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琴譜在唐代經曹柔改進，他“乃作簡字法，字簡而義盡，文約而音該”。過去文字譜冗長的記述，如《碣石調·幽蘭》開頭，“耶(斜)臥中指十上半寸許按商。食指、中指雙牽宮、商”，用簡字譜一個符號就代表了。這大大方便了琴曲的記寫，方便了琴樂的學習傳播。除琴譜外，敦煌藏經洞還發現了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的琵琶譜。
詩歌是唐代文學所取得的最輝煌燦爛的成就。現存唐詩4萬餘首，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學遺產。它的作者包括從皇帝到平民的社會各階層，而以文人士大夫為主。唐詩和先秦的《詩經》相似，在當時主要是為歌唱而寫的歌詞，也是一種入唱配樂的音樂文學，亦稱“聲詩”
。聲詩的蓬勃興旺有文人的努力，也有樂工歌伎的貢獻。一方麵唐代詩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更廣地“唱為歌曲”，並以此為自豪；因為作品被采入樂章，就可能獲得廣泛名聲，或傳入宮廷為帝王所知。另一方麵，樂伎樂工也希望演唱更新更好的詩作，以使自己的演唱增輝。所以才會有唐代詩人們根據作品被樂伎歌唱次數的多少來確定彼此高下優劣的“旗亭唱詩”佳話；才有李賀、李益等詩人被樂工樂伎“賂求”詩篇的佚聞。音樂和文學在這裏找到了最佳最緊密的結合點。文人中許許多多人精通音樂，他們不僅創作適合歌唱的聲詩，還對音樂進行加工完善，甚至編創新的詩樂。眾所熟知的古代歌曲《陽關三疊》，就是一首以著名詩人王維名篇《送元二使安西》為歌詞的聲詩，並作為琴歌發展保存下來了。唐詩與音樂相得益彰，共同創造了中國文學史和音樂史的輝煌篇章。
隋唐音樂文學另一貢獻是詞樂。詞是文人學習和發展了的曲子辭。廣義說，詞(長短句)和聲詩(齊言)以及舊“樂府”體都是燕樂的曲子辭。不過它仍與音樂配唱的方式各有不同。聲詩主要是采詩入唱的配樂方式，即由歌者樂工將詩作與適當的曲調配唱。而詞則是文人“因聲度辭”、“倚聲填詞”，即依據現有的一定曲調創作歌詞。為適應隋唐以來富於變化的多樣的曲調，歌辭不能不突破原有齊言和其他格律限製，逐漸形成多種新的、與一定曲調適應的長短句形式，也就是一個個的“曲牌”。早期詞，如元結的《矣欠乃曲》、張誌和的《漁歌子》均按照民間歌唱已有定式，大體還是七言四句詩。李白的《清平調》、《清平樂》等詞，則是公認的起源於文人的最早詞作。五代和宋代以後，詞漸成為最流行的文學形式，其音樂也有很大的發展，本書將在後麵進一步介紹。
隋唐時期中外音樂文化的交流
隋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唐人敞開胸懷廣泛吸收各族各國文化藝術精華，推陳出新，鑄造了耀眼奪目的居世界最先進行列的大唐文明，深為各國所向慕，對世界各國尤其亞洲各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隋唐的長安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世界一流的大都市。各國使節、商賈雲集，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也最活躍多彩。和中國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從隋開皇二十年(600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年)，就先後有22批“遣隋使”、“遣唐使”來中國。他們少者也有一二百人，多者五六百人。其中有“音樂長”、“音樂生”等成員，著重學習或注意唐朝音樂藝術。如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在唐學習18年，帶回唐武則天敕撰的《樂書要錄》十卷、律管以及方響等樂器。公元805年日本學問僧最澄、義空也帶回唐樂器多種。又如公元835年遣唐使準判官藤原貞敏入唐後，在長安、揚州等地拜琵琶名家劉二郎等為師，回國時帶回數十卷樂譜，其中《琵琶諸調子品》存留至今。他回國後在日本朝廷曾任樂官“雅樂助”。
中國音樂家也有東渡日本的。中唐時名音樂家皇甫東朝及其女赴日演奏唐樂，因風浪阻隔留居日本，皇甫東朝也就做了日本的樂官雅樂員外助。唐朝燕樂流傳日本後受到珍視，經一番融合成為日本所說的“雅樂”，被長期保存。至今其古都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還珍藏被定為日本國寶的一批唐朝的樂器，計有金銀平脫紋琴；嵌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曲項琵琶、阮鹹、箜篌等。唐朝的樂曲如《破陣樂》不僅東傳日本，也早聞名於天竺。
西域樂舞流行長安，許多自長安再傳入日本。如一種戴假麵的樂舞“缽頭”，便在日本一直流傳下來。
中國的音樂對朝鮮也有很大的影響。朝鮮自唐初就不斷派遣留學生來求學。後來它的宮廷音樂有《唐樂》和《鄉樂》兩部，《唐樂》是“中國之音”，樂器也都是中國形製。《鄉樂》是本民族音樂，不過所用樂器也有多種是中國樂器的仿製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