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洋紗洋布進口引起的手工棉紡織業解體，其過程表現為兩個步驟或階段，首先是洋鈔取代土紗，導致紡與織分離；接著是洋布取代土布，導致耕與織分離。在地區上，大體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線地區，城鎮周圍地區，紡織分離和耕織分離，出現和完成較早，也較為徹底；交通閉塞的內地山區和偏僻農村，這一過程出現和完成的時間較晚，也不太徹底。
洋紗替代土紗的具體過程，在多數情況下是先用洋紗作經紗，然後再用洋紗作緯紗。這顯然是因為洋紗比土紗堅韌，當紗支同等粗細時，洋紗更適於作經紗的原故。這種現象，早在鴉片戰爭前的1828年就已經有人指出過，認為中國人自紡的棉紗不如英國棉紗便宜，“隻是他們很難用它做緯紗，通常都是用來做經紗”。洋經土緯織製土布的做法，在部分地區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0年前後，安徽蕪湖、江西南昌等地，民間織布，還是或以洋紗為經、土紗為緯，或經緯皆用洋紗。兩種情形並存。
然而，在更多的地區，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進口洋紗的大幅度降價，洋紗完全取代土紗的過程全麵展開了。早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廈門、廣州一帶，由於洋紗價格低廉，民間競相以洋紗取代土紗織布，以致紡紗者大多失業。80年代，洋紗對土紗的排擠擴展到海南島瓊州、廣東腹地興寧和華東華北的江蘇、山東、河北等省份。90年代後，江西、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長江中上遊各省，新舊黃河腹地內各府州縣，山東、河北腹地，廣東北江流域和廣西地區，洋紗暢銷，購用洋紗織布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在這些地區，土紗已經被洋紗排擠，手工紡紗業已經大部分消失。
洋紗替代土紗和手工紡紗業的破壞情形，可以從洋紗占土布用紗量的比重及其變化得到反映。據統計，1860年前，洋紗占土布用紗量的比重不足1％，1894年增加到23.4％。此後，替代進程進一步加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13年，洋紗和國內(包括國內外資紗廠)生產的機紗合計，占土布用紗量的72.3％。可以說，手工紡紗業已經基本解體。
洋布排擠和取代土布的攻勢也在同時展開。它先是取代城市和非植棉區的商品布或用商品棉紡織的自給布，接著是某些地區自棉自紡自織的土布。
同洋紗取代土紗一樣，洋布取代土布也是憑借它的價格優勢。洋布進入中國市場，起初是被一部分城市富裕階層使用，商店賬房和店員穿用洋布也很普遍。他們之所以穿用洋布；據說不是因為洋布好，而是因為它比土布便宜。19世紀70年代後，由於洋布價格下降，一些窮苦階級的人也開始購買那些比較起來並不耐穿的進口貨了。正因為這種價格優勢，洋布可以承擔長途運輸費用而深入內地。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地區，首先是沿海地區的手工織布業被摧毀，導致織工失業。早在19世紀60年代前，著名的土布集散中心蘇州，即因洋布行銷，導致“耕機之人少，而穀帛之所出亦少”。到80年代，著名的棉布生產集中地鬆江府，也因“洋布充斥，而女紅之利減矣”。90年代以後，長江和黃河流域內地，手工織布業也相繼遭到破壞。1897年有記載說，“無論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過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七八”。有些地區，土布幾乎絕跡，要想尋找一匹土布，“幾如披砂揀金”。到20世紀初，洋布開始占領東三省市場。在那裏銷售的江蘇土布立即被排擠。原來，通州、海門運銷東北的棉布，每年達10萬餘件。市場被洋布占領後，土布減銷。通海“民間紡織，漸至失業”。部分地區的手工棉織業全麵衰落了。
手工棉織業的解體和手工紡紗業的解體比較，後果和程度都有所不同。手工紡紗業解體後，生產者尚可利用洋紗織布。手工紡紗業消亡，手工織布業尚存，有的地區甚至明顯擴大。手工織布業的解體則不同。原來的紡織生產者，現在既無紗可紡，也無布可織，而且還要買布穿，由棉布的生產者一變而為棉布的消費者，這種經濟上的嚴重打擊，不言自明。正因為如此，手工織布生產者，尤其是自給自足的手織生產者，抵抗也更加頑強。因為個體農戶利用輔助和閑散勞力，紡織家庭自用布，幾乎可以不計成本。更重要的是，洋布對土布在勞動生產率方麵的差距，不如洋紗對土紗懸殊。當時洋紗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土紗的80倍，而洋布隻相當於土布的4倍。同時，洋紗的大量銷售，本身就限製著洋布對土布的替代。因此，手織業的解體不如手工紡紗業徹底。據統計，1840年進口洋布為273萬匹，占當時全國棉布消費量的0.46％，1894年，洋布(加上少量國內生產的機布)的比重提高到14.2％。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13年為34.8％。此後，國內機布產量明顯增加，成為排擠土布的主要力量。到抗日戰爭前夕的1936年，洋布、機布在全國棉布消費量中所占的比重已達56.8％。也就說，原來一半以上的手工織布業已經解體。不過在時間上比手工紡紗業的解體晚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而且，洋布和機布取代的主要是土布中的商品布：至於自給土布的絕對量，縮減有限。這反映了自給自足手織生產者抵抗的頑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