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方麵更為落後。紡織廠的實際主辦者，除少數商人、買辦外，更多的是一些八麵玲瓏的候補道員或現任官吏。他們對近代機器紡織業的生產技術和新式企業的經營管理知之甚少，甚至一竅不通。工程技術全賴洋工程師主持或傳授。工廠管理則保留著落後的工頭製，造成原料、機物料和動力、人力的很大浪費，產品的成本高，而質量沒有保證。
基於上述原因，商辦機器棉紡織廠的競爭力不強，經不起洋紗洋布傾銷的壓力，更無力同外資紗廠抗衡。市場上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出現華資紗廠減資、減工或出租、出賣的情況。甲午戰後新建的19家紗廠(包括中外合資)中，隻有大生紗廠一家，經營效益尚佳，得以增資增機，其他各廠不但無力擴大生產規模，甚至因無力維持而被迫改組。據統計，這一時期新、舊各廠共出現改組、出租或出賣27次。這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商辦機器棉紡織業的脆弱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西方列強忙於戰爭，一時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洋紗進口減少了一半，減輕了洋紗對國內機紗的市場壓力；同時，棉花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原料充足。社會和政治方麵，全國人民的愛國反帝鬥爭高漲。所有這些，大大促進了民族資本機器棉紡織業的發展。1914-1922年，由民族資本開設的棉紡織廠達86家，紗錠從50.3萬枚增加到159.8萬枚，增長了2.2倍；布機從2566台增至6675台，增長了1.6倍。年增長率分別為15.6％和14.4％。
這一時期不僅創設的紡織廠數量多，而且出現了一批大廠。上海的申新、永安、大中華、天津的裕元、華新、裕大、恒源、北洋，鄭州的裕豐，武昌的裕華，石家莊的大興等大廠，都是這個時期創辦的，並初步形成幾個資本集團。地區上則繼續向北方和腹地擴展。
各廠的機器和技術裝備，以及廠房建築等方麵，也較前一時期有所改進。原來紗機多用英國貨，大戰期間改用美國產品，較為新式。動力設備由蒸汽發動機改為電動馬達，不僅節省了燃料消耗，而且使原來有些用人力的工序(如搖紗)，開始改用機械動力。廠房由過去二層或三層磚木結構，多改為鋼筋水泥的鋸齒形建築，防火性能和采光都比過去好，廠內運輸也較方便。工程技術人才方麵，這時國內的工程技術人才已開始成長起來。紡織技術的研究和改進，國外優質棉花品種的引進和推廣，也開始引起重視。
在引進以及推廣美國優質棉種方麵，出身於棉花行學徒的棉紡織工業家穆耦初有很大的貢獻。他十分重視棉種改良，曾撰寫《植棉淺說》小冊子，刊印數萬份，分送各棉區，推廣植棉新法，並創辦穆氏植棉試驗場，示範試種美棉。又出資購買美棉種子20噸，分發各棉區推廣種植。1915年在華商紗廠聯合會的資助下，在各地設立植棉試驗場10多處。他創辦的紗廠，都采用當時比較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收到一定成效。他創辦的德大紗廠，產品曾在1916年北京賽會同類產品評比中獲第一名；原生紗廠曾一度成為同行業的觀摩對象。
一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尤其是日本對華投資空前擴張。1921-1936年，日資紗廠的紗錠由37.2萬枚增加到213.5萬枚，布機由1986台增加到28915台，分別增長4.7倍和13.6倍。紗錠與華商紗廠相差無幾，而布機則超過華廠。而且資本雄厚，設備較新；又是集中經營，其實力遠遠超過華商紗廠。不僅如此，日本還插足華北的棉花生產，操縱中國國內的棉花運銷，壟斷中國的棉花進出口貿易，中國成為日本的棉紡織原料供應地。日本喧賓奪主，中國棉花必須優先滿足日本棉紡織工業的需要。中國民族資本的投資環境急劇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機器棉紡織業在經曆1919-1922年的設廠高峰後，很快轉入蕭條期，進入30年代，由於世界經濟大危機和日本占領東北三省，中國機器棉紡織業的境況愈加險惡。新廠建設基本停滯，老廠則因經營不景氣，紛紛出租、改組、出賣，大批紗廠被日商兼並。結果華資紗廠在中外紗廠中所占比重下降。紗錠和布機比重分別從1921年的66.2％和61.7％降至1931年的57.3％和46％，再降至1936年的53.8％和43.6％。資本額比重下降幅度更大，從1921年的75.9％降至1931年的56.7％，到1936年則隻占44.2％了。
華資紗廠內部的兼並也進一步加劇。張謇的大生集團和榮家申新集團，依靠擴建或兼並繼續擴大。到30年代中，申新資產總值已達7365萬餘元，成為我國最大的棉紡集團。永安、裕大華和華新3個棉紡資本集團也在這一時期形成。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棉紡織業也有發展的一麵，主要表現在機器設備、技術裝備、產品結構和經營管理等方麵的進步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