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期間，因英國不能供貨，紗廠機器已改用美國貨。到20世紀30年代，國內已能生產全套紡機，建廠、安裝、維修已全用本國工程師。一些機器配件也多已采用國產。
產品結構方麵，紗廠所產棉紗原以供給農村手織戶為主。其規格多為14支、10支粗紗。一戰後，鐵木機布廠和改良土布盛行，紗廠紡紗向細紗發展，20年代以“支紗為主，30年代則多紡20支紗。同時，機紗取代農村手紡紗的過程已經終結，紗廠自行織布轉而有利可圖。因此，各紗廠擴大了織機配備，1921-1936年，華商紗廠擁有的織機數由6675台增至25503台，增長了2.8倍，遠比紗機的增長幅度(1.2倍)為大。
紡紗和織布的技術裝備都有所改進，勞動生產率提高，成本有所降低。30年代，申新、永安、裕華等大的紡織企業相繼購置大牽伸細紗機。改用大牽伸後，每萬錠紗機可減少工人一二百名，並節省了空間和電力，提高了紗錠生產率。紡紗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也有了提高。從清花、梳棉到出紗，每萬錠需用工人數，由一戰前的600名減少到30年代前220名，每名工人年產紗量由1921年的6.7件增加到1935年11.1件，提高了65.7％。一些較大的紡織廠已開始使用自動或半自動織布機，織布的勞動生產率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不過這些技術裝備方麵的改進，主要限於少數大廠。更普遍的情況是機器設備老化和超期服役，產品成本高，質量低，在中外產品的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尤其是在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時，更隻有停工、倒閉或被兼並之一途。據統計，1935年全國的90家華商紗廠中，停工和減工的分別達24家和14家，停工減工的紗機占全部紗機的36％以上，出租、出賣或被兼並的達33家，在危機蕭條時期始終維持正常營業的不到10家。
布機改良和新興土布業中心的形成
20世紀初葉，我國農村和鄉鎮傳統手工織布業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都發生了某些變化。
最大的變化是飛梭改良布機和足踏式鐵輪機的輸入與推廣。傳統的投梭布機靠雙手來回投梭，速度很慢，布幅受到投梭力量的限製，十分狹窄。飛梭改良布機是將投梭機的織緯機構加裝滑車、梭盒、拉繩等部件，加快了運梭的速度和力量，使投梭的頻率和布幅都提高了1倍。這樣，按織布的麵積計算，飛梭布機的勞動生產率比老式投梭布機提高了3倍。
不過，飛梭機和投梭機都有同樣的缺陷，即在進行放經、卷布和移綜3項工作時，要停止運梭織布，影響了織布速度。而鐵輪機則完全克服了上述缺陷。它利用飛輪、齒輪、杠杆等機械原理，將開口、運梭、打緯、卷布、送經等5個動作的機構，連成一個整體，由足踏板來做總發動機關，各部分隨即自行動作。這樣，放經、卷布、移綜等工作可在不中斷運梭織布的情形下完成。織布速度比飛梭機又提高了2倍，每天可織布30-40碼。鐵輪機大約在1906年前後從日本傳入，到20年代已在許多地方推廣。
飛梭改良布機尤其足踏式鐵輪機，不僅在生產速度上縮小了手工織布同機器織布之間的差距，而且使土布在質量和規格上更接近於機織布。
此外還有一種改良提花機，它利用複雜的自動裝置，可以自動織成多種花紋圖案，大大節省了勞動力，提高了產量，使手織業超出了平紋布的範圍，擴大了織造領域。提花機也是在1906年前後由日本傳入的。天津曾設有紡織學校聘請日本技師傳授提花機的使用方法，以後漸漸傳播開來。
由於市場上洋紗、機紗的大量供應，改良織機的傳入和推廣，使得一些地區的手織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一些原來主要以紡織自給布為目的的農戶，擴大經營，專為市場而生產，並從中分化出一批織布大戶。一些原來不從事織布的農民或城鎮居民，也改行織布。這樣發展起來的手織區域，往往擁有好幾萬織戶，由此形成一批新的土布業中心。
20世紀初葉，各省都有若幹土布生產相對集中的縣：如河北的高陽、寶坻、定縣，山東的濰縣，山西的平遙，江蘇的南通、江陰、武進、常熟、崇明，浙江的平湖，安徽的合肥，江西的南康、南昌，湖北的黃崗、孝感、湖南的長沙、常德等。據20世紀30年代初的調查，土布年產量一般都在100萬匹以上，最多的超過500萬匹。其中高陽、寶坻、定縣、濰縣、平遙、南通、江陰、武進、常熟、平湖、南康、南昌、黃岡等縣，更是當時有名的土布業中心。
河北高陽土布生產集中地除高陽縣本身外，還包括鄰近的蠡縣、安新、清苑和任丘一部分地區。高陽的手工棉紡織業出現較早，也較普遍，但在20世紀以前，基本上屬於自給自足的家庭副業，很少外銷。而且技術簡陋，所織布匹粗糙不勻，長短寬窄不一，不可能大量外銷。