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代中期，棉花的種植幾乎遍及全國各地。乾隆年間(1736-1795年)，李拔在《種棉說》中說他曾“北至幽、燕，南抵楚、粵，東遊江、淮，西極秦、隴，足跡所經，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可見當時棉花栽種的普遍。
在棉花種植區域繼續推廣的同時，出現了相對集中的趨勢。明代已經出現一批棉花集中產地，到清代中葉，原有的一些集中產地，植棉麵積和棉地在耕地中所占比重，進一步提高，並在這些產棉區的周圍或其他地區，陸續發展起來一批新的棉花集中種植區。江蘇、浙江、河北、河南、山東、湖北等地，所產棉花除供本地外，尚有大量外運，成為全國著名的產棉區。
江蘇鬆江、太倉、通州一帶，農田種稻的隻占十分之二三，而種棉的達十分之七八在農產和農業經濟中，棉花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水稻，甚至超過稻田數倍。有些土地專門用來種植棉花，稱為“花田”，以區別於稻田，也有些農民租進土地專門種植棉花，向地主繳納地租為“花租”，以區別於種稻的稻租。
在河北，冀、趙、真、定等州屬，農民中種棉占十之八九。在保定以南地區，過去凡是好地，大多用來處麥，現在則多用來種棉。乾隆年間（1736-1795年），直隸總督方承觀說應京機一帶棉花收獲時，田野的棉花，從京師到寶坻數百裏間，一眼望不到頭；在各家院內，擺滿了曬棉席箔，在陽光映照下，棉花宛如一重片白。河南、山東的棉花種植也都十分普遍。
河北、河南、山東所產的棉花，都大量運銷外省。在河北產棉區，每當新棉上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當地棉商列市收購，外來販運商牽車轉運，棉花生產者趕集賣棉，手提肩找，“莫不負拿紛如”，熙熙攘攘，絡繹不絕。這反映出當時鄉時棉花市場的活躍景象。河南、山東、的棉花交易和販運也十分興旺。有人寫詩形容河南的棉花交易說：“河南暖種多木棉，打包換載未知數”山東東昌府高唐、恩縣一帶所產棉花，大量由江淮商賈轉運外地，據說當地居民“以此致不定富”。
農業開發較遲的東北奉天地區，旗人和漢民種植棉花的也多起來了，並且有棉花轉運到其他省。
民間棉紡織業的長足發展
清代前期設有官府經營的棉紡織業。民間棉紡織生產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多數情況下，清代的棉紡織業仍然是以農民家庭副業的形式存在，棉紡織業的發展和棉花種植的推廣，在地區上是一致的。清朝地方官吏在那些非植棉地區倡導棉花種植的同時，也著手推廣棉紡織業。如在貴州，在散發棉種、教民栽種的同時，又在省城南門外，設局雇匠，教民紡織。在蘇北、皖南、福建、雲南一些棉紡織尚未普及的地區，也都采取了設局置機、教民紡織的推廣措施。
明中葉以前，北方有些地區隻種棉花，而紡織業不發達。棉布絕大部分仰給於江南。即所謂“吉貝則泛舟而鬻諸南，布則泛舟而鬻諸北”，以致棉賤而布貴。明末時，這種情況逐漸改變，北方棉紡織業開始興起。如河北肅寧一縣，所出布匹已達鬆江的十分之一。起初棉布很粗糙，後來其細密程度也已達到鬆江的中等水平了。山東鄒縣，開始民不織布。而到鄰縣買布作衣，以後棉紡織業興起，不僅鄰縣不來賣布，鄒縣自己生產的棉布還銷往鄰縣市場。
進入清代，北方地區的棉紡織業進一步發展，在農戶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如河北饒陽，農民除耕種外，“專事紡織”；高陽則耕織並重。山東濟南府的婦女，縫紉之外，“專務紡績，一切鄉賦及歲終經費，多取辦於布、棉”，巨野縣的貧民，多以賣線換布為生。道光年間，當地流行這樣一種風俗，村民娶媳婦，入門即給1斤棉花，令其紡織，使有贏餘，以為日後添補衣履之用。無獨有偶，當時的山西壽陽也流行同樣的風俗。即新媳婦入門，給棉花10斤，令其紡織售賣，輾轉滋生，滾動發展，以後不再另給衣服。這種風俗的流行，說明棉紡織業在這些地區已經非常普及。
大體上說，到清代中葉，全國各省和州縣，凡有棉花栽培的地方，就有棉紡織業。
和棉花種植的發展情況一樣；棉紡織業也呈現散和集中交錯的發展態勢。集中方麵，除原有的鬆江等著名紡織中心以外，又湧現出一大批新的棉紡織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