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原是絲織業中心，棉紡織業並不發達。從康熙年間起，清政府著令蘇州織造采辦青藍棉布，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曾解運30萬匹。乾隆時，每年派織數由一二萬、二三萬增至四五萬匹不等。到道光時，每年派織的三線等布，由吳縣選鋪領辦。清政府的棉布采辦導致了蘇州棉紡織業的興盛，如長洲縣棉花出產不多，但老百姓不論城鄉，多以紡紗織布為恒產。吳縣不僅棉紡織發達，而且棉布質量極好，細布的價錢同絲織品不相上下。與此同時，棉布加工集散的中心地，也逐漸由鬆江轉移到了蘇州。
浙江錢塘江三角洲是新發展起來的另一個棉紡織集中地。仁和縣鄉村，無論男婦都織布；桐鄉縣民經紡織為業，棉布為當地土產之首。在平湖縣，家家戶戶忙於紡織，婦女點燈夜作，夜作，紡成紗織成布，清晨上市，又將布換成棉花原料，並賺點勞力錢，富裕人家穿絲綢靠它，貧苦人家糊口也靠它。蠶桑之鄉的烏程縣，各處都有棉紡織業。南潯鎮四鄉居民重視女織，各家備有紡車織機。婦女不僅白天紡織，還燒火點燈夜作，也同史書記載的漢代績麻婦女一樣，1個月做45天的工。她們必須一天織一匹布，織好後立即拿去換回棉花，繼續織布。總是那樣忙碌緊張，沒有終了。棉紡織業的發展，家庭生活的艱辛，都在驅使她們加快勞動和生活的節奏。
長江中上遊流域的湖廣、四川一帶，也有新的棉紡織集中地的產生。湖南巴陵(今嶽陽)，棉紡織業十分發達，各地鄉間，機杼聲、絡緯聲，不絕於耳。婦女紡織技術高超，棉布是當地的有名產品。在四川成都平原，廣漢婦女除蠶桑外，也勤於紡織，棉布的堅實美觀，甲於他郡。新津縣，無論男女，多事紡織。因此出產的棉布也最多，有的遠銷千裏之外。
清代前中期的棉紡織業，大部分還是以農民家庭副業的形式存在。自己種植棉花，再利用夜晚和農閑時間，將棉花紡成紗，織成布。產品主要滿足家庭成員的衣被需要。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耕織結合”。這種作為家庭副業的棉紡織業，存在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自己家裏或本地區必須種植棉花，否則就難以推廣。有記載說，江西贛州府隻產苧麻而無棉花。道光年間，有些人開始學習紡紗織布，但因棉花須從他處運去，所以沒有推廣開來。因此當時論者認為，要推廣紡織，就必須先種棉花。
棉紡織業除了以農民家庭副業的形式存在以外，專業化生產在清代前中期也有了明顯的發展。當時有不少人脫離農業或其他職業，完全以紡織為生。如江蘇無錫的一部分地區，居民不分男女，除織布紡花，別無他務。嘉定南翔鎮，農作物隻有棉花一種，居民的職業就是“以棉織布，以布換銀”。太倉的鎮洋和寶山的一部分居民，也是“生計全賴於棉”。這時從事棉紡織生產的，不僅有農民和村民，還有城市居民。在江辦鬆江、川沙、吳縣，浙江嘉善，都有記載說，當地的棉紡織業，不止鄉落，城中亦然。
城市的棉紡織業，專業化程度更高一些。從事棉紡織業的城市居民，一般已經脫離、農業，棉紡織是他們的專門職業。史書中有不少專賴紡織為生的例子。有些地方，甚至男子遊手好閑，不務正業，專賴家庭婦女紡織掙錢養家。他們所用的棉花原料，自然是從市場購進，而不是自家生產的。有的甚至來自外地。在清代出現了一批棉紡織業十分發達的非產棉地。如無錫不種棉，而“出布特盛”，棉布之利“為他邑所莫及”。蘇州府的長洲縣，淅江嘉善、烏程南當鎮等紡織集中地，出產棉花都很少。貴州遵義東鄉，道光年間織布很發達，但棉花原料遠從湖南常德府販運。
隨著農工分離、棉紡織專業化的發展，棉紡織內部也出現了紡和織的專業分工。在明清時期，按照紡車和布機的生產效率，一般要3個人同時紡紗才能供應一架布機所需的棉紗原料。當織布業脫離自給自足而為市場生產時，棉紗原料就不是在一個家庭內和織業相結合的紡紗業所能滿足的。在這種情況下，紡紗業也就有了分離單獨成為專業的必要。明後期已出現棉紗的專業生產。正德時期(1506-1521年)的《金山衛誌》說，金山衛(今上海市金山縣)地方，婦女長於織麻，但織棉布的技術不行，因此，紡紗的婦女，隻賣紗而不自己織布。這種棉紗專業化生產，到清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時，上海有人專門紡紗出賣，據說夜以繼日，紡1斤左右的紗即可糊口。另有某寡婦，專賣紡紗，每日可紡12兩，得工錢50文。道光年間的貴州遵義東鄉，棉紡織業有“織家”、“紡家”之分。織家到當地市場購進來自湖南常德的棉花，用它到市場換紗，而紡家拿紗和他交換，每兩紗可多得二錢至三錢棉花。這樣，“紡、織互資成業”，而且形成了相應的市場機製。而在鄰近其他地方，專業分工尤其是市場機製尚不健全，紡紗的隻賣縫紉用的紗線。結果，織布的“線無所出”，紡紗的“棉不能繼”。當時論者分析說，這種情況的出現，並非婦女有巧掘不同，而是“市場無相資之便”。到鴉片戰爭前夕，即使像貴州這樣經濟發展落後的內地省區，也已經有人注意到市場，重視市場機製對社會生產發展所起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