塤塤是我國最古老的樂曲之一。遠古塤皆為陶土燒製，多為卵形，也有球形、魚形等。以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甘肅等省出土較多，長江下遊浙江、江蘇、安徽等省也有出土。音孔由一孔、二孔到三孔(包括吹孔)，能發出兩到三音。
此外還有不少陶搖響器，多為球形，中空，內有陶石粒丸，搖之嘩啦作響。各式鈴也有不少，多為陶製，山西襄汾陶寺墓葬出土的銅鈴尤其值得注意，它不僅耐用，音質也大有改善，並為後世青銅鍾類樂器的出現開辟了道路。
陝西長安客省莊出士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庸，它的形製與商代的庸相近，它是鏞的先兆，還是對當時已有的銅鏞的模仿？目前還無法判斷。
商代的樂器
商代樂器種類有所增多，一些青銅製樂器庸、鏞(大庸)、銅鼓等，尤其引人注目。樂器的性能也有很大提高。
鼓安陽侯家莊西北岡1217號大墓中木框鼉鼓遺跡表明鼉鼓仍為貴族們重視。殷墟出土的雙鳥鈕銅鼓(已流入日本)是木鼓的仿製，鼓麵也仿飾鼉皮紋。湖北崇陽出土的馬鞍鈕銅鼓，形製大體同上例，隻是鈕作馬鞍形，鼓麵無紋飾(當仿牛皮之類)。兩例銅鼓有鈕有足，可以懸掛或平置於地演奏。它們均是雙麵鼓，音響比單麵鼓更加優越。
磬商代早期特磬，如河南偃師二裏頭、山西夏縣東下馮出土者仍為打製。後來進一步出現加以磨製者。河南安陽殷墟武官村一號大墓出土的虎紋特磬及殷墟小屯村出土的龍紋特磬，不僅石料優良，音色音量均佳，磬麵磨製光平，還雕飾虎、龍圖像，十分精美。
除特磬外，也出現了幾件一組的編磬。如故宮藏“永戶攵”、“夭餘”和“永餘”三件一編。發音清越，音高為A#Z6十30、C6±0、D#6+47，可組成如下音列：
561(徵羽宮)或235(商角徵)庸這是商代始出現的青銅樂器，過去習稱鐃，其本名為庸，並見於甲骨卜辭。出土時大多成編(二件至五件一編，以三件為多)。大體分為柄與體兩部分。體部為合瓦形而非圓柱形，後來鍾、鉦、鐸等腔體也都采用這種合瓦形。庸體兩麵均有紋飾，有的還刻有銘文，奏時敲擊庸口沿中部(正鼓部)。編庸的音組合，範圍已知大體在徵-羽-宮-角-徵-宮之內。
它應是一種旋律樂器。
鏞其形體明顯比庸大，一般叫大鐃，古文獻中稱為鏞。已知均出土於長江中下遊地區，湖南尤多，是古越族特有的樂器。
塤商早期塤，指孔有l-3個，晚期多為5個(前3後2)。除陶製外，也有極少石、骨塤。晚期塤均為平底卵形，所發音列以四聲為主，偶用五聲和二變(變宮變徵，即7、4)。晚期有不少墓，大、小塤共出，兩者調高不同，說明殷人已具一定調高觀念或絕對音高觀念，塤已初步係列化並有大、小兩種規格。我國塤形製在商代晚期已基本確定，後世塤隻是基本承襲殷製而稍有損益。
殷人的多種音程、調式及調性觀念，為十二律的發明初步奠定了基礎。
見於商代甲骨文的吹奏樂器還有龠禾(笙)等，尚未發現實物。商代的弦樂器雖迄今未發現實物，但我們認為是很有可能存在的，期望有一天考古發掘能有令我們驚喜的收獲。
西周的樂器
西周宮廷樂舞使用樂器的種類和規模，比商代有很大發展。以鍾磬(編鍾編磬)為核心的“金石之樂”，隨禮樂製度發展而逐漸齊備。先秦典籍對此有不少描述，如《詩經·周頌·執競》“鍾鼓口皇口皇，磬官將將，降福穰穰”，又如上引《有瞽》所提到的包括鍾磬的種種樂器合奏。
考古發現的西周樂器磬、鏞、塤，庸形製大體同商代。原出南方越族的傳播到北方關中成為貴族重器。商代流行的庸，進入西周消亡殆盡。最值得注意的是甬鍾和鈕鍾，代庸而起並廣泛流行。甬鍾在西周早期一編僅三件，到西周中晚期，八件一編便成為定式。尤其是周人有意識地通過一鍾發出不同的兩音，擴大了編鍾的表現力，大大加速鍾磬樂的發展。
商代合瓦體的庸，雖也能在其口沿兩側敲出不同於鼓部的音，但其音高沒有規律。從陝西藍田出土的應侯鍾起，西周中晚期甬鍾口沿右側鼓部，不僅出現標誌性的鳥紋，鍾體內還發現調音錯磨痕跡，正鼓、側鼓音也很有規律地構成小三度音程。這清楚地表明人們已有意識地調整和使用雙音鍾。
陝西扶風齊家村窖藏出土西周晚期“中義鍾”和“柞鍾”，均八件一編，保存較好，均使用正、測鼓部雙音。
扶風豹子溝出土南宮乎鍾銘文中還有樂律名“無射”(音高為B4一14)，提供了判斷西周當有十二律的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