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學”，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場常勝將軍，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義也許就是教人怎樣做官，用他一生的實踐在向人們宣告著官場不倒的秘密：良心喪盡＋善於投機。
馮道何許人也。大家不一定十分清楚，但他在任後漢宰相時寫過一篇《長樂老自敘》，卻十分有名，因為這是中國封建官場上的無恥宣言。在這一宣言裏，馮道把自己的覆曆表填得一清二楚，他不僅洋洋得意地羅列自己的曆任各代的官職及封號。甚至還包括契丹政權授予他的“偽官”，可謂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了！宋代的大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痛罵馮道說：“可謂無廉恥者矣！”
馮道的確是一位“長樂老”。中國人說“知足者常樂”，馮道是有官就長樂；中國人說“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馮道是無官不能活，有官萬事足。
馮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學”，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場常勝將軍，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義也許就是教人怎樣做官，用他一生的實踐在向人們宣告著官場不倒的秘密：良心喪盡＋善於投機。
在封建社會的官場上，做官是一門極其高深的藝術。這藝術看起來神秘，其實隻隔一層紙。官場不倒的秘訣有二：一是不辨是非，良心喪盡；二是見風使舵，善投新主。
官場不倒翁的人生哲學是：有奶便是娘，有槍便是草頭王。
在中國古代曆史上，確實存在著一批“明君”、“賢相”，確實有很多正直的官吏在為民請命，在憂國憂民，確實有很多封建士大夫為國家的安定、社會的發展而嘔心瀝血，甚至殞身不恤；但無可否認，也確實存在著一批不辨是非、了無廉恥，不管誰當皇帝，隻求有官可做的無恥之徒。這些人有時也能做一些好事，但從本質上講，其人格是卑微的，是決不足以效法的。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國曆史後指出，中國古代最無恥的時代是五代。確實，五代是一個紛亂的時代，在這亂哄哄的時候，各色人等都容易顯示其本色。五代時期，出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兒皇帝石敬塘，而我們要看的是，曆事五代而不倒的官場不倒翁馮道。
這的確是中國仕宦史上的一個奇跡。仔細讀一讀《五代史·馮道傳》和《新五代史》及《資治通鑒》中的有關篇章，馮道這個官場不倒翁的形象就會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的麵前。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縣東北）人，生於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他的家庭，可能是一個能夠自給自足的小康之家，馮道以這樣的家庭出身，在當時極重門第出身的社會風氣下，想躋身官場是很難的。唐朝末年，軍閥割據，戰亂頻仍，李克用割據晉陽，獨霸一方。李克用是一個有著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滅梁前期，也還是頗有作為的。大概是因為馮道看到了這一點，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圖求得前程。在這以前，馮道先在離家鄉較近的幽州做小吏，當時，幽州軍閥劉守光十分凶殘，殺人成性，對於屬下。也是一言不合，便開殺戒。一次，劉守光要攻打易、定二州，馮道卻敢勸阻，結果惹怒了劉守光，幾被殺死，經人說情，被押在獄中。由此可見，當時的馮道還是較為正直的。馮道經人幫助，逃出牢獄，逃到太原，投在晉大將張承業的門下，經張承業的推薦，馮道成為李存勖的親信。從此，馮道踏上了仕途。
馮道起初擔任晉王府中的書記，負責起草收發各種政令文告、軍事信函。不久，李存勖看到朱溫建立的後梁政權十分腐敗，就準備滅掉後梁。晉王和後梁的軍隊在黃河兩岸對峙，戰鬥打得十分激烈殘酷，馮道身為李存勖的親信，卻能以身作則，率先過簡樸的生活。據曆史記載，他“在軍中，蓋了一個小小的茅草屋，連床席都沒有，隻睡在一束幹草之上”。應當說，這種精神還是值得讚賞的。
馮道也還善於處理君臣之間的糾紛。在消滅後梁的軍隊時，晉王的軍餉十分匱乏，因為陪李存勖吃飯的將領太多，主管人員弄不來那麼多供應，十分為難。大將郭崇韜對李存勖說：“供應緊張，能不能少幾個陪著吃飯的人？”李存勖發火說：“我想為那些替我賣命的人弄頓食吃都不成，哪裏還能當主帥呢？”郭崇韜嚇得不敢作聲，馮道在一邊說：“糧餉供應確實困難，郭崇韜這麼說，也是對大王的一片忠心啊！”這場風波就此消彌。
但李存勖滅掉後梁建立後唐以後，隻重視那些名門貴族出身的人，對馮道這樣的沒有“來曆”的人，並不重用，馮道這時當了個什麼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聽到父親死後隻能徒步奔喪，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莊宗李存勖被殺、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鑒於前朝教訓，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國，馮道這才被任命為宰相，真正發跡。
在馮道當宰相的七年間，應說做了一些好事。一天，明宗問臣下年景如何，臣下們大多說了些粉飾升平的話，但馮道卻給明宗講了一個故事，馮道說：“我當年在晉王府的時候，奉命到河北中山一代公幹，途中要路過井陘。我早就聽說過井陘是個很難走的地方，人馬到了那裏，多發生被絆倒摔傷的事，我就十分小心平安地走過了井陘。沒想到過了井陘，到了平地，卻被從馬上摔了下來，差點摔死，我這才明白要處處小心，時時提防。我的事雖小，卻可以用來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為五穀豐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要兢兢業業，不要放縱享樂，這是我們臣下所希望的呀！”
又有一次，明宗問馮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麼樣？”馮道趁機進言說：“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唐朝有位叫聶夷中的詩人，寫了一首《傷田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隻照逃亡屋’。”明宗聽後，連說好詩，並命人抄錄，經常誦習。
後來，唐明宗去世，他的兒子李從厚即位。從此以後，馮道就喪盡了正直向上之氣，一味地為做官而做官了。明宗即位不到四個月，同宗李從珂即興兵來伐，要奪取帝位，李從厚得到消息後，連臣下也來不及告訴，就慌忙跑到自己的姨夫石敬塘的軍中。第二天早上，馮道及諸大臣來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從珂兵變，並率兵往京城趕來。馮道這時的做法真是一反常態，極其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從寒微之族被任命為宰相，按常理說，此時正是他報答明宗大恩的時候，況且李從珂起兵實屬大逆不道。但馮道沒有考慮這些，他所想的是李從珂擁有大軍，且性格剛愎，而李從厚不過是個小孩子，即位以來尚未掌握實權，為人又過於寬和猶柔，在權衡了利弊之後，他決定率領百官迎接李從珂。馮道身為宰相，權位為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為他所親手提拔，他一倡儀堅持，多數人也不好說什麼。但個別正直官吏還是出言詰問。中書舍人盧導首先抗言說：“哪有天子在外，大臣反去勸別人當皇帝呢？我們是不是該去投奔天子？”丞相李愚等人也隨聲附和。但馮道卻要大家認清當前的形勢，不要固執己見。大多數人無奈，隻得跟馮道一起到洛陽郊外去列隊迎接李從珂，並獻上了請李從珂當皇帝的勸進文書。就這樣，馮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搖身一變，又成了新朝的開國功臣。隻是李從珂對他實在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後來又覺得過意不去，把他調回京中，給了他一個沒有多大實權的司空之職。
不久，石敬塘同李從珂發生了衝突，石敬塘想借恢複明宗的旗號打倒李從珂，但石敬塘兵力很單簿，不能同李從珂抗衡，為了奪取帝位，石敬塘也不顧一切，竟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並許下三個條件，事成之後，一是向契丹稱臣，二是石敬塘向耶律德光稱兒子，三是割讓雁門關以北諸州給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塘主動去求，正中下懷，便約定等中秋以後傾國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塘打敗了李從珂，做了中國曆史上臭名昭著的“兒皇帝”。
石敬塘以恢複明宗為號召，在當皇帝後，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複了職，馮道也被任命為宰相。不知石敬塘對馮道奉事李從珂這段曆史怎麼考慮，也許是因為馮道未受李從珂重用的緣故吧，反正石敬塘來了個既往不咎，馮道更是樂得當官。
石敬塘當皇帝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實現對耶律德光許下的諾言，否則，王朝就有傾覆的危險。尤其是自稱“兒皇帝”，上尊號於契丹皇帝與皇後，實在是一個說不出口的事。據載，寫這道詔書的官吏當時是“色變手顫”，乃至於“泣下”，可見這是一種奇恥大辱。至於派人去契丹當冊禮使，更是一個既要忍辱負重，又要冒生命危險的事。石敬塘想派宰相馮道去，一是顯得鄭重，二是馮道較為老練，但石敬塘很為難，恐怕馮道拒絕。誰知他一開口，馮道居然毫不推辭地答應了，這真使石敬塘喜出望外。
其實，石敬塘哪裏知道馮道的“苦衷”。馮道十分清楚，隻有結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塘那裏的位置才能保得穩，把“爸爸皇帝”籠絡好了，這“兒皇帝”也就好對付了，從這一點看，馮道對於長保富貴，的確算得上有膽有識。
馮道可以說極其圓滿地完成了這次外交任務。他在契丹被阻留了兩個多月，經多次考驗，耶律德光覺得這個老頭實在忠誠可靠，就決定放他回去。誰知馮道還不願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對耶律德光的忠誠，想留在契丹。越是這樣，耶律德光就越覺得應當讓他回去，好讓他在石敬塘那裏為自己辦事。經過多次反複，耶律德光一定要讓他回去，馮道這才顯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樣子，準備啟程。
這趟出差回來，馮道可真的風光了，甚至連石敬塘都得巴結他。石敬塘讓馮道手掌兵權，“事無巨細，悉以歸之”，不久又加馮道為“魯國公”，終石敬塘一朝，石敬塘對馮道是“寵無與為比。”
石敬塘的後晉政權隻維持了十年多一點就完蛋了。後晉出帝開運三年，耶律德光率三十萬軍隊南下，占領了汴京。馮道大概覺得契丹人可以穩坐中原江山吧，就從襄鄧主動來投靠耶律德光，馮道滿以為耶律德光會熱烈歡迎，沒想到北方夷狄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見馮道，就指責他輔佐後晉的策略不對。這可把馮道嚇壞了，連忙換上一副卑躬屈膝的笑臉，小心服侍。耶律德光問：“你為什麼要來朝見我呢？”馮道說：“我既無兵又無城，怎敢不來呢？”又問：“你這老頭是個什麼樣的人？”答曰：“是個又憨又傻無德無才的糟老頭！”馮道以老朋友的姿態裝憨賣傻、卑辭以對，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就沒有難為他。
不久，耶律德光見中原百姓生靈塗炭，便問馮道說：“怎樣才能救天下百姓呢？”馮道見機會來了，就裝出一副真誠的樣子說：“這時候就是如來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災難，隻有陛下才能救得！”大概愛聽諂諛之辭是人的本性之一，耶律德光慢慢地相信並喜歡上了馮道，讓他當了遼王朝的“太傅”。後來曾有人檢舉揭發他曾參預過抵抗契丹的活動，耶律德光反為馮道辯護說：“這人我信得過，他不愛多事。不會有逆謀，請不要妄加攀引。”
馮道看出契丹人的殘暴統治長久不了，就開始為自己的後路著想。他想方設法地保護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漢族地方，為自己日後的仕途留下了退路。他這種做法，以至連歐陽修都認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馮）道一言之善也。”
在人民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馮道隨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敗退之際，逃了回來。這時，石敬塘的大將劉知遠趁機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後漢政權。劉知遠一方麵想安定人心，籠絡勢力，一方麵馮道也因保護別人而得讚譽，劉知遠就拜馮道為太師。
五代時期的政權更迭，真如走馬燈一般，令人眼花繚亂。劉知遠的後漢政權剛剛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帶兵攻入汴京。這時候的馮道，又故伎重施，準備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後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舊恩，何況隻做了不到四年的後漢太師，更是不足掛齒。於是，他率百官迎郭威進汴京，當上了郭威所建的後周政權的宰相，並主動請纓，去收伏劉知遠的宗族劉崇等手握重兵的將領。這些人相信了他，認為這位三十年的故舊世交，總不會欺騙他，沒想到一走到宗州，就被郭威的軍隊解除了武裝。馮道又為後漢的穩固立了一大功。
但沒過幾年。郭威病死，郭威的義子柴榮繼位為周世宗。割據一方的後漢宗族劉崇勾結契丹，企圖一舉推翻後周政權。根據馮道半個世紀的經驗，此次後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換代，自己雖已近苟延殘喘之年，還是要保住官位爵祿。柴榮當時隻有三十四歲，年紀不大，卻很有膽識氣魄。當劉崇、契丹聯軍襲來時，一般大臣都認為皇帝新喪，人心易搖，不可輕動，但柴榮卻一定要親征。別人見柴榮意誌堅定，便願隨出征，不再多說，隻有馮道在一邊冷嘲熱諷地“固爭”，下麵的對話很能刻畫出馮道的心態：
柴榮說：“過去唐太宗征戰，都是親自出征，難道我就不能學學他嗎？”
馮道說：“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榮又說：“以我兵力之強，出擊劉崇、契丹聯軍。猶如以山壓卵。如何不勝？”
馮道說：“陛下能為山嗎？”
這些莫名其妙的話說得柴榮大怒，他私下裏對人說：“馮道太看不起我了！”
其實，馮道倒不是看不起柴榮，而是為自己在下一個什麼朝代做官留下一條後路，弄一點投靠新主子的資本。誰知柴榮還真不怕邪，親率軍隊，於高平之戰中大敗劉崇、契丹聯軍，以事實給了馮道一個響亮的耳光，就在柴榮凱旋之時，馮道也油盡燈枯，對在下一個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也許他因自己的判斷失誤而傷心吧，柴榮高平之戰的勝利終於送了他的老命。
馮道死在自己的家裏，死後無哀榮，身後境況淒涼。
馬謖、魏延原可成大材
人分可變之材與不可變之材，一般說來，讀書人可變而莽夫不可變。讀書人因其較好的自覺能力而有良好的適應性，以此來彌補個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則不同，天生稟賦，極難改變，但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當，其效用是其他人材難以取代的。馬謖是書生，可塑性極強；魏延是莽夫，雖可塑性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當，原可成大材。薑維將才不如魏延，謀才不如馬謖，卻偏偏被諸葛亮看中。諸葛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驅神役鬼，無所不能。似乎是神人、至人。但實際上，無論是小說中的諸葛亮還是曆史上的諸葛亮，在用人上麵都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劉備是明君，諸葛亮是賢相，這一對明君賢相的典型形象體現了我們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價值和魅力，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問題是，這樣的明君賢相為什麼最後不能統一全國，重續漢祚呢？為什麼隻能讓後人空自歎嗟呢？杜甫詩雲：“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後我們是否應該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無疑問，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傑出的人材。劉備在遇到諸葛亮以前，戎馬半生，沒有掙得落腳之地，在遇到諸葛亮之後，就能破曹操，駐荊州，取西川，建國號，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諸葛亮似乎總是一人在支撐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劉、關、張、趙幾員大將，講老實話，就是這幾員大將給人的感覺也是勇氣大於才能，這與曹操手下的謀士成群，猛將如雲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難道真的是諸葛亮時運不濟，不能像曹操那樣“巧遇”人材嗎？看來並不是這種情況。正所謂“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其實諸葛亮有過許多人材，隻是他不善於使用而已。因此，諸葛亮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材。我們謹舉魏延和馬謖的例子來說明。
魏延，字文長（公元？—234年），義陽（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國留名，與其說是因為他作戰勇敢，倒不如說是因為他落了個冤死的下場。
魏延是長沙的降將，諸葛亮當初就說他有反骨，在劉備的勸說下才沒有殺他。但這隻是小說家的杜撰，曆史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魏延在隨從劉備的南征北戰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顯露了自己作為一名大將的才華。在劉備定蜀以前，魏延在蜀軍中並無多大名聲。到定蜀後，他的官職僅僅是個“牙門將軍”。但善於識材的劉備看中了他，在劉備稱漢中王時，魏延被破格提拔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按照當時的情況，漢中是重鎮，應當以名將鎮之，大家以為此職非張飛莫屬，張飛也自以為非己莫屬。結果卻委任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下級軍官擔此重任，導致了“一軍盡驚”，使得人們議論紛紛。
劉備也完全明白這種情況，他為了樹立魏延的威望，劉備特意召開群臣大會，讓魏延在會上陳述自己鎮守漢中的方法。劉備問魏延說：“‘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雲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鹹壯其言。”魏延的氣魄使三軍折服，魏延也因此樹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過其實呢？否！事實證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謀，在抗曹北伐的曆次戰鬥中，曹操的著名大將張、王雙、郭淮等，均為魏延所殺。要知道，這些人是連諸葛亮都畏懼三分的。
到了建興八年（公元231年），魏延升為西征大將軍，封南鄭侯。此時，魏延在各個方麵都已經成熟，完全具備了獨擋一麵的能力。那麼，為什麼魏延最終沒有發揮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殺告終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於與諸葛亮的性格不合。據說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說魏延有點驕傲，看不上別人，而諸葛亮為人卻是“一生惟謹慎”，對那些富有開拓精神敢冒大險的建議難於采納。對這樣的人也一貫實行壓製政策。魏延每次隨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險的建議，如“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意思是說，魏延總是請求諸葛亮給他一萬人。他要像韓信那樣，從褒中出擊，沿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十天之內可奇襲長安，與諸葛亮在潼關會師。魏延的這個建議當時看來應該是十分正確的，遠比諸葛亮步步為營的進攻方法要好，而這一建議也是建立在對敵情、路途、後勤供應諸方麵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的，完全有可能實現。況且，即使失敗，也不會動搖北伐的根本，傷亡也不會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義可想而知。對於這種設想，諸葛亮“製而不許”，他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當初在《隆中對》中所說的兩路夾擊進攻中原的設想。每次都是這樣，魏延的積極性不免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因此魏延發些牢騷也是極其正常的。魏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等等。時間一長，諸葛亮對魏延產生了偏見、成見。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讒言。在諸葛亮已經對他有成見、不信任他的情況下，最容易被人讒毀。而讒毀他的人與他又有極大的矛盾，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人與諸葛亮關係密切，最後又手握大權。此人便是楊儀。《費褘傳》上稱魏延、楊儀二人“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魏延傳》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諸葛亮在最後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長久，便背著魏延秘密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褘、護軍薑維等商量退軍節度問題，做出了“令魏延斷後，薑維次之，若魏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決定。諸葛亮這樣安排退軍，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楊儀，不接受其指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諸葛亮死後，楊儀采取了“秘不發喪”的措施，當費褘去探聽魏延的意見時，魏延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如果向魏延解釋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聽指揮。結果是魏延與楊儀開戰，使蜀軍亂作一團。
在戰略上誰是誰非另當別論，但由於楊儀護送著諸葛亮的遺體，又拿著尚方寶劍，自然成了“正義”的化身。於是魏延便成了反賊。如果看看楊儀對魏延的態度和日後的作為也許就不難明白楊儀假公濟私和實現個人野心的企圖了。
當馬岱將魏延的人頭送給楊儀時，楊儀用腳踏著魏延的頭說：“庸奴，複能作惡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個人心頭之恨。如果是“公仇”，何來這樣的意氣。楊儀殺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隻得了一個“中軍師”的不大不小的官，於是怒於聲，竟然十分悔恨地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複及。”（《三國誌·蜀書·楊儀傳》）這哪裏有一點忠於國家的影子！
魏延在諸葛亮死後，因一時衝動而忘了大局，是不應該的。但我們在這裏不是考慮論功行賞或是按律處罰的問題，而是說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聽楊儀的話是不是“反”還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魏延不是被殺，而是打了勝仗再回成都，向劉禪交差，情形會怎樣呢？問題在於諸葛亮沒有安排好。豈止是沒有安排好這一件事，整個魏延就沒有用好，魏延認為自己在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盡才”，可謂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較起來，諸葛亮差得何其遠也！
從馬謖的被斬更可以看出諸葛亮用人的問題。我們在看“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一節的時候，往往隻看到諸葛亮執法如山而又極重情義的一麵，更為他的自貶三級的自責精神所感動，卻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殺馬謖，馬謖初犯是不是本來就不應該斬，是不是可以讓馬謖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將馬謖培養成具有實際戰鬥經驗的大將。
揚長避短是用人的要訣，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馬謖其人的長處在於參謀，而不是獨擋一麵地指揮實際作戰。對出謀略，諸葛亮也十分欣賞，有時倆人一談就是一個通宵。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馬謖的建議而七擒孟獲、安定西南的。對於馬謖的缺點，劉備看得最為清楚，劉備臨死時，就曾諄諄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劉備當時駐兵永安，他把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後事，並專門提出了馬謖的問題，可見劉備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諸葛亮強得多。但諸葛亮偏偏忘記了這一點，專門用其所短。如果諸葛亮不忘劉備的囑咐，以馬謖為“參軍”。不把馬謖推到主將的位置上，馬謖的確可以才盡其長，發揮好自己的參謀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著魏延、吳懿等富有戰鬥經驗的老將不用，卻偏偏“違眾拔謖”，讓馬謖當了北伐的先鋒官。這真是棄馬謖之長而用其短，結果是“失街亭”。
仿佛諸葛亮是沒有錯的，三國時期隻有“空營計”而無“空城記”，後人為了替諸葛亮遮醜，生生編出一個“空城計”來，盛讚諸葛亮的智謀。其實，即使真的有“空城記”，那諸葛亮也是“事後諸葛亮”了。
“揮淚斬馬謖”的關鍵問題是，馬謖初次為主將，失了街亭。確實應負軍責，但一定要殺頭嗎？因為導致馬謖失敗的主因並不完全在馬謖本身，而是諸葛亮用人不當。打了一次敗仗就要殺頭，當時許多重要官員都不讚成。是殺馬謖還是讓其戴罪立功，爭論相當激烈，蔣琬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他說：“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蔣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當時是合適的。然而。諸葛亮又一次違背了眾人的意見，殺了馬謖。諸葛亮殺馬謖時是“揮淚”的，其實，他是否“揮淚”是另一回事，關鍵是十萬大軍也流了淚：“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為什麼，就是因為大軍愛戴馬謖，為馬謖之死感到惋惜。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殺一個人。能起到“嚴明軍紀”的作用嗎？能起到震懾軍心的作用嗎？是不是有點讓三軍寒心呢？
其實，對諸葛亮殺馬謖這件事，曆代都有不同看法。晉人習鑿齒意見說：“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也。”這話說得可謂人木三分！
馬謖被殺時，年僅三十八歲。在當時蜀國的文臣武將中，馬謖可稱得上極為難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嶄露頭角，就死於非命，實在可惜！
此前，諸葛亮從未斬殺過大將，馬謖之死似乎成了一種標誌，即諸葛亮已經力不從心，已經失去了入蜀前的銳氣。他不能完成先帝托付的事業，似乎已經是注定的了。
人分可變之材與不可變之材，一般說來，讀書人可變而莽夫不可變。讀書人因其較好的自覺能力而使自己盡快適應各種角色和環境，當然，個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難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適應性會彌補某些個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則不同，天生稟賦，極難改變，但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當，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難以取代的。馬謖是書生，可塑性極強；魏延是莽夫，雖可塑性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當，原可成大材。
薑維是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但是，後來的實踐證明，薑維將才不如魏延，謀才不如馬謖，其材充其量不過可做偏將軍而已，用這樣的人做國家柱石，豈不危哉？
諸葛亮是人，不是神。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其實，諸葛亮的“一失”又豈止這一次呢？
相材晏子
在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出了兩個十分著名的國相，一是齊桓公時期的管仲，一是齊景公時期的晏嬰。然而，管仲生逢其時、生逢其主，輔佐齊桓公成就了霸業；而晏嬰則生不逢時、不得其主，盡管有管仲一樣的智慧，也不能挽救齊國滅亡的命運，是一個沒有實現自己誌願的人。然而，晏嬰給後人留下的東西也許並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諫、善於巧諫的精神，也許是後代無人可及的。
晏嬰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著名的國相。他節儉謙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他處理朝政，多謀善斷，政令簡明，百姓易行；他學識淵博，辯才無礙，又善於與世推移，順應時代潮流。他連仕靈公、莊公、景公三朝，使得齊國大治，名顯諸侯。他應該算是真正的相材。晏子做莊公的大臣，起初，他經常對他進諫，他的諫言也經常被莊公采納，每次上朝，莊公都要賜給他爵祿，增他的封地。過了不久，莊公不喜歡晏嬰了，晏子的諫言也不被莊公采納了，每次晏子上朝，都把封地和爵位退還給莊公。等到爵位、封地退完時，晏子退下來，坐上馬車，深深地歎著氣，隨後又笑了。
晏子的仆人十分不理解地問道：“大夫為什麼歎了笑，笑完又歎，反複如此呢？”晏子說：“我歎氣。是為我的君王不免於難而傷心；我發笑，是為我自己有所得益而高興，我可以免於一死啊。”
後來，莊公荒淫無恥，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莊公在自己的家裏殺了。晏子聽說了，站在崔杼的家門外，他的仆人問：“大夫要為君王死難嗎？”晏嬰說：“難道是我一個人的君王嗎？我為什麼要死難呢！”仆人又問道：“大夫要逃走嗎？”晏子說：“難道是我的罪過嗎？為什麼我要逃走呢？”仆人又問：“大夫要回家嗎？”晏子說：“我的君王都死了，怎麼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豈能隻為淩駕百姓之上，應該以國家的大業為根本：做國君之臣，哪能隻為飯食，應該以侍奉社稷為根本。所以，國君要是為社稷而死，則做臣下的就應該為君死；國君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應該為君出逃；倘若國君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國君寵愛的親信，誰能為君王而死難，為國君而逃亡呢？況且，有人因恨自己的國君而把他殺了，我為什麼要為此而死，為什麼要為此而逃，又怎麼能回家呢？”當時，莊公的屍體還在崔杼的家裏，晏嬰就要求看望。崔杼家的門開了，晏子走進去。崔杼說：“你為什麼不去死？”晏嬰回答說：“災禍發生時，我不在，災禍結束時，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去死？況且我還聽說，將追隨國君死亡看成高尚行為的人，是不能夠保全國君的；把隨國君一起死亡，當作高尚道德的人，是不能夠成功業的。我難道和國君的私婢一樣，非得自縊以從國君嗎？”
說完，晏子袒露左臂，頭纏喪布，坐下來，把莊公的頭放在自己腿上哭起來。哭完了以後，晏嬰起身，跳躍了三下，然後走出崔杼的家。人們認為崔杼一定會把晏嬰殺了，崔杼卻說晏子是百姓敬仰的人，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晏嬰才得以不死。
齊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業，在受挫後就消沉起來，生活比較淫靡，內政也很腐敗。有一次。他問晏子說：“你經常到市麵上走，你知道什麼東西貴，什麼東西賤嗎？”晏子回答說：“踴貴而履賤。”踴是被砍掉腳的人用的假腳和假鞋。當時，齊景公濫施刑罰，經常施以刖刑，晏子借此來勸說齊景公。
有一次，景公問晏子：“治理國家擔心的是什麼？”晏子回答：“治理國家最擔心的就是‘社鼠’。”景公問：“為什麼這樣說？”晏子答道：“社是供奉土地神的場所，它用木頭紮起來做內架，外麵抹上泥巴製成，老鼠趁機寄居其中，如果想把老鼠清除出來，那是十分麻煩的。如果用煙熏老鼠，怕燒壞了裏麵的木頭，用水灌老鼠，又怕損壞了塗飾。這樣的老鼠是無法殺死的，就是因為土地廟的緣故。國家也有這種事，國王身邊的近臣就是這樣的‘社鼠’。他們在內混淆視聽，蒙蔽君主，在外賣弄權勢，欺壓百姓。不除掉他們就會亂了國家的法紀，要除去吧，他們又受到君王的保護，被視為親信心腹，這樣的人就是國家的‘社鼠’。”
晏嬰又說：“我聽說，有個賣酒的人，他盛酒的器皿都擦拭得特別幹淨，酒店的酒幌高大醒目，可酒放酸了也沒人來買。他問鄰居是什麼緣故，鄰人告訴他說：‘你的狗太凶惡了，客人拿著酒瓶要進屋買酒，惡狗就撲上來撕咬，把人都嚇跑了，所以您的酒放酸了也沒人買。’國家也有這樣的惡狗，就是在君王身邊執政當權的小人。一些有道德有學術的賢良之士想為君主效力，這些小人就衝上前來‘咬’他們，講他們的壞話，這就是國家中的惡狗。君王身邊的近臣是‘社鼠’，執政當權的小人就是‘惡狗’，君王怎麼能不被障蔽、蒙騙，國家又怎麼能沒有憂患呢？”晏嬰善於勸諫，曾經在一日之內就三次指出齊景公的過失，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過”。
一次，齊景公到公阜去巡遊，他麵向北方，望著齊國，十分感歎地說：“嗚呼！要是古人都長生不死，那將會是怎麼樣的狀況呢？”晏子說：“我聽說，從前上天認為人死去是好事，對仁義之人來說是永久的安息，對不仁的人來說是永久的製裁。假如古時的人都不死，齊國的丁公、太公還統治著齊國，桓公、襄公、文公將輔佐他們，大王您恐怕隻好頭戴鬥笠，身著短衣，手拿農具，在大田之中彎腰勞作，您哪還有這樣的閑情逸致去擔心死呢？”景公覺得晏嬰實在太不會講話，聽了很生氣，臉都變了顏色。
一般說來，第一印象好的人往往不是好人，第一印象壞的人往往不是壞人，何也？蓋因好人不善偽裝而壞人善於偽裝也！同樣，善提意見的人往往令人討厭，善於阿諛奉承的人總是令人高興，但前者好而後者壞。其實，如果掌握了上麵的基本原則，交友也就不難了。晏子總是責難景公，以至“一日三過”，齊國得以存續，也正是因為景公不廢晏子。現實之中，如果能夠弄清這個“知”與“交”的關係，成功並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
沒過一會兒，梁丘據駕著六匹馬拉的車子，飛奔而來。景公問：“是誰來了？”晏子說：“是梁丘據。”景公問：“你沒有看見人，怎麼知道的呢？”晏嬰說：“大熱天趕著馬車飛奔，重者馬死，輕者馬傷，不是梁丘據又有誰敢這麼幹！（因梁丘據得寵於齊景公，他做什麼事齊景公都不會怪罪，所以才這麼說）”景公說：“梁丘據與我最為默契和諧了。”晏子說；“這隻能說是相同，不能叫和諧，所謂和諧應當是君甜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互有補償，以求完美。梁丘據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順為正，怎麼稱得上和諧呢？”景公覺得他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煩，又氣得臉色大變。
過了不久，天色將晚了，景公看見西麵天空有顆彗星，就召來大臣伯常賽祭禱，以消除彗星帶來的災難。晏子說：“不行，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圍的雲氣變化、風雨異常、彗星出現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間將有變化，用這些作為凶兆，來警告不敬之人的，來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興文教，接受勸諫，廣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禱，慧星也會自動消失。可現在您飲酒作樂，不修朝政，還親近小人，寵愛優伶，厭惡禮樂法度，排斥聖賢之士，哪裏有空閑對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過祈禱除掉這一顆彗星，也將還會有新的彗星出現。”這次，景公聽了氣得說不出話來，臉色鐵青。
後來，晏子去世了。景公聞訊後從宮室走出來，背過身去，流著眼淚說：“唉！當初我和先生遊公阜，先生一日裏三次指責我的過失，如今還有誰會這樣規勸我啊！”
齊景公雖然有許多不可饒恕的缺點，但他有一樣好處卻是後代的君王很少能夠趕得上的，那就是無論晏嬰采取什麼樣的激烈的方式來對他進行勸諫，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碼沒有殺晏嬰的頭。看來，傳統社會的德治有時也並不是一無是處。
有一次，齊景公整天飲酒，喝得大醉，神誌不清，過了三天才能爬起來。晏子十分擔憂，就去見景公，問道：“大王是不是因為喝酒太多病倒了呢？”景公很不好意思地說：“是的。”晏子說：“古人飲酒，喝到心情舒暢也就行了。所以，男人們不能因為群聚歡樂而妨礙了辦理正事，女人們也不能因為群聚而影響了做手中的活計。古代的規矩，男女一同聚會，輪流敬酒應當不過五次，超過了就要受到處罰。當君王的，當然就更應該身體力行，要為民眾做出表率，這樣才能在外沒有人對國家的政治表示不滿，在內沒有人敢於胡作非為。如今您一日飲酒，三天臥床不起，外麵對國家的治理抱怨不已，身邊的近臣則趁機在內胡作非為。您這樣做，對於那些依靠法製自我約束、自我防範的人，將是鼓勵他們任意妄為；對於那些希望得到獎賞和稱讚而以此自勉的人，將是誘使他們懶得行善。如此下去，君王背離了德行，百姓輕視賞罰，那就要失去立國之本，所以希望大王一定要節製飲酒。”
還有一次，景公請魯國工匠為他做鞋。鞋帶是用黃金製成的，上麵鑲銀，用珠寶相連綴，鞋孔是用好的玉石製成，鞋長一尺，十分美觀。
農曆十月天，景公穿著這雙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為鞋太重，他隻能抬起腳，卻邁不動步子，他問晏子：“天氣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說：“大王怎麼會問起天氣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時候，聖人做衣服，講究冬天穿著輕便而暖和，夏天穿著輕便而涼爽，現在您的這雙鞋，寒天裏穿上會感到很冷，重量也超過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過分了。所以說這位魯國的工匠不懂得冷熱之度和輕重之量，破壞了人的正常習慣，這是他的第一條罪狀；他使君主讓諸侯譏笑，這是他的第二條罪狀；浪費財物而沒有實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這是他的第三條罪狀。請大王下令拘捕他，並把他交官吏量刑處置。”
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憐憫那個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個人。晏嬰卻不同意，說：“對於做了好事的人應當重賞，對花了氣力幹壞事的人要處罰。”景公聽了，知道自己無法改變晏嬰的主意，也就不說話了。
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魯國的工匠抓起來，派人押送出國境，不準他再來齊國。
此後，景公脫下那雙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個十分貪圖享樂的人，他叫人修了一個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裏的水很深。塘邊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橫梁上刻著龍蛇，立柱刻鳥獸，十分豪華。景公上穿花團錦簇的禮服，下穿白色繡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斕，腰帶上綴滿了玉石，頭戴帽子，披散著頭發，麵向南站在那裏，一副趾高氣揚的傲慢神態。晏子來見景公，景公問道：“您知不知道，當年管仲輔佐桓公稱霸時是什麼樣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問道：“當年管仲稱霸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呢？”晏子說：“我聽說：隻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與龍蛇為伍。現在您在橫木上雕龍蛇，立柱上刻鳥獸，也不過就是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經營霸王之業呢？您炫耀居室的華美。炫耀衣服的美豔，一身衣服五彩俱備，腰綴玉球，披頭散發，也不過一間房子就能包容了。您身為一國之王。萬眾之君，卻不務正業，一心用在邪門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蕩然無存了，還拿什麼來圖謀霸王之業呢？”
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慚愧，就走下堂來，來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說：“梁丘據、裔款告訴我這所房子修好了，我這才私下裏套上這身服裝，實際上是想與梁丘據開開玩笑，也叫先生來此。我現在就去別的屋子換下這套衣服，聽從先生的指教，如何？”晏嬰說：“梁丘據、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讓大王做些邪惡無聊的事情，大王哪裏知道實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條還會長出來的，大王為何不就此除去他們二人，以使今後您不再受他們迷惑呢？”
有一次，景公頭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長的袍子，一副奇形怪狀的樣子，他上朝聽政，洋洋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滿臉盛氣淩人的樣子，掃視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
晏子走上前，對景公說：“聖人的衣服都做得適中合體，而不過分華貴。這樣他的形象可以作為民眾的榜樣，去引導和影響民眾。他的行動合乎道德禮儀，有利於養生，百姓也爭相學習他的舉動儀容。現在您的這身衣服過分華貴，不能用來引導民眾；盛氣淩人、滿臉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於養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禮製，您還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說：“我聽從您的勸告。”隨後就宣布散朝，並脫去了那身衣帽，以後再也沒穿過。景公的寵妾嬰子死了。景公守在屍體旁，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皮膚都沾在席上了還不願離開。左右的人勸他，可是景公不聽。
晏子知道了這個情況，就來見景公，稟報說：“有一位方士和一位醫生，他們都說：‘聽說嬰子患病而死了，願為她醫治。”’景公一聽就高興了。他立即起身問晏子：“嬰子的病真的還可以治好嗎？”晏子說：“就他們的醫術來說，他們是十分高明的。就讓他們試試吧！請您沐浴更衣，好讓他們請鬼神來幫忙。”
景公走後，晏子讓人把嬰子的屍體裝殮入棺，都辦妥後，他去向景公稟報說：“醫生還是治不好嬰子的病，現在已經將她入殮了，不敢不向您報告。”景公聽後勃然變色，說：“先生假借醫生的話來命令我，不讓我看著，要入殮了也不讓我知道，我作為國君不過是徒有虛名罷了！”晏子說：“您難道不知道死去的人不能再複生的道理嗎？我聽說，君王行事端正，臣民跟從他叫做順；君王行僻，臣民還跟從他叫做逆。而今大王不遵循事物正理，卻做些邪僻的事情，行惡做壞事的人就會親近您，而那些能夠為您匡正過失的人與您疏遠，隻有精於奉承、讒言生事的人才可通達，賢臣良才卻被棄絕，讒言謗語充斥您的左右，邪惡行於國內。過去先王桓公因重用管仲而稱霸諸侯，因寵豎刁而走向衰落。現在大王輕慢賢能之人，卻對一個妃妾的死如此悲傷。古時的聖王也有考慮自己的私情的，但他們往往適可而止，並不影響整個行為。他們為死者送葬，但不過分哀痛。如果過分了，就會使自己陷入困境，感情不能自抑會傷害身體，過分悲傷會損害天性，這些都是聖王所必須避免的。既然嬰子已經入殮，就不再煩擾生者，棺材衣物的安排，不要妨害生者的生活，哭泣守喪，也不要影響生者的健康。如今，屍體腐朽而不葬。煩擾生者，感情不自抑而損傷自己的行為，過分損害天性，這是大王的過錯呀。因此，諸侯賓客羞於來到我國，本國的大臣也慚於守其職，如果尊崇您的行為，就不能正確引導百姓，如果隨從您的欲念，就不能保守國家。我還聽說，屍體腐爛了而不能人殮，屍體發臭還不收屍，都是對死者的一種侮辱，也是生者的恥辱，這些做法違背聖明君王本性，會遭到百姓的厭棄，這種事情，是萬萬做不得的。”景公說：“我不知道這些道理，請遵照先生的話來處理這件事情吧！”晏子又說：“一國的大小官員，諸侯四鄰的賓客，都在外麵，大王舉哀應當有所節製才是。”
孔子知道了這件事，評論說：“燦爛的明星，比不了昏暗的月亮，成全小事，不如廢棄大事，有德者的過失，比小人的長處還要強。此話說的正是晏嬰這樣的人吧！”
齊景公的寵臣梁丘據死了，景公召來晏子，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景公說：“梁丘據忠誠而且愛戴我，我打算給他辦個隆重的葬禮，為他修一座高大的墳墓。”晏子說：“我冒昧地問一句，梁丘據忠誠和愛戴大王的事情，可以讓我們聽聽嗎？”景公說：“我有所喜愛的玩賞之物，主管官員沒能為我備辦好，則梁丘據就盡其所有來供給我受用，因此我知道他的忠誠；每逢刮風下雨或黃昏夜晚找他，他必定會向我問候，所以我知道他愛戴我。”晏子說：“聽了您的話，我回答就會得罪您，不回答就是沒有盡到做臣子的責任，又怎敢不答呢？我聽說，做大臣的隻把精力放在國君身上，這是不忠；做兒子的這樣對待父輩，就是不孝；做妻子的這樣對待丈夫，叫做嫉妒。侍奉君王應當遵循的準則是：勸導國君親近其父兄，對群臣要講禮義，對人民要有恩惠，對諸侯要講信用，這才是忠；做兒子要講的道德是：鍾愛兄弟乃至於鍾愛父母長輩，對於下輩要仁慈，於朋友要誠懇，講信用，這才是孝；做妻子應該有的品德是：使各位侍妾都被丈夫喜歡，這才叫不妒。如今，舉國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而隻有梁丘據自己竭盡全力愛護您，那麼愛護您的人為什麼如此之少呢？全國的財富都歸您所有，而隻有梁丘據用他的私財供君享樂以示忠誠，那麼，忠實的人為什麼又如此之少呢？這難道不是梁丘據妨礙了您的視聽嗎？”
齊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十分感慨地對晏嬰說：“如果不是您說，我還不知道事情已經嚴重到這個地步呢？”就打消了原來的想法，修明政治。於是，齊國變得大治。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兩人悠閑地站在淄水邊觀景。景公突然深深地歎口氣，大發感慨地說：“唉，要是能夠長久地保有國家，能把它傳給子孫後代，該是多麼令人快樂的事啊！”晏子聽了以後回答道：“我聽說賢明的君主是不願意平白無辜地得到別人的擁立的，民眾也不會無端地來歸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棄民眾，倒行逆施已經很久了，卻想要長久地保有國家，難道這是可能的嗎？我聽說，能長久保有國家的人，都是能把事做到底的人。諸侯並立，能夠自始至終為善的人被尊為長者；學習也是一樣，士人一同進學學習，能夠善始善終的人就會成為老師。當年，先王桓公開始任用賢才、引導推行德教時，曾使麵臨滅亡的國家得以生存，使已經滅亡的國家得以複生，使危殆的國家得以安定，所以民眾擁護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師遠征討伐暴虐，將士百姓雖然勞苦但無損於他的完美。桓公衰敗，是因為他放鬆了德行修養而追求享樂，迷戀女色並聽信讒言，百姓因為他的統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譴責他的行徑，以至死在王宮而無人報告，屍體腐爛，生了蛆蟲也無人收屍。這時，他的下場比起暴君桀、紂更加可悲。《詩經》上說：‘沒有哪件事和哪個人沒有開頭的，但很少能夠做到善終。’不能善始善終的人，是當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對待百姓如同仇敵，見到善事就像怕燙著一樣地迅速避開，擾亂國家，傷害賢良，必然遭到大眾的反對。對民眾為所欲為，對臣下肆行誅戮，恐怕災禍早晚會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經年老了，不能再聽候大王的調遣了，大王如果不能變更自己的行為，那麼我就辭官，隻求保持晚節而已。”
晏子去世已有十六年了。一天，景公請群臣一起飲酒作樂。席上，他乘興起身射絮，脫靶而沒有射中，但堂上卻響起一片喝采聲，好像從一個人嘴發出來的一樣整齊。景公頓時顯得十分不快，他歎了口氣，隨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這時弦章來晉見，景公很有感慨地對他說：“弦章啊！自從晏子去世後，再也聽不到別人說我有什麼過錯了。”弦章回答說：“現在，大臣都極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歡穿的衣服，他們就跟著穿：大王樂意吃的食物，他們也就跟著吃，就好比那透明的尺蠖一樣。吃了黃顏色的東西，身體就變成了黃色的，吃了綠顏色的東西，身體就變成綠色的。”景公聽了感激地對他說：“說得對，我不能聽信讒諛之人的花言巧語了。”就賞給弦章五十車魚。
弦章從宮中出來，看見給他送魚的車子堵塞了道路。弦章上前撫摸著趕車人的手說：“當年，晏嬰多次謝絕了國君的賞賜，是為了幫助國君，所以對國君的過錯從不隱瞞，今天的大臣是為了取得利祿而拚命討好國君。我要是接受了這五十車魚，就違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則，而迎合了讒諛之人的欲望。”弦章堅決謝絕了景公給他的魚。
君子說：“弦章廉潔的行動，正是繼承了晏子遺留下來的好品德啊！”
晏子的這種作風甚至影響到了他的車夫的妻子。晏嬰身為齊國宰相，公務十分繁忙，常常出使各國。每次外出，為了顯示齊國的威風，自然要儀仗隆重，侍從眾多，駟馬高蓋，威風凜凜，然而，晏嬰本人卻總是顯出十分謙恭的樣子。
晏嬰的車夫，坐在高高的車蓋下麵，卻趾高氣揚，揚鞭策馬，甚為得意，一付小人得誌的樣子。他不僅在外邊這樣，就是回家後，也還是驕矜自得，旁若無人。他的妻子見他見識短淺，沒有出息，不知進取，想催他上進，就多次與他爭辯，他卻不以為然，依舊我行我素。其妻常於門縫中，窺視其外出禦車時的姿態，見其仍舊意氣滿腹，驕橫無比，就非常生氣。待他歸來後，其妻就跪拜說：“賤妾不才，不能侍奉貴人，請您讓我走罷。”車夫聽了，非常驚異，詢問道：“我身為相禦，進出威風無比，你難道還有什麼不滿意，你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嬰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卻能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他總是那麼謙和自恭，顯得寧靜沉穩，抱負深遠。如今夫你身高八尺，體魄雄偉，卻為人仆役，為人駕車，不圖進取，不以為恥，反而得意揚揚，自以為滿足，我覺得你不是個有出息的人，因此請求離開您。”車夫聽了他的妻子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羞愧不已，決心改正。從此以後，每逢駕車外出，他總是竭力克製自己，謙和待人，以彰晏嬰之德。時間久了，晏嬰頗感奇異，就詢問其中的緣故，車夫便以實相告。晏嬰見其妻出言不俗，禦者也還算有誌向，便舉薦他做了齊國的大夫。
晏嬰對齊景公的勸諫實在是無時不有，無處不有，無奇不有，竟然還始終得到了齊景公的信任，不僅沒有被殺頭，還能得以善終，身後榮譽無量。即使在我們今天看來，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因此，晏嬰也應該算是夠幸運的了，比起那些一言不慎就被殺頭滅族的大臣，他還能要求什麼呢？
實際上，晏嬰的為相之道僅僅是以柔克剛，他隻能用陰柔和緩的辦法來阻止齊景公的一些很不適當的行為，至於更多的，他恐怕就做不到了。
景公飲酒作樂日夜不分，一次，他喝得寂寞，半夜裏他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
前導官到晏子家敲門說：“國君駕到！”晏子身穿上朝時禮服，站在門口問：“諸侯該不會有什麼變故吧？國家該沒有重大事情吧？如果不是這樣，大王為什麼不在正常的時候而深更半夜屈駕來找我呢？”景公說：“美酒醇香，美妙的音樂，我願與先生共同享受它。”晏子回答說：“鋪設座席，擺放祭品，都有專人負責，我不敢參與。”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他遭拒絕後，便命令手下人說：“轉移到司馬穰苴家（當時齊國的大將）去。”前導官到了鑲苴家門口敲門說：“國君駕到！”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門口，問景公：“諸侯莫不是有軍事行動了吧？大臣中莫不是有人反叛了吧？如果不是這樣，大王為什麼深更半夜屈駕來此找我呢？”景公說：“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樂，願與將軍一同分享。”穰苴聽後說：“鋪設座席，擺放食物，有專人負責，我不敢陪同。”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他再遭拒絕後，便命令手下的人說：“到梁丘據（齊景公最寵愛的佞臣）家去。”前導官到了梁丘據家敲門說：“國君駕到！”隻見梁丘據左手拿著琴，右手提著竽，邊走邊唱前來迎接。景公一看就樂了。他說：“太好了，今夜我可以痛飲了。如果沒有晏子、穰苴這兩位大臣，誰來幫助我治理我的國家呢？要是沒有梁丘據這位大臣，誰來與我一起盡情享樂呢？”
也許，晏嬰的這些做法還是受到了管仲的影響。當初，管仲、鮑叔牙和召忽三人受命輔佐三位公子，召忽不願意。說：“百年以後，國君下世，如果有違反國君的命令而廢棄所立並篡奪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願活著了。何況，參與齊國政務，受君令而不能改變，侍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廢除，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任務。”管仲說：“我的想法不一樣，我們是受君命、奉國家以主持宗廟的，豈能為一個人而死呢？隻有國家滅亡、宗廟被毀、祭祀無人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這三件事，我就要活著。我活著對齊國有利，我為什麼要死呢？”管仲的境界是很高的，晏嬰雖然有管仲的遺風，隻是沒有管仲的誌向。
君子說：“聖賢的君主，都有益友、賢臣輔佐，而不用苟且貪樂的大臣。這點景公比不了聖明之君，但他對各種大臣都能重用，所以也就僅僅能夠維持國家不被滅亡而已。”
顯然，晏嬰已經沒有了管仲的宏圖大誌和雄才大略，他不可能像管仲那樣從整體上替齊景公規劃大業了，但他又確實能夠盡心盡力地輔佐齊景公，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也隻能是僅僅保住齊國不至於滅亡罷了。晏子生逢末世，我們也不能對他有更多的要求。
在後代也有許多皇帝能夠接受大臣的勸諫，雖然不像齊景公對晏嬰那樣寬容，但知錯能改，也就難能可貴了。
在中國古代的官製中，給事中就專門負責審核皇帝所下達的命令是否合適，如果不合適，就有權力駁回。宋高宗紹興年間，這一職務由耿直的王居正來擔任。有一次，皇帝想特別地賞賜一下太醫。因為太醫王繼先給皇帝看好一些病，當時很受皇帝的寵幸，為了獎賞他，宋高宗決定提拔他的女婿擔任浙江的稅務官，聖旨傳到了王居正的手中，卻不能通過，予以退回。宋高宗十分生氣，召見宰相，問道；“你們也經常請醫生看病嗎？”宰相們回答：“是的，我們都請過醫生看病。”宋高宗又問：“那麼，你們是怎麼酬謝醫生的呢？”大臣們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但隻好據實回答說：“有時送酒，有時給錢，有時給綢。按病的大小、治療的效果如何給予相應的報酬。”宋高宗聽了，就加大聲音說，“我在宮中用了醫生反而不能酬謝嗎？我的聖旨就不用再下了，你們告訴王居正。讓他自己起一份下達就行了！”
宰相們小心翼翼地退下來，他們趕快去見王居正，並勸他說：“聖上的意思就是這樣了，這不是什麼大事，這是件小小的事兒，你就不要堅持了吧！”王居正不置可否。請求麵見皇帝。於是，宋高宗召見了他，十分生氣地重申了以前的話。王居正一點也不害怕，並且反駁說：“臣子之家給醫生的報酬和朝廷給醫生的酬謝是大不相同的，一般人家是按醫生的功勞大小給予報酬答謝，但宮內就不可了。王繼先這類人，用自己的微末之技求得了皇上的俸祿，享受著做官的榮耀，難道不正是為了使用他們的醫術嗎？一旦他們失職，重則處以刑法，輕則趕走！就算醫療有效，也僅僅是能應付本職而已，賞賜他們的錢財，想必已經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國家平白無故地增添一個官職，那就很不恰當了！我不想讓陛下輕易開這個門路。”
宋高宗恍然大悟，說：“你說得對呀！”當天就下令收回成命。古人雲：有仁君方有直臣，這似乎是是一條定律。那麼，什麼是仁君呢？其實隻要允許別人提意見，不因為提意見而隨便整人、殺人也就夠了。
名相品格
在中國的宰相譜中，呂蒙正似乎並不十分出名，但實際上他無論是私德還是公德都大有過人之處。他以剛正寬厚的品格三度為相，享盡天年而壽終正寢，這在中國宰相中是極其少見的。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官僚多如牛毛，但絕大多數是隨生隨滅，如同芸芸眾生一樣湮沒無聞。能夠在曆史上留下一點痕跡的隻是極少數，尤其能夠進入名相行列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了。但縱觀中國曆史上的名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剛直。看來，剛直的性格是成為名相而流芳百世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宋朝初年的呂蒙正就是這樣一位名相。
呂蒙正（公元944年—1041年）字聖功，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進士第一。累遷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曾經為相，與趙普同為宋朝初期的宰相。趙普是宋朝的開國老臣，但他十分推許呂蒙正。淳化年間，呂蒙正被降為吏部尚書，後來又複相。他主張內修政事，結好鄰邦，彌兵省財，後來曾出判河南府。真宗即位，進左仆射。在宋朝建立宋以來，曾經三度為相的隻有趙普與呂蒙正兩人。
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趙匡胤突然去世，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在太監王繼恩的幫助下，在什麼“金匱之盟”的輿論支持下，搶先一步繼位，史稱宋太宗。宋太宗的繼位是兄終弟及，不太符合傳統的子繼父業的習慣，因而在朝野上下引發了不少議論，宋太宗為籠絡人心，取得新的支持力量，便大規模開科取士。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一次開科，便錄取了五百名進士，數量之多，是前無古人的。呂蒙正就是在這次考試中獲得了進士第一名的。
由於這個特殊原因，宋太宗對這一批進士當然要特別重用。呂蒙正以進士第一名的身分，被授作監丞，升州通判，賜錢二十萬，並允許如遇到對百姓不利的事情，可通過驛站直接向皇帝報告，並在不長的時間內迅速升至宰相。一般說來，呂蒙正當然隻有對宋太宗感恩戴德的份，但他卻常常觸犯龍顏。
下麵這段呂蒙正與宋太宗的對話在中國曆史上是十分有名的。有一次，宋太宗元宵燈節設夜宴，顯得非常高興，呂蒙正等人侍宴。宋太宗大概覺得自己這個皇帝做得已經很好了，似乎沒有耐心等待別人的吹噓，自己先按捺不住地自吹自擂起來。他說：“五代之際，生靈塗炭，周太祖從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鎮）率軍南歸，百姓慘遭劫掠。當時地上有火災，天上有彗星，看到這些的人都感到十分恐懼，紛紛說天下不會再有太平之日了。現在，朕親理政務，萬事和諧，朕常常感念上天的賜福。不過，現在國家安定，人民富庶。才知道治亂全在於人，並不在於天啊！”
趙光義的這番話並不能說完全脫離當時的實際情況，但隻是當皇帝的不應這樣狂妄自大，他很想得到大臣們的應和，但在座的大臣們聽了卻很不舒服，結果大家都不說話，局麵很是令人尷尬。這時，呂蒙正站起來說：“天子所在的京城，各種人才物產都聚集在這裏，所以才顯得十分繁華，但在京城外幾裏的地方，就有許多人因凍餓而死去，還有很多人不得飽暖，天下還沒有像陛下說的那樣繁榮。願陛下放遠目光，戒驕戒躁，勵精圖治，那是天下百姓的福份。”宋太宗自討沒趣，臉色變得很難看，不再說話。呂蒙正卻一臉正氣，回到座位上。後來，大家都稱讚他敢講真話。
有一次，宋太宗曾打算派人出使朔方，讓宰相物色既有才幹、又能擔此重任的人。呂蒙正向宋太宗推薦了一個人，宋太宗很不喜歡那個人，不同意他去。過了些天，宋太宗再三詢問使臣人選問題，呂蒙正仍然推薦那一個人。宋太宗很不高興，朝廷中有那麼多人，你為什麼偏偏要推薦那個人呢？這豈不是要故意跟我過不去嗎？他對呂蒙正說：“你怎麼這樣固執？”呂蒙正說：“不是臣固執，而是陛下沒有體諒到臣的良苦用心。這個人可以為使臣，其他的人都比不上他。臣不想討好迎合皇上而貽害國家。”君臣的態度都很激動，群臣大氣不敢出。最後，宋太宗采納了呂蒙正的意見，派他推薦的人去出使朔方。事實證明，呂蒙正推薦的那個人確有才幹，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呂蒙正的性格還十分寬厚。他是太平興國二年（977年）進士第一名，因受宋太宗的賞識與重用，他從通判升州（今河南唐河縣西南）到任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成為宰相，僅用了十二年時間，當時也不過四十二歲。引起別人的嫉妒，是理所當然的事。
呂蒙正剛入朝堂時，有個人指著他說；“這小子也是參政？”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大的侮辱，憑著他當時的權力也完全可以處置這件事，但呂蒙正假裝沒聽見，從那人麵前走了過去。和呂蒙正一起準備上朝的同僚，對呂蒙正都很敬重，聽了這話後，憤憤不平，非要問清楚那人姓甚名誰，呂蒙正連忙製止說：“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麼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還是不知道為好。”
對待別人的惡意誹謗和陷害，他也能處之泰然。有一個名叫張紳的人，是蔡州（今河南汝南縣）知州，因為貪汙被呂蒙正奏準皇帝免去官職。有人對宋太宗說：“張紳家境富裕，不會去貪汙的，這肯定是呂蒙正挾私報複張紳。呂蒙正貧寒之時，曾向張紳借錢，張紳沒借給他，他便懷恨在心。現在呂蒙正任宰相，便有意加害張紳，以泄心頭之恨。”宋太宗聽人這麼說，也怕冤枉了好人，沒有經過調查，便下命恢複張紳的官職。呂蒙正知道以後，沒有向宋太宗進行辯解，他相信事久自然明白。
淳化二年（991年），呂蒙正因為直言敢諫而被罷相。此後考課院重新考察官吏，發現了張紳貪汙的證據，宋太宗便將張紳貶為絳州（今山西新絳縣）團練副使。淳化四年（993年），呂蒙正複出為相，宋太宗覺得當初錯怪了呂蒙正，便對呂蒙正說：“那張紳果然犯了貪汙罪。”宋太宗本來覺得呂蒙正肯定會表白自己的冤屈，並稱讚皇帝的聖明，但呂蒙正不辯也不謝，什麼也不說，隻當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呂蒙正早年的經曆是十分曲折艱苦的，他的一些故事被編成戲文演唱，廣為流傳，可以說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說的就是當初呂蒙正的父親有好幾個寵妾，對妻子劉氏（呂蒙正的生母）漸漸疏遠，劉氏因此與其發生矛盾，於是，劉氏和呂蒙正被趕出了呂家。離開呂家後，劉氏發誓不再嫁，生活非常艱苦，母子二人相依為命。後來，呂蒙正考中進士，步入仕途後，家境當然與以前大不相同了。但呂蒙正不計較父親當初的行為，他把父母接到家中，同堂異室而居，照顧得十分周到，重新成為一家人。對於這一點，時人和後人都稱道不已。
在廉潔自律這方麵，呂蒙正也是十分突出的。他深受皇帝的信任，可以說是一言九鼎，因此，就有許多人到他那兒以求升遷，對這樣的人，呂蒙正巧妙地予以回絕。有一次，朝中有人向他獻上一麵古鏡，自稱能照見方圓二百裏以內的東西，希望送給呂蒙正。呂蒙正笑著說：“我的臉隻有一隻碟子那麼大，怎麼用得上這照見方圓二百裏的鏡子呢！”在不動聲色中打消了送禮者想因此來謀求升官的念頭。
呂蒙正還大有識人之明，並有古人的“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風度。呂蒙正識人、薦人，是不論親疏遠近的。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呂蒙正告老還鄉，回到洛陽，頤養天年。大中祥符年間，宋真宗東封泰山，西祀汾陰，祭拜宋太宗趙光義的永熙陵。經過洛陽時，兩次到呂蒙正家中看望。宋真宗想尋找一些人才，便問呂蒙正：“你的這幾個兒子中，誰可以擔當重任，能有大用？”呂蒙正回答說：“臣的這幾個兒子都不中用。但臣有個侄子，叫呂夷簡，現在在穎州（今安徽阜陽縣）任推官，他具有宰相之才，可有大用。”宋真宗記住了呂夷簡這個名字。後來，呂夷簡果然成為宋代的名相。
一個叫富言的人同呂蒙正有來往，他十分佩服呂蒙正的學識，就想讓他看看自己的兒子怎麼樣。有一次，富言對呂蒙正說：“我的兒子已經十幾歲了，我想讓他進書院讀書。”呂蒙正答應了，並讓富言把兒子帶來讓他看看。呂蒙正一見富言的兒子，便吃驚地對富言說：“這孩子將來的名位會和我一樣，而功勳會遠遠超過我。”於是呂蒙正讓富言的兒子與自己的幾個兒子一起讀書，富言的兒子叫富弼。富弼後來曾兩次任相，也是宋代的名相。
與中國曆史上的其他的名相比較起來，呂蒙正雖然沒有什麼卓越的功勳，但那是由於他所處在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造成的，而他的剛直寬厚的品格，卻是其他一些名相所不具備的，他也正是以此名世的。
王導糊塗得真是不容易！王導其人雖然輔佐了東晉元、明、成三帝，但自己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誰說王導真的糊塗？王導縱容不法，甚至無視叛亂，誰說王導不糊塗？該糊塗處糊塗，不該糊塗處不糊塗，是乃真明白！
呂蒙正曾封萊國公，享年六十八歲，贈中書令，死後諡曰文穆。當然，呂蒙正的際遇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是他生在極其尊重士人，“不殺士大夫”的宋代，如果是在別的朝代，呂蒙正也許早就嗚乎哀哉了！
東晉的開國功臣王導在這方麵做得恰到好處。王導（276年—339年），晉代琅琊臨沂人，出身士族，有膽略。在洛陽時與琅琊王司馬睿友善。永嘉元年，晉懷帝任命司馬睿為安東將軍，出鎮建業（今南京），王導相隨南渡為安東司馬。
永嘉五年（316年），後漢攻占長安，西晉滅。當時，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王導聯合南北士族，擁司馬睿稱帝，稱晉元帝，都建業，史稱東晉。五馬渡江以後的東晉宗室零落，內外軍政大權旁落毫無實力。
王導在創建和維護東晉政權上，費盡心機。沒有他，東晉很難建立，即使建立也會分崩離析。
當時江南是三國孫吳政權故地，西晉滅孫吳後，南方士族受到排斥，便一直對晉室和北方士族心懷不滿。這樣，王導處境其實很難，外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壓力，內有南北士族紛爭。其實王導才是東晉政權的實際締造者。以他的權勢完全可以稱帝，而他竭誠盡忠地維護晉室。
王導值得稱道的地方並不僅在於忠誠，而且在於此人比當時許多人具有更高明的政治眼光。他深深地認識到，司馬氏宗族雖然衰落，但存著在彌合各種棘手的社會矛盾的功效，北方僑姓隻有在晉朝旗號下才有理由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隻有在晉室的旗號下才能抗拒來自北方的各種壓力。王導維護晉室，實際是維護穩定的政治局麵，是高瞻遠矚的表現。他注重籠絡南方士族，調和南北士族的矛盾，曆仕元、明、成帝三朝，在極艱難的情況下完成濟三朝的偉業。
終東晉一世，糊塗之風盛極不衰，“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王導的的糊塗策略是根據東晉具體的情況而製定的，這並不說這種策略事事處處都有效，但有的時候其效用往往是妙不可言的。當然，這是一種十分微妙的策略，非有大智慧者不可使用。正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其實，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糊塗之材還真的不少，洪邁在其《容齋隨筆》中就列舉了能夠無為而治的七位大臣。
漢初曹參繼蕭何之後為漢惠帝時宰相。他繼續推行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為了使國家政治、經濟政策能夠一脈相承，曹參對蕭何製訂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動，他自己很清閑地沉醉在酒鄉之中，什麼事也不管。他的屬下飲酒，曹參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屬下辦事稍有小誤，也往往代為遮掩。屬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參的作為，報告了惠帝。惠帝查問此事，曹參忙伏拜在地。頓首謝罪，問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聖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與先帝相比！”參又問道：“陛下察臣才，與故丞相蕭何比，誰優誰劣？”惠帝不知參所問為何，還是答道：“恐不及蕭丞相。”參這才說道：“陛下所言聖明，確實如此。從前高祖及蕭丞相定天下。法令、製度都已完備，今陛下垂拱臨朝，臣等能守職奉法，遵前製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繼承前人了，難道還想勝過一籌嗎？”惠帝聽了以後，才了解了曹參的真正意圖，說：“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請退下休息吧！”
曹參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參為政，竟得謳歌。他本人原來就擅長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這倒還在其次，關鍵是漢初在經過了長期的戰亂之後，也正需要休養生息，所以，蕭規曹隨，無為而治，似乎並不能完全歸功於曹參，實在是由於劉邦和蕭何任人得當的明智。
東晉王導也是一個十分有頭腦的人，他的性格有些與當時的名士相近。他曆仕元、明、成三帝，主張治理國家，應清靜無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過多地處理政事，當別人誤解他的時候，他總是說：“現在的世人都說我無所事事，但後人一定會思念我無所作為給國家帶來的穩固和安寧。”
東晉另一位宰相謝安也是非常有胸懷和見識的人，他主張不必事必躬親，他誌向遠大而性情疏闊，在輕鬆愉快中就把國家治理得很好。
唐宰相房玄齡、杜如晦輔佐李世民治國安邦，形成了唐初貞觀之治的局麵。然而，史書上對他們功勞的記載遠不如他們實際上所建立的多。他們雖然對前代的製度多有改革，但他們也有著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一麵。
宋初趙普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收攏人心、團結官吏，尤其是對待官吏的過錯，他特別注意要慎重對待，甚至主張不予處理，以寬容的態度來順其自然。每當收到士大夫之間相互告發和揭短的文書，不看一眼就扔進提前準備好的兩個大甕中，裝滿了就燒掉。這就防止了官吏之間勾心鬥角、危害國家，保證了大宋江山的穩固。這好像是不負責任，但實際上對維護當時的安定團結起了積極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賢相，每當各種建議呈報上來時，他都不批準，而主張不變祖宗之法，並對人說：“我以這種方式報效國家，也就足夠了！”
曹參、王導、謝安、房玄齡、杜如晦、趙普、李沆七位顧命大臣，雖身處顯位，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然而，為了國家從不嘩眾取寵，從不宣揚自己的名聲，真不愧是賢明的宰相！當然，更不能說他們是無所作為的宰相。
房弼：疏忽大意，被人所害
以己觀人，就是以己心度他心，以個人的經曆、學識、觀點、內心思想為標準、為參照來判斷他人的思想活動。
北魏節閔帝時期，爾朱榮把持朝政，另一個大臣賀歡帶兵攻打爾朱氏，以清君側為名，因此能得人心，聚集了正麵力量，最後功成，殺了爾朱榮一家。
爾朱榮的弟弟爾朱世隆在外省為將，招兵買馬準備報仇雪恨。他的一個部將叫房弼，當時任青州刺史，是一員著名的猛將，對爾朱氏一家向來忠心耿耿。他招集部下，欲割手臂以血為盟，齊心協力、盡心盡力去幫助爾朱世隆。
都督馮紹基是房弼的助手，深得房弼的信任，但他卻一心想輔佐節閔帝，便想伺機除掉房弼。一天，馮紹基對房弼獻計說：“現在天下大亂，人心不齊；要表現真誠之心，如果冒著嚴寒，割心前之血為盟，豈不是更能得天下人之心？”房弼是個血陛之人，直腸子，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就招集所有部下和當地老百姓，當著眾人的麵，在冰天雪地裏，亦裸著上身，氣壯聲雄地叫馮紹基動手。
看著馮紹基微微發抖的手，房弼禁不住笑了，罵道：“快動手，老子冷著呢！”馮紹基一鼓勁，舉刀割房弼胸前時，稍一用力，就把房弼殺死了，帶著人馬投奔節閔帝。
對手下人判斷不準，把奸賊當作忠臣看，房弼吃的虧可謂大矣。對不善識人者來講，這便是前車之鑒。
秦檜：不計小過，為我所用
對待人才不能求全責備，要“重大節，恕小過”，隻要人的重大節操沒有逾越界限，小節即使有所出入也是無所謂的。若是棄之不用，有些不安分的人才便會趁機作亂，讓你後悔莫及。
宋朝的時候，奸臣秦檜當權，有個書生模仿他的筆跡，以他的名義寫了封信去拜謁揚州太守。太守發現這是一封假信，就將這封信送給了秦檜。秦檜見了這人，反給他一個官當。有人問秦檜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此人有膽量以我的名義寫信，就不是一般的人物。如果不用一個官職將他束縛住，他就會逃到北方，或者逃到南方去為我們的對手效力。”
狡猾的秦檜為了不使自己日後陷入諸多麻煩中，任用有過之人，可見其奸詐。但是，心懷天下之憂的範仲淹采取了與秦檜截然不同的方法，結果自然也大相徑庭。
宋仁宗時，韓瑜任陝西安撫使，範仲淹任陝西宣撫使，共同抵禦西夏。有姓張、李的兩個青年，想為韓瑜和範仲淹出謀劃策，又不好自薦，就刻了一個石碑，將自己的才幹德行吹噓了一番，讓人抬著這個石碑從韓、範二公麵前經過。韓、範二人見了，反而起了疑心，沒有重用他們。後來，這兩個人就逃到西夏去了，化名張元、李昊。西夏國主元吳聽說了此事，十分好奇，就請他們去麵談，發現兩人果然有才。元吳非常高興，將他們視為謀臣，後來這兩人成為大宋西部邊境的大患。
“重大節，恕小過”是正確用人的一個重要方略，合理使用，會收到重賞嚴懲所達不到的效果。物無全美，人無至善，美中有不足，長中亦有短，如何正確對待人才的短處和小過，可以說是用人者得失成敗的關鍵。
袁紹：侮辱謀士，失去天下
漢南天帝建安五年，袁紹和曹操決戰於官渡。兩軍對壘，曹操軍糧將盡，於是修書一封，急派使者前往大本營，令許昌的官員速運送糧草到官渡前線。不巧曹操的使節在途中被袁紹軍捉住，押解給袁紹的謀士許攸。許攸搜出了曹操缺糧的告急信，就向袁紹報告這一重要情報，說：“曹操屯兵官渡，與我相峙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偷襲許昌則許昌可破，而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將盡，可乘機兩路夾擊之，獲得全勝！”袁紹說：“曹操詭計多端，這封告急信是誘兵之計，不可從。”許攸說：“曹操南來與我決戰久矣，糧草告急屬實，今若不乘機取許昌，必反受其害。”
正說話間，忽有使者自袁紹的大本營鄴郡來，呈上袁紹的謀臣審配的信，說許攸在冀州時，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侄們收取民間雜稅為己有，已經把他的子侄下獄。袁紹大怒，指著許攸大罵道：“濫行匹夫！還有麵目向我獻計！你與曹操有舊，想今你受他財賄，為他做奸細，今天來騙我！本當斬首，今權且留一顆頭，快滾出去，今後不許見我！”
許攸所獻之計實為高策，他退出後，仰天歎曰：“忠言逆耳，豎子不足與謀！吾子侄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複見冀州之人乎！”就要拔劍自刎，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一句話點醒了許攸，於是許攸投奔曹操去了。
曹操聽說許攸來投，欣喜若狂，來不及穿上鞋子，赤著腳跑出帳外迎接許攸，曹操把許攸迎入帳內，跪地向許攸求拜。許攸慌忙扶起曹操曰：“公乃漢相，我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曹操說：“你是我的故友，豈敢以名爵相分上下！”許攸說：“我不能擇主，屈身袁紹，他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投奔於你，望收用我。”曹操大喜道：“你肯來我處，幫我成大業，我正求之不得，請快獻破袁之法。”
許攸和曹操青年時期就是朋友，這次投奔受到如此禮遇，非常感激，就向曹操獻破袁之術：“我有一策，不過三日，使百萬之眾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曹操喜出望外，說：“願聞良策。”許攸說：“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由蠢將淳於瓊把守，他是酒色之徒。公可選精兵詐稱袁紹的將領帶兵到鳥巢加強糧草保護，乘機燒其糧草輜重，則其軍不出三日自亂矣！”
曹操聞計大喜。第二天，親領五千兵馬，打著袁軍的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向烏巢進發，深夜突進烏巢，襲擊守衛的袁軍，放火燒了袁軍的糧草，活捉了袁軍守將淳於瓊。曹命割去耳、手指以辱之。袁紹大軍聞烏巢失守，無糧草接濟，全軍大亂，曹操乘勝追擊，官渡之戰袁紹大敗，曹操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一個人才有時遠勝於千軍萬馬。袁紹剛愎自用，對謀士許攸的計謀不但不采納，反而侮辱他，而曹操則禮賢下士，采納了許攸的計謀，襲擊袁軍糧草基地烏巢，袁軍大敗。《三國演義》對此評論道：本初（袁紹字）豪氣蓋中華，官渡相峙枉歎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爭得屬曹家？袁紹辱士失天下，為後人所嘲笑。這就是不善識人，亂猜疑造成的後果。我們應引以為戒。
王維：偶遇韓幹，苦心育才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用人方麵，人們也常注重與自己誌同道合的人，而忽略那些與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才。這也是選才中的一個誤區。即“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在中國曆史上，能失“異量之美”的人少之又少，而關於“識同體之善”的例子卻數不勝數，例如王維識別韓幹一事。
著名的唐代詩人、畫家王維，字摩詰，原籍祁，後隨父遷居蒲州。他17歲時就寫出了膾炙人口的詩篇《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即“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太極元年，20歲的王維寫出了長詩（（？各陽女兒行》；開元初中進士，擔任了掌管音樂的“大樂丞”。以後官職不斷升遷，最後做到尚書右丞，故世稱“王右丞”。他在繪畫方麵，有一超越前人的“絕技”。對於山水畫，以前的吳道子著重於線條的勾勒，對於色彩特別是線條和色彩的結合，似乎並不注意；展子虔、李忠訓等工細嚴整，特別注重色彩，給人的印象是色彩異乎尋常的絢爛、華麗。而王維不施色彩，專用墨的濃淡渲染而成。這一水墨畫效果，不但顯得清幽淡遠，而且很適於表現山川煙潤的神韻，別有一種灑落的情趣，更富有詩情畫意。所以宋代才子蘇東坡稱讚王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王維晚年時居住在藍田別墅。在那裏，他欣賞農園風光，賦詩作畫。一天，王維正在描繪一幅山水畫，突然從院子裏傳來一陣嗬斥聲。他出門一看，原來是家人們正圍住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斥責。“怎麼回事？”王維問。管家忙跑過來解釋：“這個孩子是酒店來送酒的，不知好歹，在地上亂畫。”王維一聽“亂畫”，不由地湊過去看。隻見小孩子以碎石做筆，在地上畫了不少人物，還有車馬之類，雖不嚴謹深刻，倒也形象動人。王維一詢問，才知道這個孩子名叫韓幹，是酒店的小夥計。他酷愛畫畫，便趁剛才送酒等人的機會，把沿途所見畫了下來。王維把他略加打量一番，認為他雖然幼稚，但頗為機靈，又如此用心、好學，便把他領到自己的畫室，讓他參觀各種畫幅，還問了他一些繪畫方麵的事。韓幹如旱苗得雨，如饑似渴地觀看著每幅作品，還一再表示他大開眼界。王維很喜歡他，就問他願不願意跟隨自己學畫。韓幹感到喜從天降，眼含熱淚，俯地而拜，還說了些感謝與不負師恩的話。隨即，韓幹辭去了酒店的差使，搬到王維院中。
王維對韓幹寄托著很大希望，把自己多年來的繪畫經驗毫無保留地一一傳授給他。韓幹憑其聰明才智和異常的勤奮，在不少方麵漸漸表現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氣勢。王維十分滿意，就又把他推薦給大名鼎鼎的畫馬專家曹霸，讓他進一步深造。十多年後，韓幹的畫馬技術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偏材之人隻能賞識跟他們質地相同的人，隻能“識同體之善，而失異量之美”。王維不是兼材，他在繪畫和音樂方麵很有造詣，但其他方麵則稍遜一籌，所以他隻能識別與自己誌趣相投的人。但像王維這種人才，正因為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裏有較高的見解，所以他們所識別的人才必定是後起之秀。故而偏材並非一無是處。所以，一方麵用人者要揚長避短，合理任用人才；另一方麵，用人者避免自己犯“識同體之善”的錯誤。
狄仁傑：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在用人方麵，有時重用一個賢能之士，而這個賢能之士由於他的善於識人，由於他的才智和德操的廣泛影響，加上他的心胸寬廣，重視人才，就會以其為中心，而聚積起一個人才群落，使事業享用不盡。宋代的範仲淹是如此，唐代的狄仁傑也是如此。
唐代的狄仁傑，為武則天的寵臣，他也是個公心舉薦人才的賢臣。狄仁傑多次在朝廷上直麵諫諍，武則天也不得不每每曲意從他。
武則天一次問狄仁傑：“我想得到一個賢能之士來重用，你認為誰可以呢？”
狄仁傑說：“我不知道陛下要用來幹什麼？”
武則天說：“我想用來作將相。”
狄仁傑說：“若說文章學識，為人謙和，那麼蘇味道、李嶠兩人都可以作相。但若必須選卓然超群的奇才，那荊州長史張柬之是最佳人選，雖然他年齡偏大，但確實為宰相之材。”武則天得到狄仁傑的推薦之後，就提拔張柬之作了洛州司馬。但過了幾天，武則天又讓狄仁傑推薦。
狄仁傑就說：“我前次向陛下推薦張柬之，陛下還未用呢。”
武則天就說：“我已經提拔他了。”
狄仁傑則說：“我推薦的是宰相之材，並非作司馬之材。”
隨後武則天就提拔張柬之為秋官侍郎。經過極短時間的考驗，終於任張柬之為宰相。
狄仁傑還先後舉薦了姚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全都位至重臣，大有作為。
因為狄仁傑舉薦的人很多，有人就譏刺狄仁傑說：“天下桃李都出自你的門下呀！”
狄仁傑則說：“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狄仁傑的這個回答是很深刻的。薦賢舉士如果是為謀私，那肯定是為了給自己樹立私黨。如果為國薦賢，唯賢是舉，就沒有任何可擔憂的。
如果人人都把為國舉賢當作幹事業的當先要務，那麼就沒有一個人會懷才不遇，也沒有一個人才會滯散於鄉野而不得施其能、展其誌，幹任何事業都不會缺乏智力資源。“非無賢才、患不知人”的擔憂，也就會釋然自解。
劉邦：不信讒言，重用陳平
在任用人才時，人們往往把他人的評價當作一個重要的參考，殊不知，這可能會使人偏聽偏信，從而扭曲事實，是非混淆，讓人才蒙受不白之冤。其實，惜才愛才並不僅指善待人才，從生活的細微處關心人才的成長，還意味著不要因為某些謠言而否定人才，努力去了解他的最為真實的一麵，有時甚至要接納他的缺點和不足。
劉邦就是一位十分惜才愛才的君主。當有人中傷陳平時，他並沒有輕易相信，而是坦誠地和他交談，從而澄清了事實，避免了偏聽偏信所造成的後果。
據《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陽武戶牖鄉有一個名叫陳平的人，年少家貧，博學多才。他自幼與兄嫂住在一起，其兄在家種田，讓他外出遊學。陳平長大以後，眉清目秀，體魄健壯。有人問陳平：“你家裏這樣窮，你吃的什麼長得這樣健壯？”他的嫂子非常討厭陳平不管家裏的事情，不幫哥哥種田，因此說道：“身體那麼好有什麼用？”陳平的哥哥聽到妻子這樣說弟弟，很不高興。
陳勝、吳廣起義後，在陳稱王，並派周市去平定魏地，封魏咎為魏王，和秦軍在臨濟交戰。陳平就告別了兄長，帶領一群年輕人加入了魏王咎的反秦隊伍。魏王任命他為太仆，他多次向魏王獻良策，魏王不但不予采納，反而聽信有些人散布陳平的壞話。陳平知道後便離開魏王逃走了。
後來，陳平聽說項羽在黃河邊上與秦軍作戰，於是便又投奔了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封陳平為信武君，打敗殷王受降而歸。過了一段時間。楚漢戰爭爆發後，殷王反楚投漢，項羽因為陳平是定殷的將領之一，所以要殺害他。陳平得到消息後，急忙把將印和項羽賜金封好，命人送給項羽，獨自佩劍逃走，去投奔漢王劉邦。
陳平經好友魏無知的推薦，得到了漢王劉邦的召見。經過與其交談，劉邦知道陳平很有謀略，是個奇才，於是就拜陳平為都尉，並兼任自己的侍衛和參謀，監督軍隊。
灌嬰對漢王劉邦這樣重用陳平感到不滿，便在漢王麵前說陳平的壞話：“別看陳平相貌堂堂，長得漂亮，他也不一定有才能。聽說他在家中同他嫂嫂私通，品行不端；先跟魏王，魏王不容，後又投奔項羽，項羽不用，才來歸漢。現在大王授陳平重任，命為監軍。我們聽說他曾經收受諸將的錢財，誰送得多他就對誰好，誰送得少就對誰不好。像這樣反複無常的亂臣，你應該警惕。”
漢王劉邦召見陳平責罵他說：“聽說先生過去侍奉過魏王，不合意又到項羽那裏，現在又到我這裏來了。請問，守信用的人怎能這樣三心二意？”陳平非常坦率地回答說：“魏王咎非常固執，不納忠言，我才投奔項王；項羽誌大才疏，任人唯親，他所信任的人。隻是他的本家兄弟子侄，姻親好友，即使無能也把他們當成棟梁之材。對於其他人，即使是天才、奇才，他也不予重用，所以我就離開了項王。聽說漢王重視賢才，任賢使能，所以我才來投奔於你。離開項羽時，我把他賞給的東西和錢財，全部送還了他，現在我兩手空空，不接受別人的錢財我就無法生活，這難道是我的錯嗎？如果大王認為我的計策有可取的，就把我留下；如果聽信別人的傳言而不用我的計策，請大王準許我回家。這些金錢都還未用掉，我原封交回好了。”漢王劉邦聽後，覺得陳平的話很有道理，便向陳平道歉，又賞賜了陳平許多錢財，並拜他為護軍中尉，讓他監督和考察所有的將官。從此，諸將不敢再說他的壞話了。
後來楚兵攻漢，切斷了漢兵退路，把漢王劉邦圍困在滎陽城。時間一長，漢王非常憂慮，問陳平道：“天下這樣紛亂，什麼時候才能平定呢？”陳平回答說：“項羽對人表麵上恭敬仁愛，所以那些廉潔講禮的人大多數歸附於他。但他對於有功之臣的論功行賞，卻太吝嗇了，因此也有不少有才之士不願跟隨於他。現在大王你傲慢少禮，廉潔之士不來；然而大王你能給有功的人以重賞，那些貪財之人都來投靠你。如果你能把雙方不足的地方去掉，吸取雙方的長處，天下就可平定了。然而大王不尊重人，不能得廉潔之士。楚國的骨幹之臣，不過是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等幾個人罷了。大王隻要出重金行反間之計，離間他們君臣的關係，項羽又剛愎自用，猜忌心強，必定內亂，自相殘殺，那時出兵攻之，就一定能夠滅掉項羽。”漢王劉邦認為陳平這一計策非常好。
陳平很有奇才，為何三易其主？很值得人們深思。陳平去魏王那裏謀事，魏王非常固執，不納忠言，所以陳平又投奔項羽。項羽誌大才疏，任人唯親，不講政策，使人才無用武之地，因此，陳平無奈便又投奔了劉邦。但是，因為陳平三易其主，引起了不少讒言，遭到懷疑，什麼“品德不正”、“三心二意”、“反複無常的亂臣”等等。幸虧劉邦能夠調查研究，問個明白，要不陳平隻得告辭回家了。劉邦重用了陳平，陳平為輔佐劉邦滅掉項羽、建立漢業起了重大作用。
管仲：違背常情，侍君有疑
能夠製定法律，建立規章製度，並會富國強兵的人，稱之為法家，管仲與商鞅，就是典型的法家。管仲不但能建法立製，富國強兵，且在識人方麵有獨到見解。他與齊桓公之間有一段精彩的識人對話：
管仲生病，桓公見他病得不輕：趕緊請教治國之道，管仲建議桓公不用易牙、豎刁、啟方三個無用的大臣。
桓公說：“易牙殺自己的兒子給我吃，這個人不能信賴嗎？”
管仲說：“愛自己的兒子乃人之常情，他對自己的兒子都那麼殘忍，對君王又有什麼不敢做的呢？這人的忠心可疑。”
桓公說：“豎刁自宮以便能服侍我，這個人不能信賴嗎？”
管仲說：“愛自己的身體也是人之常情，他對自己的身體都那麼殘忍，對君王又有什麼不敢做的呢？這一點也要注意。”
桓公說：“啟方服侍我已經有十五年了，絲毫不敢懈怠，他連父死都不敢回去奔喪，這個人不能信賴嗎？”
管仲說：“愛自己的父親乃人之常情，他對自己的父親都那麼殘忍，對君王又有什麼不敢做的呢？”
管仲死後，桓公接納管仲的建議，把易牙等三人流放遠方；過了三年，桓公覺得國家治理得不夠好，又把三人召回。過了一年，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趁機作亂。重病的桓公被易牙與豎刁軟禁，活活餓死在病榻上。餓死之後，三個月不給安葬，屍體上都長滿了蟲子。桓公的慘死，應驗了管仲所說的話。
管仲當年曾為齊桓公兄弟競逐王位而刺殺齊桓公未成，齊桓公不但沒把管仲殺了，還任管仲為相，可見齊桓公在用人方麵有一定的氣度與見識，難怪他能成為霸主！可惜的是，他仍和很多人一樣，理智被小人的奉承服侍蒙蔽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可見這種軟性的、溫情的人性攻勢對一個人心誌的腐蝕力量有多大！或許可以這麼說，凡是人，都需要這種逢迎服侍，因為這種服侍逢迎讓人感到舒服，齊桓公也是人，當然也有這種需求！隻是任何人隻要顯露了這種需求，危險就來了！而且權力越大，危險就越大！
管仲對人才的任用有獨到的觀點，他對易牙、豎刁、啟方的評語更是一語中的，發人深省。至於對三位小人的觀察，從行為推論動機及心態，頗有可取之處，值得多加體會。
管仲有五點識人的方法值得參考：
（1）察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察也。意思是：認識了一個人的喜好與厭惡，就可以知道他的長處與短處；觀察一個人交友的詳細情況，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好人了。
（2）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意思是：提拔於人，必須觀察其是否能有始有終；廢除壞人，必須預防其窮凶極惡。好人要堅持美德，誠非易事；壞人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會原形顯現，幹出惡劣的事情。
（3）凡論人有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意思是：驕傲的人必定自滿，這種人不會進步，個人素質停步不前，不是可用的人才。
（4）凡論人而還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意思是：不懂得學習前人的東西，而一切從自己開始，絕不是高人智士。
（5）釣名之人，無賢士焉。意思是：凡是借用前人或名人聲譽的人，肯定不是賢人。
總之，觀察人才要注意其做事的動機、堅守社會道德的水平和本身所具有的素質。隻有掌握了這些內在品質，才能比較確切地分析和預測他的可用程度。也就是說，用人者應學會由現狀推知未來，由本質預測發展。
英雄法——論材辯能的方法
“英”和“雄”是兩種素質的人才。二者皆屬偏材。且概念涵義及其區別甚大。雖然如此，作為一種素質或才能。它們卻是緊密相連的。若想取得成功。二者缺一不可。但英才和雄才可以各有偏重。且“英”的比重應該大於“雄”的比重。因為“英”與“雄”的比重的多少，是決定一個人勝負的先天因素……“英雄”觀。即使在當今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中依然有其用武之地。他告誡領導。德才兼備的人是少數。在識人時，切不可求全責備，過於苛刻。
聰明秀出謂之英
膽力過人謂之雄
英以其聰謀始
雄以其力服眾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
【譯文】
草木中精華秀異的叫作“英”，野獸中特別優秀的稱作“雄”。文武才能出類拔萃的人，取名“英雄”。因此，人倫中才智出眾的稱作“英”，膽力過人的稱作“雄”。這是稱謂上的大致區別。如果比較這兩種素質的比重，就要相互配合。“英”與“雄”各有二分，相互各取對方一分作為補充，然後才能各有成就。
【原文】
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譯文】
為什麼這麼說呢？聰明屬於“英”的氣質，如果得不到“雄”的膽力，其學說見解就不能夠實行。膽力是“雄”的天分，如果得不到“英”的智慧，其事業就沒有智慧的保證，就不能夠成功。因此，英才出眾的人，以他的智慧發現機會，以他的聰明預見事物發展的趨勢，憑借“雄”的膽力使其主張得以推行。具有雄傑稟賦的人，以他的膽力懾服眾人，以他的勇敢排除困難，憑借“英”的智謀獲得成功。然後“英”和“雄”的優勢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如果聰明，就應該在事情的開端就開始謀劃，但如果不能夠識別時機，那麼就隻能坐而論道，不能有具體的成就。如果有足夠的聰明，既能夠在開始時就有謀劃，也能夠識別時機，但在勇力方麵不足以付諸行動，如果是這樣，就隻能夠按常規辦事，不能夠應付突然出現的局麵。如果隻是膽力過人，但勇氣不能夠配套並行，這樣隻可以成為有力氣的人，卻不能夠成為出類拔萃的領先人物。如果隻是力氣過人，在勇氣方麵也能夠付諸行動，但在判斷事物的智慧方麵有所欠缺，這樣的人可以成為先鋒，不足以成為將帥。因此，聰明可以從開始就預知未來，智慧足以識別事物的關鍵，膽力可以決斷定奪，然後才能成為英才，張良正是這樣的人。氣力過人，勇敢足以行事，智謀也足以判斷事由，才可以成為雄才，韓信正是這樣的人。英和雄的成分在一個人身上表現不相同，以其所占比重的多少來稱作英或雄。但是，無論英還是雄，都是偏至之材，隻能夠擔任人臣。所以英可以為丞相，雄可以為將領。如果一個人身兼英才和雄才，就能夠成為領袖人物，劉邦、項羽便是如此。
【原文】
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範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譯文】
然而，英的氣質應該多於雄的氣質，英的成分不能少。如果英的氣質少，有智謀的人就離去，所以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也有順應時事的明智，卻不能夠聽取采納不同的意見，有一個範增不用，因此陳平之類的人物都離他而去。高祖身上英的成分多，所以能夠招攬群雄，英才也歸附他，兩種人材都得其所用，因此劉邦能夠最後安定天下。英與雄氣質的多和少，是決定勝負的先天因素，隻有英而沒有雄，雄才就不會服從；徒有雄而沒有英，有智謀的人就不會歸附。所以，雄才可以得到同樣的雄才，不能夠得到英才。英才可以得到英才，但不能得到雄才。因此，一個人身上兼有英才和雄才。就能夠招攬和駕馭英才與雄才。能夠支配英才和雄才的人，就能夠成就大的功業。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
【譯文】
我們把植物中長得特別奇異秀麗的稱為“英”，而把動物中長得特異突出的稱為“雄”。文武才能出類拔萃的人，我們稱之為英雄。在各種人才當中，才智出眾、聰明敏捷的一類叫做“英才”，而膽力過人的一類叫做“雄才”，這是在名稱上大體的不同。如果要考察“英才”與“雄才”這兩種素質在人的才能中所占的比重，那麼就應該讓二者相互配合。如果“英才”與“雄才”各有兩分，那麼就各取對方的一分加以配合，這樣協調配合之後它們才能各自發揮出作用。
【原文】
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
【譯文】
為什麼這麼說呢？聰明的人，具有“英才”這種資質，但卻沒有“雄才”所具有的膽力，他的學說與見解就得不到推行；有膽力的人，具備“雄才”這種資質，卻不具備“英才”的智慧，他的事業就無法取得成功。因此，英才出眾的人，用他的智慧來出謀劃策，用他的聰明來預測事物發展的趨勢，這時隻需再借助於雄才的膽略力量，就可以使他的主張、計謀得以推行實現。具有傑出雄才的人，用他的膽略力量來壓服眾人，用他的勇敢來排除一切困難，這時隻需再借助於英才的智謀，他就可以建功立業了。這就是說英才與雄才需要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互相彌補對方的不足。
【原文】
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
【譯文】
如果一個人的智慧足以出謀劃策，但卻沒有預知事情發展狀況的聰明才智，那麼他隻會不切實際地空談，而不能處理現實生活中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聰明才智，既能在事情開始時就有所打算，又能在事情進展過程中見機行事，卻沒有足夠的勇氣將其付諸行動，這樣他隻能按照常規辦事，卻無法應付變幻莫測的形勢。如果一個人力氣過人，卻沒有做大事的勇氣，那麼他隻能成為一個大力士，卻做不了戰場上的先鋒。如果一個人力氣過人，又有將思想付諸行動的勇氣，卻沒有足夠的智慧去進行判斷，那麼，他可以成為先鋒，卻不能當將帥。
【原文】
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
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才。人臣_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劉邦、項羽是也。
【譯文】
因此，一個人必須既要有足夠的智慧在事情開始時就進行謀劃，又要有足夠的聰明才智在事情進展過程中隨機應變，還要有出眾的膽力進行決斷定奪，然後才能成為出眾的英才，張良正是如此。一個人既要氣力過人，又要有足夠的勇氣敢於去行事，還要有足夠的智謀去進行決斷評判，然後才能成為傑出的雄才，韓信正是如此。英才和雄才這兩種資質在一個人身上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我們根據這兩種資質在人身上所占比重的多少來命名這個人。所以，我們稱一些人為“英才”，而把有的人稱為“雄才”。但是無論是英才還是雄才，都屬於偏才，隻能擔任大臣的職務，所以英才可以擔任丞相，而雄才可以擔當將領。如果一個人身上兼具英才和雄才兩種才能，就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劉邦、項羽正是這樣的人。
【原文】
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範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譯文】
然而，在一個人身上，“英才”的比重應該大於“雄才”的比重，英才的成分絕對不能少。如果一個人身上英才的成分少，那麼有智謀的人就會離他而去。所以盡管項羽力大無窮，也具有隨機應變的機智，卻不能聽取不同的意見。身邊雖然有範增這樣的謀士卻不會使用，致使陳平等人都離他而去。漢高祖劉邦的“英才”資質多一些，所以群雄紛紛服從於他，英才也都歸順於他。這兩種人才，劉邦都能得心應手地使用，所以他才能先後吞滅秦國，打敗楚國，安定天下。一個人身上“英才”與“雄才”比重的多與少，是決定他勝負的先天因素。如果隻有“英才”而不具有“雄才”，那麼具有“雄才”的人就不會服從於他；隻有“雄才”而不具有“英才”，那麼有智謀的人就不會歸順於他。所以隻具有“雄才”的人能得到同樣有雄才的人的輔佐，卻得不到具有出眾英才的人。隻具有“英才”的人，能收服同樣具有“英才”的人，卻得不到具有超群“雄才”的人。因此，一個人隻有兼具“英才”和“雄才”兩種成分，才能同時駕馭“英才”和“雄才”兩種人才。隻有能夠支配“英才”和“雄才”兩種人才的人，才能成就豐功偉業。
【事典】
開國雄才與固權英才
正所謂創業容易守業難，能開國並不是一定能固權，而固權往往比開國更難更重要。中國的封建王朝真是怪，要麼是宦官專權，要麼是外戚執政，政權總是在這兩個輪子上轉，一姓政權要想天長地久，那真是千難萬難。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國人其實非常解放，無不敢想。無不敢幹。西方許多國家的王室維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兩千年，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人生來就容易做開天辟地的夢，許多人還真的心想事成，否則，中國曆史上哪來的那麼多的朝代呢？
然而，開國要有“道”。若回過頭來看看，就會發現權力的轉換有這樣一條重要的“曆史規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後繼者才能完成大業。
中國曆史上，陳勝、吳廣首倡起義，但來勢雖猛，卻很快被秦軍鎮壓下去，陳勝、吳廣也隨之身亡。在陳勝、吳廣起義的旋風裏，項羽、劉邦分別拉起了各自的隊伍，在抗擊秦軍的過程當中，“壯大了人民隊伍”，最後滅亡了秦朝。後來楚漢相爭，劉邦戰勝了項羽，建立了西漢王朝。在反隋的農民大起義中，翟讓、李密領導了瓦崗軍，竇建德曾建夏國，杜伏威等人也領導了一支強大的起義軍。這三支義軍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後來反隋的關隴貴族李淵、李世民父子既鎮壓了農民起義軍，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開國也是如此，成吉思汗雖具雄才大略，也隻是統一了蒙古各部落，稱為大汗，到了其子孫的手裏，才滅了金國和南宋，統一了中國。明朝的建立跟漢朝、唐朝的建立極其相似。韓山童、劉福通首舉義旗，創建紅巾軍，聲勢浩大，元朝為之震動，但不久便敗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領義軍一部度過難關，獲得了發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敗了陳友諒的另一支義軍，最後建立了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爾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樣，隻是統一了各個部落。但他雖稱清太祖，實未統一全國，真正的清朝的開創者，是他的後代。其實，如果把漢朝看作西漢和東漢兩個部分，不僅西漢建國是如此，東漢建國也不例外。西漢末年，綠林、赤眉起義軍把王莽的大軍打得一敗塗地，但最後成功的不是首倡起義的王匡、王鳳和樊崇等人，而是隨之起義的漢室宗親、南陽豪強地主劉秀。劉秀後來壯大了自己的勢力，攻滅了義軍，重建了漢朝，稱之為東漢。
如此算來，中國古代競有一大半王朝是以這種方式建立的，為什麼始作俑者很難成功，而後繼者卻易於成功呢？其實，這並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換代的一種規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簡單，這就是始作俑者雄氣十足，而少英才：一、始作俑者往往隻能對舊的王朝作猛然的一擊，大多不能持久，起義隊伍要經過一個分化重組的過程。二、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夠做政治家的人，隻能振臂一呼，逞血氣之勇，缺少一個淘汰選擇的過程，因缺少經驗，所以易於敗亡。相反後繼者有三條優勢，其一是舊的王朝已受重創，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易於將其擊垮；其二是繼承了前人的經驗，不必再走前人的彎路：其三是領導者多是從艱苦的鬥爭中磨練篩選而來，具備了英與雄兩種品格。因此，也就易於取得成功了。
那麼，開國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麼？毫無疑問，是固權。所以，固權乃開國帝王第一義也。
開國皇帝何以比其他後繼皇帝更需固權呢？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開國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各色人等都有混進開國隊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將來會釀成大禍。其二是開國期間有許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誅殺，則功高震主、才大壓主和權大欺主三位一體，將來必成後患。
至於第三點，則要計之長遠，為子孫謀劃了。關於這一點，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謂意味深長。史載朱元璋要賜死開國功臣李善長時，太子朱標曾向朱元璋進諫說：“皇父誅殺的人太多太濫了，恐怕有傷和氣。”朱元璋聽了，默無一語。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來，將一根長滿刺的荊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撿起來，太子麵有為難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讓你拿著棘杖，你認為棘杖上有刺，怕傷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擔憂了。我現在誅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用意嗎？”誰知太子卻是一位飽讀聖賢之書的書生，聽了父親這話，大不以為然，反而叩頭道：“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這話明擺著說朱元璋是一個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當即提起身前的幾案擊打太子。幸虧太子在驚慌中拋出負子圖，使朱元璋憶起了與馬皇後背負太子同陳友諒作戰的艱難歲月，太子才免遭殺戮。
在中國曆史上，為鞏固權力而殺人最多的開國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屬了。朱元璋興藍黨和胡黨大獄，殺人數萬。開國功臣誅戮殆盡，確實避免了異姓王的造反，但他算盡心機。卻無法避免骨肉相殘。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終於奪了建文帝的權，對親族誅戮之殘酷，可謂史無前例。
曆史不是一匹馴服的馬，像朱元璋那樣徹底地殺掉功臣。很難維持長久；像東漢光武帝劉秀那樣“以柔治國”，未殺一個開國功臣，而是與之結為姻親，但裙帶的柔情終於抵擋不住旺盛的權欲，還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專權的巨大弊端；那麼舍其兩極，取其中間，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結合的辦法是否可以呢？中國的曆代王朝中也做過不少這樣的嚐試，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樣才能避免殺戮和混亂呢？難道曆史就是用鮮血和權力的“棘杖”組成的嗎？
孟子說：“不嗜殺者能一之。”其意是說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這一萬古不變的信條，在曆史上實現了多少呢？
進退自如的曠世英才
劉邦說，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不如張良；輸糧草、保供給，治國安民，不如蕭何；親臨前線，揮兵殺敵，不如韓信。其實，張良的作用遠不止此，他決不僅僅是軍事家，更重要的是獨具慧眼的政治奇才，進退自如的曠世奇才。
曹操曾說：“亂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麵，劉邦確有過人之處。開國之初，劉邦曾和韓信等群臣議論過各位將領的才能。劉邦問韓信說：“你看我能不能統率百萬大軍呢？”韓信說：“不能。”劉邦又問：“能否統率十萬軍隊呢？”韓信說：“不能。”劉邦生氣地說：“依你說，我能帶多少兵？”韓信說：“能帶一萬就不錯了！”劉邦反問道：“那麼，你能帶多少兵呢？”韓信毫不客氣地回答說：“至於我麼，越多越好。”劉邦既不解又氣憤地問：“既然這樣，為什麼我做皇帝。你隻能做將軍呢？”韓信回答說：“陛下雖不善將兵，卻善將將。”劉邦自己也曾總結說，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不如張良；輸糧草、保供給，治國安民，不如蕭何；親臨前線，揮兵殺敵，不如韓信：但其長處就在於善於“將將”。
中國曆代的統治者都極其注意收羅人材，能否收羅住人材，在其有無德行，但能否認識人材，卻在於其智識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僅能得人而不能識人，則所得皆庸才；隻能識人而不能得人，則人才皆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與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但在用人上麵，卻以知人為首。無其才而使當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當其任，則必不能久居。無其德而使居其位，則必敗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則必遠遁。若在征戰之事、權力之爭中，一旦知人有誤，必有大禍，這樣的例子，也就不必再舉了。
真正的智者決不是那些拘泥於教條的人，而是那些善於與世推移的人。然而，要想與世推移，又談何容易，那是必須有才識的。漢朝的張良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楚、漢相爭時期，劉邦曾被困在滎陽，他為了爭取各方的支持，讓酈食其為他出謀劃策，計謀一出，立刻遭到了張良的堅決反對，他就是從社會發展、形勢變遷和人事轉化三方麵來分析和確定當時的策略的。可以說，劉邦之所以能夠勝利，全在於張良的這一分析和預測，否則，必敗於項羽之手。今天看來，這場在政治預測方麵的交戰猶自驚心動魄。
張良、韓信、蕭何被成為“漢初三傑”。然觀張良之智，遠在其他“二傑”之上。韓信為呂雉擒殺，自不待言，就是蕭何，也是小心翼翼，要不時地想個辦法，作點姿態，甚至有些是自汙的事情，以去除劉邦的疑心。惟有張良，功蓋韓、蕭，而從不擔心疑忌問題。更有意味的是，張良早年刺殺秦始皇，後來追隨劉邦滅秦興漢。晚年卻閉門學道，從赤鬆子雲遊天下，實是進退自如的曠世奇材，實是中國曆史絕無僅有的一人。
張良身體經常有病，從來沒有單獨帶領過軍隊，而是作為出謀劃策的大臣，經常隨從漢王。漢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項王把漢王重重包圍在滎陽城裏，漢王憂心如焚，與酈食其商議怎樣去削弱楚國的力量。
酈食其說：“過去商湯討伐夏桀時，封夏桀的後代於杞：周武王誅殺殷紂王時，封殷紂王的後代於宋。現今秦朝殘虐無道，用殺伐滅亡了六國，使六國後代連立足的地方都沒有。陛下您如果重新擁立六國的後代為王，這些人必然會爭著擁戴陛下您的大德大義，情願做為您的臣子和姬妾。大德大義風行於各諸侯王那裏，您就可以西南稱霸，楚國也必定整肅衣冠，畢恭畢敬來朝謁您。”
漢王說：“很好。趕快催促刻六國王印，先生出發分封時就可以帶印前往了。”酈食其的這番話，即使在現代讀者看來，似乎也覺得合情合理，但經張良一分析，我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果按酈食其的話去做，那就大勢去矣！
酈食其還沒有走，張良從外邊來謁見漢王。漢王正在吃飯，說：“門客中有人給我獻上一個削弱楚國力量的計策。”就詳細具體地把酈食其的計策告訴了張良，說：“子房，你看怎樣？”
張良說：“是誰給陛下出這樣的計策？陛下的事業完了。”
漢王說：“為什麼呢？”
張良說：“我請借您麵前的筷子，為您指畫形勢。過去商湯和武王討伐夏桀王、殷紂王而封他們的後代，是有把握置桀王、紂王於死命，現在陛下您有把握置項羽於死命嗎？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謀的第一個原因。周武王進入殷朝，標榜商容的裏門，到箕子門前撫車軾示敬意，修封比幹的墳墓，現在陛下您能做到嗎？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謀的第二個原因。把殷紂王積粟之倉钜撟裏的糧食都發散出去，把殷紂王儲財之所鹿台的財物都分發出去，用以接濟貧窮的人，現今陛下您能嗎？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策的第三個原因。在殷朝的戰事一結束，就停罷軍用的車輛改作乘人之用，把刀槍劍戟都倒著裝載，表示不再用了，現今陛下您能這樣做嗎？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策的第四個原因。把軍馬散放在華山的南邊，表示沒有什麼用處了，如今陛下您能這樣嗎？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策的第五個原因。把運輸軍需用的牛馬都放牧在桃林塞的原野上，表示天下不再有運輸與積聚，現在陛下您能這樣做嗎？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策的第六個原因。而且天下的遊說之士，離開自己的父母，拋棄了祖墳邊的熱土，離開有交誼的老朋友，跟從陛下您，隻是日夜盼望能得到很小一塊土地。今天去擁立六國的後代，沒有土地去封有功勞的人，遊說之士各自回去給自己的主公幹事去了，跟自己的家人團聚，與老朋友會麵，誰還跟陛下您去奪取天下呀？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策的第七個原因。楚國不強還倒罷了，強則六國必屈服跟從楚國了，陛下您去哪裏尋找在您麵前稱臣的六國後代呢？這是不能采用這個計策的第八個原因。如果您用這個計謀，陛下的事業就完了。”
劉邦聽了。停止吃飯。把嘴裏的飯也吐了出來，罵道：“這小子，差點壞了我的事業。”下令催促銷毀六國的王印。
張良的這番話實在是太厲害了。前半部分還倒罷了，後半部分尤為振聾發聵，幸虧劉邦能及時醒悟，如果不聽張良之言或是晚聽張良之言，別說打敗項羽，建立漢朝，恐怕自己也已死無葬身之地了。
張良的政治預測可謂是極其正確的，就在他說了這番話不久，占據齊地的韓信就派使者來見劉邦，要求封他為齊地的假王，劉邦一聽，勃然大怒，覺得韓信不趕快來救援自己，還趁火打劫，要挾封王。但後來聽了張良的勸說，竟封他為真齊王，從而穩住了韓信，打敗了項羽。如果按酈食其的計策封了齊國的後代，那韓信早就背叛劉邦。由此可見，漢朝的興亡成敗，有一大部分是捏在張良這位政治預測家的手裏的。由此來說，張良豈止是“運籌帷幄，決勝千裏”，說他是一位獨具慧眼的政治奇才，亦無過譽之嫌！
人材與長城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誰是真正的長城？這長城不是深溝壁壘，不是險關要塞，而是人，是真正的將材。
王昌齡《出塞》詩說：“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誰是真正的長城？這長城不是深溝壁壘，不是險關要塞，而是人，是真正的將材。
在春秋戰國時期，地理位置最不好的就是趙國了。為什麼呢？因為趙國不僅要像別的諸侯國一樣來同其他諸侯國進行你爭我奪的殊死搏鬥，關鍵還要應付來自北方匈奴民族的騷擾和入侵。趙國為了這一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光修築長城就有數千裏長，後來秦始皇修長城，就是在趙國長城的基礎上連接延伸而成的。趙武靈王提倡胡服騎射，也是為了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進攻而采取的一項在中國曆史上非常有名也非常成功的改革。
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趙國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將領，這個人就是李牧。
李牧是趙國北部邊境上的良將，他曾在雁門任太守，防範匈奴。他因地製宜，設置官吏，從集市上收得的稅收都交給將軍官署，作為部隊的經費。每天殺牛來犒勞士兵，讓部隊練習騎射，對報警的烽火台也管理得十分經心，還派了許多密探去探聽匈奴的情況，士兵的待遇也很優厚。
李牧規定：“匈奴要是進犯，我們馬上收兵進入城堡，有誰敢不聽軍令去抓敵人的，就處斬。”這樣一來，由於連年不出戰，匈奴認為李牧膽小，連趙國守邊的部隊也認為自己的將軍膽小懦弱。於是，趙國上下議論紛紛。
趙王聽信了眾人的議論，便責備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趙王生氣了，把他召回，派別人來代替他帶兵。一年多後，匈奴兩次來人侵邊境，將領領兵出戰，但屢次失利，損失了許多士兵、百姓和牛羊，邊境上的百姓不能種田和放牧。趙王似乎明白了李牧的道理。
後來，趙王又請李牧出來守邊。李牧在家關起門來，一般不外出，聽說趙王又要起用自己，就堅決推托說自己有病，不能擔任這一職務。趙王強迫他出來帶兵。李牧說：“如果您一定要起用我的話，我還是得使用先前一樣的辦法，如果您允許了我，我方敢奉命。”趙王答應了他的要求。
李牧又按照過去的規定辦事，整整一年匈奴一無所得，然而終究還是以為李牧的膽子小。邊境上的將士由於每天都得到李牧的賞賜，卻沒有機會為他出力，心裏都感到著急，都願意與匈奴決一死戰。
於是，李牧就選出了戰車一千三百輛，戰馬一萬三千匹，勇敢的將士五萬人，善射箭的士兵十萬人，指揮他們進行作戰演習。李牧首先讓百姓把牲口都放到城堡之外去放牧，滿野都是百姓的牛羊。匈奴就有小股敵人人侵，李牧的軍隊假裝被打敗，讓匈奴掠去了不少百姓和牛羊。匈奴單於聽說此消息後，就帶領大隊人馬進犯邊境。
李牧沒有正麵迎擊敵人，而是多次布下了奇特的戰陣，張開左右兩翼的軍隊來圍攻敵人，大敗匈奴人，殺傷了十幾萬匈奴騎兵。結果，單於被打得落荒而逃。
經過這一仗，有十幾年匈奴不敢靠近趙國的邊境。
李牧的這種方法有點建立根據地的味道，但根據當時的情況來看，這種方法應該是最為安全有效的，李牧因此而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將，也是一道真正的長城。但後來他因為遭受讒毀而被殺掉了，趙國不僅失去了北方的長城，也失去了整個國防的長城。從此以後，趙國就逐漸地被秦國蠶食，直至滅亡。對於這個教訓，宋朝的蘇洵在著鍾擺論文《六國論》總結得十分明確。但曆史往往是由教訓組成的，自毀長城的士做法又豈止趙國之一時、一國呢？
雅量之材
器量有大小。器量之大小決定其才具的大小。量大者不可小用，量小者不可大用。識人的捷徑，就是看其度量的大小。
魏晉風度曆來是為人們所向往的，但要想效法，又談何容易。在《世說新語》中且節叫做“雅量”，專門記述魏晉時期某些士人豁達大度的氣量的。據說，在這方麵，最突出的要數謝安等人。
謝安做事從容不迫，處變不驚。有一次，他和朋友們一起坐船在海上遊玩，忽然，狂風驟起，白浪滔天，船被顛簸提東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嚇得麵無人色，緊緊抓著船舷，動也不敢動，隻有謝安麵不改色，依然如故，還迎著風浪吟唱呼嘯。船夫倒是有雅趣的人，以為謝安在這樣的風浪中行船很高興，就繼續費勁地向前劃船。這時狂風惡浪越來越猛，船夫卻隻顧劃船，別人都害怕提實在不行了，但又礙於麵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這時謝安才不緊不慢地說道：“像這樣的天氣，還要把船劃到哪兒去玩？”船夫這才掉過船頭往回劃。大家對謝安遇難不亂的氣度非常欽佩，從此知道，將來治理國家是非謝安莫屬了。
東晉寧康元年（373年），簡文帝司馬昱死，孝武帝司馬曜剛剛即位，早就覬覦皇位的大司馬桓溫，便調兵遣將，炫耀武力，想趁此機會奪取皇位。他率兵進駐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濱，依山為城壘，是軍事及交通重地。桓溫大兵抵達此處，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謝安是典型的“風流宰相”。謝安少有大名，隱居不仕，多次辭去征召，隻與妓女一起遊山玩水，時有“東山不出，天下奈何”的讚譽。四十多歲才出來做官，但又好音樂，即使居喪期間亦不廢。因其氣度恢弘，履險若夷，多次為國紓難，遂為名相。
當時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書謝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來就對桓溫心存膽怯，因為他曾經阻止過桓溫篡權。簡文帝在彌留之際曾命人起草遺詔，讓大司馬桓溫依據周公攝政的先例來治理國家，還說：“少子可輔最佳，如不可輔，卿可自取之。”王坦之讀了草詔，當著簡文帝的麵就把它撕碎，憤怒地說：“天下是宣帝（指馬司懿）、元帝（指司馬睿）的天下，陛下怎麼能私相授受呢？”簡文帝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就讓王坦之改詔為：“眾國事一稟大司馬，可仿照當年諸葛亮、王導輔助幼主之故事。”這樣一來，桓溫才沒有當上皇帝。現在，桓溫帶兵前來，京城朝野議論紛紛，認為桓溫帶兵前來，不是要廢黜幼主，就是要誅殺王、謝。王坦之聽了這些議論，怎能不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呢？
謝安則不同，他聽了眾人的議論，不以為憂，神色表情一如平常。實際上，謝安曾經應聘做過征西大將軍桓溫的司馬，桓溫十分了解他的才幹，明白謝安才是他篡權的最大障礙。果不出所料，桓溫此來確是想借機殺掉王坦之和謝安。不久，他便派人傳話：要王坦之和謝安兩人去新亭見他。
王坦之接到桓溫的通知，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謝安商量辦法。謝安卻神色不變，態度安詳，和往常一樣，好像沒有什麼殺身之禍等著他。王坦之說：“桓將軍這次帶兵前來，恐怕凶多吉少。現在又要我們兩人去新亭見他，恐怕是有去無回，如何是好？”
謝安笑道：“你我同受國家俸祿，當為國家效力。晉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們這一回的作為了！”說完，謝安牽著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門，直去新亭，朝廷官員也有許多人相隨同去。
到了新亭，眾人見桓溫兵營陣容嚴密，隊伍肅然，心情就更加緊張起來。剛走進桓溫大營，幾位稍有聲望的官員。惟恐得罪桓溫，馬上遠遠地向桓溫叩拜，戰戰兢兢，臉都變了色。王坦之也嚇出一身冷汗。他勉強移著腳步走到桓溫麵前。向他行禮，慌亂中竟然把手版都拿倒了。隻有謝安態度自若，不拘形跡。他穩步走到桓溫前，不卑不亢地對桓溫說：“明公別來無恙？”桓溫雖然知道謝安是個不同尋常的人物，但未料到他居然能如此處變不驚，自己反倒有些吃驚了，連連說：“好，好，謝大人請坐，請坐。”
謝安從容就座。這時，王坦之等人驚魂未定，還在渾身哆嗦。謝安在席間，說東道西，談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桓溫和他的謀士們找不到岔子，無法下手。而謝安卻在閑談時觀察左右，早已看到壁後埋伏著武士。他見已經到了應該說破的時機，便轉身笑著對桓溫說：“我聽人講：‘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意思是說如果諸侯有道德的話，那麼四鄰都會幫你防守，是用不著自己到處設防的）。’明公又何須在壁後藏人呢？”這是對桓溫的絕大諷刺，他顯得極為尷尬，急忙說：“在軍中這已經成了習慣，恐怕有突然事變，不得不如此啊！謝大人這麼說，就趕快撤走吧！”
謝安又和桓溫談笑了大半天，他那麼風度翩翩，安詳穩重，使桓溫始終不能加害於他。而王坦之卻一直呆若木雞，一言不發，待到和謝安一同回建康時，冷汗已把裏衣都濕透了。王坦之與謝安本來在治國、為人等方麵兩人都是齊名的，但經過這次風波，兩人的優劣便分出來了。
不久，桓溫生了重病，卻還想向朝廷要“九錫”（按：古代帝王賜給有大功或有權勢的諸侯大臣的九種禮器，後世權臣篡位前，常先賜九錫），便派人向朝廷請求。因為他再三催促，謝安隻好讓吏部郎袁宏起草。袁宏文才很好，起筆立就，誰知謝安偏偏故意找茬，吹毛求疵，要他一改再改，改了一個月還沒改成。袁宏雖然文才極好，但在“政治”上卻是個糊塗人，他覺得十分奇怪，自己怎麼連個詔書都寫不好，便暗中問仆射王彪之，究竟應該怎麼寫。王彪之說：“像你這樣的大才，何用修飾，這是謝尚書故意要你一改再改，他知道桓公病勢一天天加重，料定長不了，所以借此來拖延時間。”袁宏這才大悟，懂得了謝安的用心。由於謝安不動聲色地用了拖延策略，致使後來桓溫的野心未能得逞便死去。
謝安曾以八萬之眾破前秦近百萬大軍，又在不動聲色中挫敗了桓溫，屢安晉室，實在算得上是有雅量的人。後世學者，恐怕隻能徒望其項背！
守成之材
俗謂創業難，守成更難。蕭規曹隨，陳陳相因，似乎缺乏開拓進取能力。然而，有時蕭規曹隨不僅是必要的，也是休養生息，以求新的發展的最佳途徑。
現代漢語中有一個由曆史故事而來的成語，叫做蕭規曹隨。現在，這個詞的一般含義是陳陳相因，無所創建，並不是一個褒義詞。但這個成語的來曆，卻是意味深長。漢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丞相蕭何病死。呂後、惠帝遵漢高祖遺囑，召齊國國相曹參入朝，要他繼蕭何之職為丞相。曹參奉詔入朝，麵謁呂後、惠帝，接了相印，人主丞相府。
當時朝臣們都私下裏議論，說蕭何、曹參二人，與劉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後曹參戰功甚多，封賞反而不如蕭何，兩人遂生隔閡。現在曹參為丞相，必然會因前嫌，對人事做大的調動。為此，相府裏的各級官員，都感前途未卜，人心惶惶。誰知曹參接印數日，依然如故，且貼出文告，一切政務、用人都依前丞相舊章辦事。官吏們這才放下心來，守職理事。
數月之後，曹參已漸漸熟知屬僚，對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法的人員，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國文吏中，選那些年高忠厚、口才遲鈍者，補上空缺。自此，關在府中，日夜飲酒，不理政事。
有些和曹參關係密切的官員、賓客看到這種情況，都感奇怪，入見曹參，問個明白。然而，隻要見到曹參的，還沒等到發問，便被曹參邀入席中飲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沒有人能夠明白曹參的真正意思。俗話說，上行下效。參既喜飲，屬吏們紛紛仿效。相府後麵有個花園，經常有些下屬聚在園旁，飲酒為樂。飲到半醉，或舞或歌，聲音傳到了很遠的地方。曹參明知。卻裝聾作啞，不加理睬。有兩個侍吏實在看不下去，以為曹參不知，便尋機找了個借口，請他往遊後園。曹參來到園中，賞景聞聲，興致漸高，遵命侍吏擺酒園中，自飲自歌，與園旁吏聲相互唱和。侍吏見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問。
曹參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屬下辦事稍有小誤，也往往代為遮掩。屬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參的作為。報告了惠帝。惠帝因母後呂雉專權，殘酷地殺了戚姬，毒死了戚姬的兒子如意，心感憤怨和絕望，遂躲入宮中，不理朝政，借酒消愁，沉溺閨房，消遣時光。及聞曹參所為，心想：“相國怎來學我，難道因我年幼，看我不起？”正在惠帝猜疑之時，恰逢中大夫曹窟入侍。曹窟乃曹參之子。於是惠帝便對曹窟說：“你回家後，可替朕問問你父：高祖新棄群臣，皇帝年幼未冠，全依相國輔佐。現在。你的父親為丞相，隻知飲酒，無所事事，如何能治理天下？不過，你要記住，不要說是我讓你問的。”曹窟辭別歸家，把惠帝所說的話都告訴了他的父親。曹參聽後，竟然勃然大怒，不問是非，取過戒尺，打了曹窟二百下，而且邊打邊說：“天下事你知多少？還不快快入宮侍駕！”
曹參何材？守成之材也！俗謂創業難，守成更難，因此，守成之材亦為難得。蕭規曹隨，陳陳相因，似乎缺乏開拓進取的能力，實是休養生息，以求新的發展的最佳途徑。在守成中發展，應該是大材所為，這也比急躁冒進難得多，好得多！
曹窟挨打，既覺委屈，又不理解，人宮後，向惠帝直說了此事。惠帝聽後，心中更感到疑惑，翌日朝後，便將曹參留下道：“你為何責打你的兒子曹窟呢？他所說的話，都是我的意思。”曹參忙伏拜在地，頓首謝罪，問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聖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與先帝相比！”參又問道：“陛下察臣才，與故丞相蕭何比，誰優誰劣？”惠帝不知參所問為何，還是答道：“恐不及蕭丞相。”曹參這才說道：“陛下所言聖明，確實如此。從前高祖及蕭丞相定天下，法令、製度都已完備，今陛下垂拱臨朝，臣等能守職奉法，遵前製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繼承前人了，難道還想勝過一籌嗎？”惠帝聽了以後，才了解了曹參的真正意圖，說：“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請退下休息吧！”曹參回去後，依然照舊行事。百姓經過大亂後，隻求安寧，國無大事，徭役較輕，便算太平。所以曹參為政。競得謳歌，歌雲：“蕭何為相，較若畫一，曹參成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惠帝五年（前190年）八月，曹參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
曹參本人原來就擅長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漢初的社會在經過了長期的戰亂之後，也正需要休養生息，所以，曹參的蕭規曹隨政策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十分吻合的，與當時呂後專權、皇帝無能的朝廷狀況也是十分吻合的。而這一切，似乎並不能完全歸功於曹參，實在是由於劉邦和蕭何的明智。
改革者的悲劇
在傳統社會裏，中國的改革者似乎總沒有好下場。這無論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說不過去，然而，這確實是鐵打的曆史事實。
在傳統社會裏，中國的改革者似乎總沒有好下場。這無論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說不過去，然而，這確實是鐵打的曆史事實。
何以會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國難行改革的原因歸結為老百姓不願改革，其實，這很不公平。古代中國的改革，曆來跟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這倒不是說改革不涉及到百姓，而是說改革實在都是上層社會的事，與百姓的關係不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曆來是統治者對待百姓的態度。
中國的改革往往是由當權者首先推行的，同樣，也是由當權者首先阻止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願意，是否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老百姓都要被動執行。當然，好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歡迎，壞的改革措施會受到百姓的抵製，但無論如何，百姓的好惡很難影響到統治集團的態度。改革的失敗，往往來自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
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這樣的。商鞅是衛國人，起先在魏國做小官，魏惠王沒有重視他，他聽說秦國招納人才，就跑到了秦國。
秦國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它遠處西北邊陲，本來很小，名不載諸侯之籍，但它總是從其他諸侯國招納人才，利用這些人才使自己的國家一步步地強大起來。在秦國的曆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重大的曆史發展是由秦國本國的人才推動實行的，秦國的這種開放的態度以及君主的進取精神，終於使秦國吞並了六國，統一了中國。
但到秦孝公這一代，秦國還不算很強大，東鄰魏國就常欺負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就發布了一道命令，招賢納士，凡能使秦國強大的人，封高官、賞土地。商鞅好刑名之學，屬於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著秦國隻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強起來，自己到那裏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見秦孝公。他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實心理，不敢一見麵就露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是先試探性地進行交談。前兩次，商鞅給秦孝公談儒家的帝王之道，結果秦孝公大感厭煩，昏昏欲睡。這樣，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興國，於是，在第三次會談時，他拋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變法。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兩人談了三天三夜，也不覺疲勞。
秦孝公當即任命他為主管變法的官員，進行變法。
商鞅為了取信於民，先耍了一點小手腕。他在國都南門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說：“誰若把這根大木扛到北門去，就賞他五十金。”那木頭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動，而五十金之賞卻非常之多，時人以為有詐，不敢搬運。後有一個粗魯人見賞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門，結果真得到了五十金的賞金。商鞅借此在民眾中樹立了威信。
於是，商鞅分別在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前352年）實行了兩次變法，內容包括：
一、編定戶籍，實行“連坐”。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須告發，否則連坐。
二、獎軍功，禁私鬥。凡有軍功者，不論其出身貴賤，職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間不得相互械鬥，違者以嚴刑處罰。
三、獎耕織，鼓勵發展農業，增加人口。凡種地收產多者，可獲獎勵，反之，則抄沒其家，罰作官奴。
四、輕罪重罰。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麵上刺字塗墨。
五、實行縣製，集中中央的權力。
六、承認土地私有，鼓勵開荒。
七、統一度、量、衡，以便加強統一管理，集中財富。
在這些變法措施中，有兩條極其重要：一是軍功無等級，使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二是承認土地私有，使秦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商鞅變法後的秦國，迅速成為諸侯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年），秦國向魏國發動戰爭，在商鞅的策劃之下，秦國大敗魏國，收回了黃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於商地，領有十五座城邑，號為商君。
商鞅變法除了法令過於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的利益的，所以百姓並不反對商鞅。商鞅之敗，在於秦廷內部的權力之爭。變法之初，有許多舊貴族就激烈反對，原因很簡單，其中的一些條令損害了舊貴族的利益，關鍵的還是那兩條：軍功無等級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們還不敢怎麼著，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即位，舊貴族勢力就誣告他謀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在秦國無容身之地，為什麼呢？因為商君之法規定，住店要有證件，而作為潛逃之人的商鞅哪裏有證件，隻好跑到魏國，魏國人要殺他，他又隻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組織了一支軍隊，抵抗舊貴族前來逮捕他的軍隊。由於寡不敵眾，兵敗被擒。
商鞅最終遭受的刑罰是“車裂”，即把他的四肢係在馬車之上，讓馬車把他的軀體生生地撕開。其刑罰之酷，令人發指。商鞅雖死，其法還在。秦國並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發展起來，在一百年之後統一了中國。
宋朝的王安石變法雖無商鞅變法之激烈，結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說其法反複以及新、舊兩黨的交替罷黜任免。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年間提出並推行了一些變法措施，諸如在青苗農貸、農田水利、省兵置將以及向中央集中財力等方麵有所變革，這些措施確實是根據宋朝當時的社會積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動機無疑是良好的。實施的效果雖不能盡如人意，但畢竟有一些積極的成果。然而在朝廷內部，特別是一幫大臣之間，圍繞新法形成了主張變法的王安石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的舊黨，兩黨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鬥爭。
這兩黨交往了好幾個回合，一會兒新黨上台，貶斥舊黨，一會兒舊黨上台，抑製新黨，再加上勢利小人投機鑽營，使得新、舊黨鬥爭幾乎完全變成以廢、立新法為幌子來進行爭權奪利的權力鬥爭。尤其是新黨中的章悖等人，更是殘酷迫害司馬光的舊黨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貶斥至死。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至於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裏還有人去考慮。
新法時興時廢，完全成了黨派權力之爭的借口和由頭，已無什麼實際意義。最後，新法還是被完全廢除。早在新法被完全廢除以前，王安石就被棄隱居了。他還算是幸運的，沒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盡天年。
但問題是後人對王安石的看法。憑心而論，王安石實在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一位正直而十分有學問的大臣，但後人對他的評價實在令人感到心寒，且不說無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飲恨半山腰》，被收在“三言”之中，把王安石罵了個狗血噴頭，糟蹋得不成樣子，就是王安石以後的許多正直、有修養、有學問的大臣也沒有人說他是個好人，幾乎眾口一辭地說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的一次災難，是上天災異的顯現。王安石的新法像任何新生的東西一樣，必然有許多不盡合理的地方，但何至於連人帶法一起否定呢？尤其是對他的人格的侮辱，實在讓後人覺得心寒！
由王安石變法而引起的黨爭對於變法的特點來說是非常能說明問題的，那就是中國的變法絕非壞在老百姓的手裏，宮廷內部的爭權奪利才是使變法夭折的主要原因。離我們最近的戊戌變法更是如此。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光緒十六歲，按照傳統，光緒“親政”，慈禧太後也做出姿態，“撤簾歸政”。但實際上，朝廷的軍政大權仍是把持在慈禧的手裏。光緒“親政”之時，正是帝國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關鍵時刻，清朝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帝國主義得隴望蜀，其勢在徹底滅亡中國，尤其是中日海戰的慘敗，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徹底看清了中國與世界的局勢，認識到不變法就要亡國的必然趨勢。於是，首先在知識分子中間掀起了一股倡導變法的熱潮。
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要求變革社會的一次大的舉措。《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國正直知識分子極大的憤怒，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一千二百多人聯名上書，要求變法、拒和、遷都，是為“公車上書”。這次上書，不僅使清廷的頑固大臣感到震驚，還使妄圖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看到了中國人的覺醒，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但因清廷等級森嚴，“公車上書”的奏章沒有送到光緒的手裏。康有為等人十分氣憤，在二十多天後，又寫了一篇萬餘言的長篇奏章，經過輾轉反複，光緒終於看到了這篇奏章。光緒對康有為提出的許多觀點十分讚賞，並發出“上諭”，實行改革新政。當然，這種“上諭”的力量實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來罷一個人的官或是殺一個人的頭則可，要想改變積年陳舊的封建官僚體製，實行所謂的新政，那就如清風吹泰山一般地無濟於事。
康有為見自己的奏章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於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憤然上書。在八九年以前，康有為就曾向光緒上書，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書的經曆，心中十分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詞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國會及報紙天天討論如何瓜分中國的問題，而中國卻無動於衷，再不變法圖強，中國亡國有日。但這一奏章又被頑固大臣壓住不報，光緒沒有看見。後來，奏章傳開，在輿論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報刊雜誌都加以介紹摘轉。光緒也從報紙上看到了這篇奏章，深為感動，就要馬上召見康有為。
恭親王奕祿堅決反對召見康有為，其理由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員不得召見。光緒無奈，隻得派了翁同穌、李鴻章以及榮祿等人對康有為進行問話，其中翁同穌是光緒的老師，屬於主張變法的一派。他把康有為的答辭如實地報告了光緒，光緒再次為康有為的理論和態度所深深地打動。他下令收集康有為的著作文章，自己認真閱讀，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堅定了變法的信念，並特別下詔，凡康有為的奏章，隨到隨送，不得扣壓。
光緒急於變法革新，但實權卻操在慈禧的手裏，光緒實際上是個徒有虛名的皇帝。為了能夠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後索要權力，甚至有一次說出了這樣的話：“太後若不給我權力，讓我變法強國，我寧願不做這個皇帝，也決不做亡國之君。”
當時的形勢是變法的呼聲極為高漲，而朝中的守舊派卻緊緊靠在慈禧太後的周圍，不願變“祖宗之法”。為形勢所迫，慈禧不得不暫時放一點權力給光緒，讓他先變一變法，等變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殘局的姿態居高臨下地整治光緒。這種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撓變法高明得多。於是，慈禧太後在加以嚴格限製的前提下，同意光緒試行變法。
中國的變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緒和梁啟超等人獲悉慈禧太後同意變法，驚喜若狂，以為變法就可成功了。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了《定國是詔》，這實質上是變法的宣言書，詔書斥責了頑固守舊的官僚，指出變法圖強是救國的必由之路，還對頑固官僚空有救國之言而無救國之實的虛偽情狀進行了揭露。
這道《定國是詔》既表示了光緒變法革新的堅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從這一時刻開始，光緒帝接連不斷地下詔進行變革，慈禧太後則在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扼殺革新運動。
光緒在六月十一日下詔以後，於六月十六日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召見了康有為，破了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成例，並且長談達兩三個小時。在這次召見以後，光緒不僅對變法更加增強了信心，對變法的內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樣，光緒就坐在他的龍椅之上，大發革新詔書。
從下達《定國是詔》起至變法徹底被鎮壓的一百多天裏，光緒共下詔書一百一十多道，有時一天竟達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內容包括：設立學堂、學習西學、派人出國遊曆學習；改革科舉、廢除八股；獎勵創辦報刊、提倡上書建議；鼓勵修鐵路、開礦業及農工商業；獎勵新發明、新著作；撤驛站、辦郵政；裁減官員、精減機構、改訂規章條例；改革軍隊訓練、對海陸軍用新法操練；改革財政、製訂財政預算；準許旗人自謀生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