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朝國家與民族國家
公元 15— 16世紀發生的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隻是基督教內部的變革，它們雖然改變了人們對於世俗生活的態度和打破了羅馬教會一統天下的組織格局，但是卻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基督教信仰。而 17世紀發生在教會與國家、神學與科學之間的各種變革，才是使基督教信仰發生真正危機的重大變革。湯因比認為， 17世紀的變革（他將之稱為“ 17世紀宗教改革”）構成了公元 4世紀羅馬帝國基督教化以後西方文化史上的“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嶺”，它們的曆史意義遠遠超過新舊教的分裂和古典文化在西歐的複興。關於這些變革的具體內容，湯因比說道：“據我看， 17世紀由於基督教的衰退而出現的空白，是由另外三個宗教的興起來填補的。其一是對因科學技術的有組織的應用必然帶來社會進步的信仰。其次是Narionalism（國家主義）。再次是共產主義。”
意大利的人文主義並沒有真正地對羅馬教會構成威脅，人文主義者一般不敢觸犯教皇和羅馬教會的統治地位，教皇和羅馬教會則盡量以克製的態度來對待人文主義者伸張人性的要求。這種相互諒解的默契使得羅馬教會可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真正的隱患——宗教改革運動。然而就在羅馬教會把所有的力量都動員起來去壓製宗教改革時，另一支潛在的威脅力量卻在悄悄地崛起。羅馬教會隻看到了它的精神上的敵人（路德、加爾文等），卻忽視了它的物質對手。這個狡猾的物質對手就是正在發展壯大的民族國家。
牙的國家主義是舊式的，帶有濃鬱的中世紀“神國”氣息和“王朝國家”特點，在公元 16— 17世紀，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是西班牙和法國，但是西班法國的國家主義才是新興的和民族主義的。而另一個近代強國——英國自從百年戰爭以後就不再染指歐洲大陸的疆域，趁著歐洲大陸陷入宗教戰爭的大好時機潛心發展自己的國力，與歐洲大陸的西班牙和法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還有剛剛從西班牙的統治之下獲得獨立的荷蘭共和國，也迅速地成長為一個具有強盛綜合國力的歐洲大國。到了 17世紀中葉以後，當遍體鱗傷的羅馬教會終於從持續了 100多年的宗教戰爭中緩過氣來時，它驚異地發現新興的民族國家已經在天主教的法國和新教的荷蘭、英國成長為頂天立地的巨人。如果說宗教改革摧毀了羅馬教會的精神壟斷權，那麼民族國家這個近代的“安泰”則徹底粉碎了羅馬天主教會建立“人間天國”的夢想。
在中世紀，與統一的教會相對應的是分散的封建采邑，西歐的各種封國多如牛毛，彼此之間的疆界也在不斷地改變。在 13世紀以前，隻有查理曼大帝的法蘭克王國在外觀上具有一些羅馬帝國和近代專製國家的特點。然而在實質上，查理曼帝國仍然隻是一個軍事行政聯合體，在帝國的各地區之間缺少經濟上的聯係，帝國領土上的居民們也缺乏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所以查理曼一死，他的帝國也隨之分崩離析。神聖羅馬帝國自從建立以來，雖然在中世紀的曆史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但是在大多數時候隻是一個徒具虛名的空架子。在它的疆域內存在著數不清的國中之國，帝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操縱在那些反複無常的諸侯們手中。神聖羅馬帝國從來沒有像羅馬帝國一樣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除了極少數鐵腕人物如腓特烈一世等以外，一般都無力控製德國的諸侯們，而且往往還成為受製於後者的政治傀儡。正是由於這種有名無實、四分五裂的狀況，使得神聖羅馬帝國在與羅馬教會的長期較量中最終敗北。
中世紀和近代早期西歐的主要國家形態是所謂的“王朝國家”，這種國家的根據不是共同的語言、地域、民族和文化，而是王室家族的婚姻。王朝國家並不存在固定的疆域和人民，一切隨著王室的聯姻和繼承關係而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例如 16世紀上半葉的哈布斯堡王朝國家，其統治者查理五世從祖父馬克西米連一世那裏承襲了奧地利、阿爾薩斯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從祖母瑪麗勒斯、撒丁，從外祖母伊莎貝拉那裏承襲了卡斯提爾、格拉納達（阿拉贏、卡斯提爾和格拉納達共同組成了西班牙）和遠在大西洋彼岸的西印度群島。 1526年，匈牙利國王路易死後絕嗣，查理又繼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兩頂王冠。此外，他本人在任期間還兼並了意大利的米蘭、北非的突尼斯、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魯等地。後來，查理雖然將奧地利的祖傳領地和匈牙利、波希米亞的統治權轉讓給其弟斐迪南，但他仍然身兼西班牙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並領有南意大利、西西裏、撒丁、尼德蘭以及美洲和北非的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其弟斐迪南所統治的帝國版圖廣泛地分布於北歐、中歐、東南歐、亞平寧半島、伊比利亞半島、地中海諸島一直到北非和美洲的廣大地區，在這些地區之間，不僅有地中海、大西洋等自然屏障所隔，而且其歐洲領土也分別被法蘭西、瑞士、德國各獨立邦（巴伐利亞、薩克森、勃蘭登堡等）和意大利諸城市（佛羅倫薩、威尼斯、教皇國等）所隔開，各地人民語言不同、文化相異，連宗教信仰也由於宗教改革運動而發生了嚴重的分裂。這樣一個由於聯姻繼承關係而拚湊起來的超級王朝國家（它甚至超過了中世紀查理曼帝國的疆域），一旦查理五世退位或去世，立即就會被不同的繼承人瓜分為一些彼此獨立、互不相屬的政治實體。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王朝國家的一般老百姓來說，往往隻知道自己屬於哪一個封建領主，而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個國家。王朝國家內部和相互之間的戰爭隻是統治者的事情，是國王、貴族和騎士們的一種專業性活動。國家疆域更是老百姓們漠不關心的東西，不論歸屬於哪個國家統轄，百姓們依然如常地過他們的生活。關於“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的意識，在王朝國家的普通民眾心中都是非常淡漠和薄弱的。這種狀況甚至在西方近代早期的大多數國家中依舊如此，“早期的近代戰爭根本還不是整體戰，這些戰爭除了對政府的財政與稅收造成慘重與深刻的影響外，對那些不曾參與軍隊的平民的生活似乎根本不相涉。在討論和平方案時，根本不會提到‘民族自決’，對於領土與人口的轉移，也不會憂心忡忡，寢食難安。”
民族意識或愛國心是中世紀後期出現的一種新的精神力量，這股力量在宗教素。宗教改革運動之後，由於不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而新教中又分路德派、加爾文派、安立甘派等等）與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間形成了穩固的聯係，再加上《奧格斯堡和約》《威斯特伐裏亞和約》等一係列條約確認了宗教分裂現狀和“教隨國定”原則的現實合理性，這樣就使得宗教信仰與民族意識、愛國熱情相互激勵、彼此促進，最終導致了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例如，加爾文教使尼德蘭人民團結起來，從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培養出共同的民族感情，終於使荷蘭共和國擺脫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安立甘教加強了英國人民關於“英格蘭屬於英格蘭人”的傳統信念，使英國在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鬥爭中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而天主教信仰則使得愛爾蘭人一直否認自己是英國的臣屬，這種抵觸情緒至今仍在北愛爾蘭地區明顯存在著。
普通民眾關於一個政治統一體和文化統一體的心理認同，是近代民族國家產生的重要標誌。而這種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認同最初是與宗教改革所造成的信仰認同緊密相關的。近代民族國家的特點在於，國家的疆域不再由於王室的聯姻而發生轉移和改變，國家由國王的私有財產變成了大多數民眾，尤其是知識民眾普遍關心的共同政治單元，成為“民族的”（National）國家。除國王、貴族之外的其他民眾也有資格參與國家的事務，這種大眾參與最初表現為等級森嚴的“三級會議”或議會製度，國家權力則采取了專製君主製的政體形式（荷蘭共和國是一個例外）。
在西方曆史學中，通常把 17、18世紀稱為“專製主義時代”（Age of Absolutism）。在這裏，“專製主義”一詞並非指道德上的暴虐，而是指政治上的集權。法國的專製主義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 1661— 1715年）達到頂峰，英國的專製主義則在 1707年合並蘇格蘭、形成大不列顛王國時達到頂峰。在“專製主義時代”，西方近代民族國家逐漸取代了羅馬教會和王朝國家而成為曆史的主角。國家之間的衝突與聯係取代了國家與羅馬教會之間的衝突與聯係而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政教分離和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使羅馬天主教會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性和發號施令的權力，從滅主教世界中分離出來的新教則成為各個民族國家的宗教。君主專紀霍布斯等自然法學派的社會契約論中，它的根據又由“君權神授”轉變為“君權民授”。然而這種“君權民授”的契約論思想必然要與“絕對君權”的現實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最終導致了君主專製的瓦解和君主立憲或民主政體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