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勢力均衡”與大國興衰
歐洲近代的國家體係在 15、16世紀已經初現端倪，三個實力較強的君主國——西班牙、法國和英國正在形成鼎立三分的均衡之勢；一些較弱小的國家如蘇格蘭、葡萄牙、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僅居於陪襯地位；另一些國家如意大利、德國則由於分裂混亂的政治局麵，其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三個大國之間的關係。
這種多元格局是近代西方國際政治的一大特點，每當一個大國表現出稱霸歐洲的跡象時，另一些國家就聯合起來遏製它的發展，以求繼續保持“勢力均衡”和多元並立的國際政治格局。特別是英國，在製約西班牙和法國任何一方成為超級大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 17世紀中葉，荷蘭取代了西班牙而與英、法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勢。18世紀以後，荷蘭也開始衰落，而美國和德國則逐漸崛起。這種“勢力均衡”的國際政治格局使得羅馬時代的愷撒帝國在近代西方完全失去了再生的土壤。
近代最初的國際爭端發生在西班牙與法國之間。 1519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西班牙國王）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稱查理五世， 1519— 1556年）。此時哈布斯堡王朝的勢力可謂如日中天，查理五世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和西班牙如同哈布斯堡家族盾形紋章中的雙頭鷹，一個頭在維也納，一個頭在馬德裏，對法國形成了鉗形之勢。然而，哈布斯堡的這兩個頭並非齊心協力，奧地利的主要精力放在對付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脅方麵，因此極力避免與法國的正麵衝突。西班牙雖然處處與法國為敵，但是由於它四麵出擊，樹敵過多，同時要應付來自地中海和紮非的土耳其人、德國境內的新教徒、尼德蘭的叛亂者， 16世紀中葉以後又國同時要在三條戰線上作戰，而敵人之間即使不在軍事上合作，在外交上和商業上也會有意識地彼此幫助。用當時的話來說，西班牙猶如掉進泥坑的大熊：它比任何攻擊它的狗都強，可是從來不能對付所有的對手，結果是漸漸聲嘶力竭。”
除了四麵受敵之外，致使西班牙在 17世紀衰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上的窘迫。由於不斷投入新的戰爭，軍費開支迅猛上升。盡管西班牙每年都從美洲殖民地掠奪大量白銀，但是仍然入不敷出。為了同時對幾方麵的敵人作戰，西班牙不得不保持數量龐大的常備軍，而巨大的軍費開支則令政府債台高築，信用下降。查理五世退位時留紿腓力二世 2000萬杜卡的債務，而腓力二世 1598年去世時所欠債務達 1億杜卡，為此所付的利息約占西班牙政府全部稅收的 2/3.從 1566年至 1654年，西班牙在尼德蘭所投入的軍事費用達 2.18億杜卡，當時的一位西班牙議員抱怨道：“尼德蘭的戰爭把我們的王國整個毀了。”
在中世紀後期，民族國家的雛形最早出現於法蘭西。 14世紀初，法王腓力四世對羅馬教會的勝利揭開了法國專製主義國家發展的序幕。經過瓦羅亞王朝兩個多世紀的慘淡經營，尤其是經過路易十一、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法蘭西斯一世諸王的中央集權和兼並擴張，到波旁王朝建立時，法國已成為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君主專製國家。
在 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法國雖然沒有像大多數北歐國家那樣倒向新教陣營，但是法國統治者們對於天主教信仰的實用主義態度則使法國教會成為政府進行政治交易的籌碼。為了“國家的立場”，法國君主們從此隨時改變宗教的立場。為了與同樣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抗爭，法國人不惜與德國新教徒甚至異教的奧斯曼帝國聯盟。波旁王朝的第一任國王亨利四世本是一個新教徒，為了爭取信奉天主教的巴黎人的支持，以挫敗西班牙腓力二世篡奪法國控製權的陰謀，亨利四世改信了天主教。法王路易十四的鐵腕首相、天主教樞機主教黎世留一方麵在國內用武力剝奪胡格諾派（新教教派）貴族的政治、軍事特權，加強君主專製，另一方麵則在三十年戰爭中支持德國新教諸侯和新教國家荷蘭；他的繼任者馬薩林又與克倫威爾治下信奉新教的英格蘭結盟，其目的都在於打擊法國的頭號敵人西班定不移的天主教徒，在德意誌和尼德蘭的宗教爭端中始終采取不妥協的強硬態度。在這一點上，西班牙人頗類似於堂。吉訶德，為了追求和捍衛某種虛幻的理想而一意孤行。相形之下，法國人倒有點像那位世故圓滑的桑丘，擅長於審時度勢和隨機應變。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們在宗教問題上的頑固態度是致使西班牙帝國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法國統治者們對於宗教信仰的實用主義態度則使法蘭西成為在宗教戰爭中受益最多的國家，並且從 17世紀開始取代西班牙而成為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霸主。
在英國，力圖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尋求妥協的安立甘教（英國國教會）雖然使新、舊教徒均感不滿，但是它那兼容並蓄的特點卻為雙方的和平共處創造了一種寬鬆的氣氛。伊麗莎白時代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溫和態度使英國人在麵對外敵時能夠放棄教派分歧而一致對外，這種溫和立場也使英國成為最早具有宗教寬容精神和言論自由的國家之一，從而為近代科學的興盛和民主製度的出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6世紀 40年代的英國革命和其後的都鐸王朝複辟雖然曾一度激化了國內的宗教和政治矛盾，舊貴族反對中央集權、維護封建割據的叛亂事件也不斷發生，但是到了 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國國教會和君主立憲政體的至高地位的確立，標誌著英國各種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經曆了長期的衝突之後終於達成了妥協。巴勒克拉夫等人認為：“在英國，‘大叛亂’導致了真正的近代國家的建立。 1660年以後，由代表商人與地主的國會和國王分享國家權力， 1688年以後的情況更是如此……英、法兩國抵製中央集權和維護地方自治的最後努力均告失敗，自此後的 100多年中，再沒有發生過‘大叛亂’。”
這種宗教寬容精神和政治妥協原則，與英國國內迅猛生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海外不斷發展的商業貿易和殖民擴張結合在一起，使英國逐漸成長為歐洲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全球殖民體係的“日不落帝國”。
在 17世紀中葉以後，取代日益衰落的西班牙的是荷蘭，它和另外兩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和法國一起構成了“勢力均衡”的新三角。荷蘭共和國雖然直到 1648年《威斯特伐裏亞和約》簽訂以後才得到歐洲各國的承認，但是尼獨立。在其後的 100年間，荷蘭這個新生的蕞爾小國因商業貿易和海外殖民的發展而成為歐洲的強權國家之一，而阿姆斯特丹則成為西北歐的最大港口和貿易中心，荷蘭的商船數占全世界商船總數的 1/3強。由於當時的商船都裝有大炮，隨時可用於海戰，所以荷蘭的海軍足以與英、法抗衡。 1602年和 1621年，荷蘭分別成立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開始海外擴張，與英國、葡萄牙等國家爭奪殖民地的貿易權。荷蘭的共和體製和宗教寬容氣氛成為促進其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大批在歐洲各天主教國家受到迫害的新教教徒都逃往荷蘭，他們的節儉美德和熟練技藝使荷蘭在製造業上躍居歐洲領先地位。
然而，荷蘭共和國在行政方麵絕不是一個高效率的國家，它的政府是由七省聯合組成的一個鬆散機構，國家實權操縱在少數富商手中，荷蘭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商業寡頭共和國。與英、法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相比，荷蘭除了行政效率較低以外，還缺少一個足以支持它成為強權大國的廣闊領土。這些弱點雖然在 17世紀上半葉被荷蘭經濟和文化上的輝煌成就所遮掩，但是當荷蘭與英、法等國進行持久戰時，它們就暴露出來了，並且最終成為荷蘭致命的“阿喀琉斯腳踵”，使荷蘭在與英、法等國的競爭中逐漸處於下風。
三、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
對於近代歐洲的國際格局來說，有兩個重要的外部力量舉足輕重，一個是占據著東南歐虎視眈眈地威逼西歐的奧斯曼帝國，另一個則是在東北歐迅猛崛起的俄羅斯帝國。在 15— 19世紀的幾百年時間裏，這兩個龐然大國呈現出相反的發展趨勢，它們不僅對西歐世界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而且彼此之間也在東歐和黑海周圍的廣大地區形成了直接的對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