君、仙師陸陽真人等牌位的聖案前拈香禮拜。安頓下後，由社司部署了解來客的基本情況，如姓名、籍貫、從師何人、練習的年限等，然後約定“撞案”時間。所謂“撞案”，實際上是對來訪者蹴鞠技能進行測驗，來者要把自己準備表演的各種技法，一一列成清單交上，屆時依照清單，順序逐一演示，“或腳頭，或解數，或十一踢，或成套數，或截滾弄”，顯示出自己有一定的技術水平，這才能取得與當地圓友們比賽、切磋技藝的資格。“撞案”的標準很高，如“腳頭”一項，即用腳顛球，要求左右腳各連續顛100下，雙腳不得相雜，球要顛得平穩，不得忽高忽低。
一次“撞案”不成，不要緊，還有兩次機會，如果三次均告失敗，隻好打道回府。另外，如果是沒有拜過師父來路不正的人，私行來訪，也不能與之切磋技藝（《蹴鞠譜》）。齊雲社裏的眾圓友，十分得意他們的足球練習與比賽，認為這項活動“消閑永日，運動肢節，善使血脈調和，有輕身健體之功，勝華佗五禽之戲……踢到巧處，身生妙異。”有一個金台李氏的圓友，將蹴鞠形象地比做發汗散和化食丹（《金台李氏戲作讚圓詩》）。古代足球自明代開始衰落，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為了防止軍人一心沉醉在娛樂中，渙散了鬥誌，下令肅整軍風紀，規定：“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有的軍人就因為違反了不準蹴鞠的禁條，被卸去右腳，全家發配到雲南（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但是，一項為社會各界喜聞樂見，已有相當濃厚基礎的娛樂運動絕非一道聖旨所能禁止，足球運動後來在明代繼續開展起來，並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明代安徽新安人汪雲程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了《蹴鞠圖譜》一書，對足球的各種踢法做了詳細的敘述。明代也有一些皇帝喜愛足球，如明宣宗朱瞻基，明武宗朱厚照等。但是，由於宋明理學的興起，蹴鞠這種身體活動的雕蟲小技，其社會地位江河日下。
就整個發展趨勢來看，足球運動從明代起逐漸低落下去，不論是統治階層還是民間對足球的興趣下降，有利於足球活動的社會風氣開始改變。到了清代，足球運動進一步衰落，雖然愛好溜冰的滿族人曾經在乾隆年間把足球與滑冰結合起來，發明了一種稱為“冰上蹙〔ｃù促〕鞠之戲”的冰上足球，作為禁衛軍的訓練內容，但是，統治集團對足球不感興趣，於是曆史悠久，有文字記載長達2000多年的中國古代足球在曆史的舞台上銷聲匿跡了。清代北京的少年兒童在冬天玩一種蹴石球的遊戲，不過這種遊戲是由於冬季的北京天寒地凍，一些窮人家的孩子們腳下很冷，就將石頭敲敲打打，打成球形，用腳底板踢弄以取暖，能將石球踢出撞中另一石球者為勝（《燕京歲時記》）。此外，還有在冰上用鐵球玩這種撞球的兒童遊戲（《清代北京竹枝詞百戲竹枝詞踢鞠》），但是這種簡單的蹴球遊戲與明代以前發達的蹴鞠相比完全不同，已不能看作是足球了。
二、擊鞠（馬球）
馬球是繼足球興起後出現的又一個風行於中國古代社會的體育活動。中國古代的馬球稱為“擊鞠”，又叫“擊球”、“打球”。比賽時，驍勇的馬球健兒們，手持球杖，騎在奔馳如飛的駿馬上互相爭逐擊球，以將球擊入球門的多少來決定勝負。馬球在古代中國是如何發展起來的，目前尚無定論。有人認為是唐代時由波斯（現在的伊朗）傳來的；有人認為是由吐蕃（現在的西藏）傳入中原的；也有人認為是古代中國自己創造的。“擊鞠”一詞最早出現在曹操的兒子、大文學家曹植在公元3世紀寫的諷刺曹丕縱情行獵作樂的《名都篇》中。但是，馬球的黃金時代是唐朝。
馬球與古代騎兵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它不僅是一項娛樂活動，也是一種訓練騎兵騎術的軍訓手段。中國雖然從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學習北方遊牧民族組建騎兵部隊開始就已經有了騎兵，但是當時的馬具還比較原始，騎兵也不是主要的作戰兵種。漢代的騎術受到沒有馬鞍和馬鐙的限製；而兩晉南北朝（公元265?589年）和隋代（公元581?618年）的重騎兵無論是人，還是馬，都是以重裝甲披掛，笨重不靈，馬的負擔很重，難以開展馬球活動。唐代為了爭取戰爭的主動權，也采取了大力發展騎兵的作戰方式，騎兵在唐代達到極盛。貞觀後40年馬匹多達706萬匹（《新唐書兵誌》）。與以前曆代騎兵不同的是，唐太宗看到了隋代重甲騎兵的弱點，建立起了快速機動靈活的輕騎兵，這就為馬球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此外,唐代已經有完備的馬具，有鞍有蹬，大大提高了騎手駕馭馬的能力，戰馬不披甲也使馬的機動性大為提高，於是，騎手可以穩穩地坐在馬上完成各種劇烈的擊打動作，馬也可以輕鬆自如地左旋右轉。而打馬球又反過來有效地提高了唐代輕騎兵的騎術，成為重要的軍訓手段。唐玄宗在天寶六年（公元747年）就曾下令全國軍隊開展馬球運動（《全唐文》卷三七五），馬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唐代一下子風行起來的。唐代的馬球場，一般在大殿前鋪設，所以在史書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在某某殿、某某宮打球的記載。球場的其他三麵有矮牆環護，球場的長度大約在1000步左右，表麵壓製得十分平整，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光滑得像一麵鏡子，如唐詩中所說的“築場千步平如削”（韓愈《汴泗交流贈張仆射》），“平望若砥，下看猶鏡”（閻寬《溫湯禦賦》）。有的奢侈腐化的王公貴族，為了誇耀自己的財富，在營建馬球場時，不惜財力，如唐中宗景龍年間，駙馬楊慎交甚至用油澆地來鋪製馬球場（《隋唐嘉話》）。球場如果管理不好，也會引起人們的議論，有時還會招致皇帝的責備，如唐憲宗就曾責問趙相宗儒：“聽人說你在荊州時，球場長草了，是怎麼回事”回答道：“這是臣的死罪，場上確實有草，但不妨礙球的往來”（《唐國史補》）。
在風雨天打球，就得在球場上用油布搭起帳篷，進行比賽。如果晚上來了球癮要打馬球，就點燃特製的大型蠟燭，形成一個“燈光球場”，五代時，吳主楊行密的兒子楊渥在其父死服喪期間，就是這樣打球行樂的（《通鑒紀事本末》）。球棍也叫鞠杖，是木製的，杖柄也有用藤做的，球杖下端呈偃月狀，外部包有牛皮，杖上有各種彩色花紋的裝飾。馬球比賽分為單、雙球門兩種比賽方法，單球門是在一個木板牆下部開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後結有網囊，以擊球入網囊的多少決定勝負。由於球門很小，擊球入門需要很高超的技術，張建封在一首打球詩中寫道：“俯身仰擊複傍擊，難於古人左右射，齊觀百步透短門，誰羨養由遙破的”（《酬韓愈校書打歌》）。在飛奔的馬上持杖擊球，難於古人在馬上左右開弓，而要在百步內擊球入門，與戰國時有名的神射手養由基的“百步穿楊”有異曲同工之妙，就像明人一首詩裏說的“彩色球門不盈尺，巧中由來如破的”，擊球入門的難度如同射箭中靶（王紱《端午賜觀騎射擊侍燕》）。打雙球門的賽法與現代的馬球相似，以擊過對方的球門為勝。馬球比賽有一種撼人心弦的魅力，在一片平坦如砥的球場上，彩旗招展，戰鼓陣陣，號角聲聲，馬蹄疾如雨，騎手們身著錦衣，手持球杖，忽而俯身仰擊，忽而旁敲側打，在馬上翻上翻下，往來如風，時而像回旋衝騰的激流，時而像席卷大地的暴風，追逐著那個在場上忽左忽右，疾如閃電，用硬木製成的如同拳頭般大小的紅色小球。呼叫聲，馬嘶聲，鼓號聲，喝彩聲，混成一片，令人驚心動魄。因為馬球也是用來練兵打仗的，比賽往往進行得十分激烈，而且有相當的危險性，常有傷害事故發生，輕的使人麵目受損，重的可能致殘。馬也很累，以至於韓愈擔心早則一兩年，
遲則三四年馬會累病（《汴泗交流贈張仆射》、《韓愈上張仆射第二書》）。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時，常山太守王準備投降史思明的叛軍，他的部將們得知後非常氣憤，就趁打馬球的機會，縱馬將王撞下馬來，亂蹄踏死（《資治通鑒肅宗記》）。可見在當時的馬球比賽中受傷是司空見慣的事，人們不會以此為怪。唐代出現了一些有著高超技藝的打球能手，如建中初，河北有一姓夏的將軍，力能開弓數百斤，在馬球場中央地上摞起10餘枚銅錢，然後，騎馬飛馳而來，用鞠杖擊打銅錢，每一擊都十分準確地打中一枚，飛起七丈（《酉陽雜俎》卷五）。在珍藏於故宮博物館的打馬球紋銅鏡上，我們可以看到當年馬球健兒們正在驅馬疾馳，揮杆擊球。尤其難得的她們是四個英氣勃勃的女馬球手，顯示了盛唐時期我國巾幗不讓須眉的英雄氣概。唐代的皇帝們大都是馬球迷，他們不僅愛看，而且也會打，有的還相當出色。唐玄宗李隆基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代表。有一次，吐蕃派使者來長安迎接金城公主，唐中宗請客人們觀看馬球比賽。吐蕃人善打馬球，看了比賽，覺得堂堂大唐帝國的球技也不過如此，
於是提出要比試比試。一開賽，吐蕃隊果然十分厲害，唐朝的球隊不是對手，連連敗北。唐中宗見勢不妙，急忙派當時還是臨淄王的李隆基（即後來的唐玄宗）帶三個皇室子弟上場與10名吐蕃人對陣。隻見“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大敗吐蕃球隊（封演《封氏聞見記》）。唐穆宗在長慶二年十二月，在宮中打馬球時，一名宦官突然墜馬，穆宗大受驚嚇，下馬後竟然不會走路，昏昏沉沉，三日不能上朝（《新唐書敬宗記》）。宣宗打馬球時，騎一匹矯捷的駿馬，能在馬上持杖連擊數百擊，馬馳不止，迅若流電，軍中的打球老手們都為之歎服（《唐語林補遺》）。
唐代的另一個皇帝唐僖宗，雖然治理國家十分無能，但是特別會玩，喜歡騎射、舞劍弄槊、蹴鞠、鬥雞，尤其精於打馬球。有一次，他對宮中專門給皇帝逗樂解悶的優人石野豬開玩笑說，如果以打馬球來考進士，我肯定可以得狀元（《資治通鑒唐紀六十九》）。在唐代章懷太子墓道的西壁上就有一幅大型彩色壁畫《馬球圖》，現存於陝西省博物館中，這幅壁畫使今天的人們能夠親眼看到1200多年前唐代馬球比賽激烈而生動的景象。在唐代，不僅騎馬打仗的武人們喜歡馬球，就是舞文弄墨的書生們對打馬球也不生疏。每年科舉考試後，在祝賀新及第的進士活動中，就有一項在月燈閣舉行的馬球會。這時，那些在金殿對策時對答如流，筆走龍蛇的書生們，又都成了身手矯健的馬球行家。有的進士的球技甚至超過軍隊中的馬球高手。在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的月燈閣球會上，幾個神策軍中的軍官，仗著自己球藝高超，全不把這些書生們放在眼裏，在球場裏趾高氣揚，發出挑戰。
隻見新及第的進士劉覃縱馬揮杆，躍入場內，快如閃電，隻幾下，便截下對方的球，然後將球輕輕一挑，掄圓了球杖向空中擊去，小小的球如同彈丸般地衝天飛去，竟然無影無蹤，軍官們目瞪口呆，在幾千觀眾的哄然大笑中，滿麵愧色，垂頭喪氣退出場去（《唐摭言》卷三）。唐代的婦女也愛好馬球，皇宮中宮女們也以打球為樂。在唐墓中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女打球俑。在打馬球風氣的影響下，一種名為“驢鞠”的騎驢打球活動也應運而生。驢，體型較小，跑得也慢，所以騎驢打球深受婦女們的喜愛，於是，驢鞠成為一種唐代的女子體育運動。唐劍南節度使兼成都尹郭英義〔ｙì義〕，就很喜歡觀賞女子驢鞠，不惜每天花錢數萬，將小小的毛驢打扮得富麗堂皇，女騎手們一個個花枝招展（《舊唐書郭英義傳》）。
這種驢鞠在宋代的宮中依然存在，被稱做“小打”，以區別於騎馬打球的“大打”。馬球在唐代還傳到了日本。到了宋朝，宋太宗曾下令製定出關於打馬球的詳細規則，使我們知道，當時的馬球已是一項高度程式化的活動。球場設在大明殿前，兩個石蓮花座的木製球門高約丈餘，分置球場東西兩側，比賽分左右兩朋（隊）進行，有守門員。宮中樂隊在兩廊設有鼓樂，雙方球門旗下，還各有五麵戰鼓，左朋衣黃闌，右朋衣紫闌，馬尾都要打結。在鼓樂聲中，由皇帝開球，然後命令諸王大臣馳馬爭擊。球門兩側置有24麵繡旗。在大明殿的東西台階下放著空旗架，擊入一球，稱為得一籌，由兩個持小紅旗的衛士大聲唱籌，在該朋的旗架上插一繡旗，表示得籌。如果皇帝進球得籌，大家就要高呼萬歲，群臣得籌則叫好。得籌人要下馬稱謝。每三籌，就暫停比賽，在禦殿召群臣飲酒一番。比賽結束時，以旗數多少確定勝負（《宋史》卷一二一）。宋代詩人陸遊在他的詩中對當時的馬球也有描述：“軍中罷戰壯士閑，細草平郊恣馳逐。洮州駿馬金絡頭，梁州場日打球”（《冬夜聞雁有感》）盡管在宋代，馬球被列為軍禮活動，按照上述規則進行，但它已經失去了唐代時的那種重要意義。
實際上自唐代後馬球運動就逐漸從它的巔峰走向衰落，到明朝中期已基本消亡。這主要是因為唐代後缺乏馬匹和忽視騎兵的軍事指導思想占統治地位所造成的。因為馬球的興衰與騎兵的發展有直接關係，當馬球自唐以後在中原地區逐漸衰落下去的時候，在一向崇尚騎射的許多北方少數民族中卻普及開來。公元10世紀初到13世紀，契丹人和女真人所建立的遼國（公元916?1125年）和金國（公元1115?1234年）每年重五（陰曆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和重九（九月九日）都要舉行隆重的拜天儀式。在祭禮之後，就舉行射柳和馬球比賽。所謂射柳，是契丹人、女真人建立的遼金兩代的一種專用於祭天的活動，也稱為“射柳儀”或“瑟瑟禮”。每逢重五、中元和重九行拜天禮後，都要進行射柳（《金史禮誌》）。屆時在馬球場上插上兩行柳枝，在離地麵數寸處剝去柳枝皮，露出一段白色的枝幹。係上不同顏色的手巾來表明自己的目標，然後按照尊卑長幼的順序，先讓一名騎手快速騎馬作為前導，射手騎馬隨後，在疾馳中用無羽的橫鏃箭將柳枝射斷，在斷柳落地前接在手中，疾馳而去，這是第一等；射斷了柳，但未能接住的，屬二等；如果射斷的是沒有剝去皮的部位，或沒有射斷、沒有射中，都算作失敗。在射柳時，擂響戰鼓，以助聲勢（《金史禮誌》）。1965年9月在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出土的北燕貴族馮弗的墓葬中，就有130餘件皆為扁鋒的橫鏃箭，且箭杆上纏有銀絲，十分精致。在出土的遼墓中，也有橫鏃箭的出現，鏃身扁平，就像一個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有的箭端刃線略呈弧形，為扇形鐵鏃。射柳活動一直延續到元、明和清代初期，清代中期以後逐漸消失。射柳之後緊接著就是馬球比賽，然後舉行盛大宴會，大家盡歡而散。遼、金的帝王們也都十分喜愛馬球，因為他們明白馬球的軍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