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四年(1888年)，當上海機器織布局籌建多年，尚未投產之時，兩廣總督張之洞決定在廣州籌建織布官局，並通過使英大臣劉瑞芬，向英商訂購布機1000台。張之洞的辦廠方針是“官為商倡”。即先為官辦，等辦有規模，再招商股。
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籌辦中的織布局也跟隨移至湖北武昌，1893年1月投產。
湖北織布局的主要負責人都是追隨張之洞的幕僚，與上海織布局重用買辦、商人的情況不同，湖北織布局製度不健全，管理混亂，財務上更是憑張之洞東挪西借，毫無章法。該廠起初生產不錯，棉布銷路很好，棉紗更旺，但不久產銷轉衰，每況愈下，終至無法維持，被迫於1902年出租給商人。
湖北紡紗官局籌辦於1893年，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英商購得9萬餘錠紗機的全套設備，能用湖北棉花紡製12一16支紗。計劃中的官紗局分為南北兩廠。北廠於1895年動工興建，1898年投產，裝機5萬紗錠。南廠則迄未動工。所購機器後來被張謇拿去辦了大生紗廠。
張之洞辦織布局時，曾注意改良棉產。1892、1893年兩批購人美棉種子，分發棉區各縣農民試種，秋收時由織布局派員收購，並予以一定的優待。這一作法倒是頗有遠見的。
除了上海機器織布局——華盛紡織總廠，湖北織布官局、紡紗官局外，甲午戰爭前開辦的機器棉紡織廠，還有作為華盛分廠的上海裕晉、大純兩紗廠，寧波通久源紗廠，以及朱鴻度創辦的裕源紗廠。福州、重慶、天津、鎮江、廣州等地，也在積極醞釀、籌劃設立紡織工廠。
到1895年止，全國共有機器棉紡織廠7家，合計資本額523萬兩，有紗錠18.5萬枚，布機2150台。
甲午戰爭前，還出現了機器軋花廠。成立於1886年的寧波通久源軋花廠，是第一家機器軋花廠。1891-1893年間，上海、漢口兩地，又陸續成立了5家軋花廠。這些廠起初大多使用日本進口的足踏軋花機，以後才過渡到鍋爐和蒸汽發動機。
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後，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實業救國”的呼誌日益高漲，清政府也打了推行“新政”的旗號，鼓勵民間開辦實業。在這種情況下，商辦新式企業開始興起，而機器棉紡織業成為發展最明顯、最有影響的一個新興行業。
商辦機器棉紡織企業中，籌建較早和富有代表性的是張謇創辦垢南通大生紗廠。
張謇原籍江蘇南通，1894年考取了為之奮鬥了近30年的狀元，但清政府的腐敗和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使張謇痛心疾首。他決心棄官從商，創辦實業，挽救中國，並利家鄉盛產棉花、土布的有利條件，決定以開辦紗廠作為實業救國的基點，恰在這時，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想通過發展近代工業來解決財政困難。於是，張謇受張之洞的委派，從1895年開始，著手籌辦南通大生紗廠。經過5年的艱苦創業，紗廠於1899年投產。
張謇原想完全依靠商資商力獨立辦廠，但因籌困難，隻得利用湖北紡紗官局放在上海楊樹浦江邊未用的2萬錠紗機，折作宮股25萬兩入股，這才勉強解決了資金和設備難題。紗廠也就變成了官商合辦。但不久又改為“紳領商辦”，官股隻領“官利”，而不問紗廠的生產經營和盈虧，使大生又回歸商辦。紗廠投產後，雖然官股利息高，機器設備較陳舊，但因接近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市場，加上經營得法，效益很好。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大生利用當時機紗行情走俏的有利時機，采用“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的經營方針，加速了資金周轉，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在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的同時，上海、寧波、蘇州、無錫等地，也有幾家紗廠成立。1895-1899年和1905-1910年曾兩次出現辦廠高潮。特別是1905年後的收回利權運動和抵製洋貨運動，有力地促進了機器棉紡織業的發展。總計1895-1910年共增設機器紡紗廠19家。到1910年，華資紡織廠共有紗錠509564枚、布機2616台，分別比1894年增長2倍和1／4倍。地區分布也開始由上海向其他城市和地區擴展。新增的19個廠中，隻7家在上海，而12家在外地。這些紗廠大都接近原料產地，棉紗銷售也以內地為主。
這一時期的商辦機器棉紡織業在各方麵都還處於起步階段，大都資金單薄，技術和管理更是相當落後。所用機器大都是英造紡紗機，機器的清棉工程對國產原棉不適用，梳棉功效不佳，影響產品質量。動力還停留在蒸汽發動機階段，煤耗高而壓力不足。所紡棉紗以14支紗最多，10支、12支較少，16支更少。機器生產能力以每天開工24小時計算，每枚紗錠可出14支紗1磅；每台織機可產14磅布60碼。每萬錠紗機需用工人約650名，每名工人一天可紡14支紗約15.4磅。相當於手紡的60-70倍；每百台織布機需用工人約280名，每名工人一天可織14磅布約21.4碼，約相當於手織的3-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